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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我申请了吗？你们就批准我？紧接着大喜报就贴出来了，马季是头一个。“工宣队”的问我：“怎么样？你被批准了。”我说：“我没意见，我早就应该走。这也是你们早就安排好的，我一点意见没有。但是我走之前，我要提一点意见：我要问问那位领导我是哪个大奸商的后代？我是哪个地主婆的后代？那个资本家的门徒？我希望他能拿出材料来，我好在上面签字。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谁都别埋怨谁！能怨谁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都弄成疯子一样，那是一场浩劫啊！

但是在“文革”中不管怎样，我对相声一直是有信心的，相声我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因为我太爱她了！你不让我明着搞，我暗地里搞；你不让我说相声，我暗地里琢磨相声。所以在“五七干校”突然让我写相声的时候我在锅炉房里也能写出相声来。

我跟别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我不把它看成是对我的迫害，它是我的财富！我甚至庆幸我赶上了这个阶段！我要不挨斗去，我怎么能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对人性怎么能有更深的理解？

嫩江的两次历险（1）

我们广播系统三百多人，在1969年的6月进入了靠近祖国边陲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在东北的嫩江地区，离嫩江市还176公里，到那里我们要拿着“边防证”才能进出。我们呆的地方是一个废弃了的养马场。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十月份上冻，地下都是“塔头”地，一个大包、一个大包长着草，远看是一片草地；等化了冻，就成沼泽地了，走路不小心就能陷下去。周围全是沼泽地，夏天与外界交通断绝，冬天结冰才能与外界通行。这里有四害：蚊子、马蝇、小咬、老鼠，无论是它们的数量还是它们对人的攻击力，都令人永生难忘。

冬天上冻了，马车、汽车和运输工具才能进来。

在那地方只能种一季麦子，用“康麦音”播种机，种上了就不用管它，就等着收了。要是赶上收麦子的季节下雨就收不回来，割掉了也不行，拉不回来。马车、拖拉机陷里头根本出不来。只能用火一点，烧着了，来年作肥料了。

有一次，我和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金钟一块到麦子地里去干活，割完之后一看拉不回来了，我说我这带着打火机哪，他说：“不用，我这有火。”唰，他就点着了。

我们回来了，他给打成了个“反革命”！说他“放火烧粮食”。当时我还说我这有火，亏没用我的火啊！要用了我的火，我也是“反革命”了。

这“五七干校”的地址是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头选的。他们说了：“这一帮人就给他们送这儿来，以后爱怎么着怎么着了。”那地方当年的日本鬼子都没敢进的，我们去的时候那儿还有日本鬼子修了一半的军用机场哪，养马场也是废的，让我们上这儿来其实就是折腾人，变相劳动改造。

在嫩江的“五七”干校里，我在厨房干活，主要的任务就是揉面，做面食，一天到晚就干一件活儿，面揉完了，蒸上屉就没事了。有一天干完事之后，拿起鱼竿和原来少儿部一位同事钓鱼去了。

我没有时间概念，秋天的夕阳很快就落下的。我和那位同事，往出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天就黑了下来，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水泡子。不知不觉天愈来愈黑了，我们俩有些慌了，因为已经看不到回去的路了。我问那同事还记得来的方向吗？他说不记得了。这时天已经大黑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对他说，我觉得今天要出事儿。

我们凭着记忆试探着往回走，深一脚浅一脚的，越走越觉着不对。当我看到前面有一片亮光试着走时，突然感觉脚下一滑，一只脚陷了进去。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塔头”地，我告诉那同事咱们不能再动了，否则咱俩非陷进去不可。只能这样等待着救援的人来。此时，我真的有种恐惧的感觉。

夜更黑了，天也显得更加空旷。当时我想，也许今天就交待在这儿了，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呢？因为到了夜里那地方经常有狼出没，而且经常会碰到群狼。

又过了一会儿，我恍恍惚惚觉得远处有隐隐约约的光亮，我对那同事说，好像远处有灯光。他说，是，好像是拖拉机。灯光渐渐近了，有很多人跟着拖拉机的灯光走过来……

原来是晚上点名时，发现没有了我们俩，有人告诉说我们去钓鱼了。干校的领导一听就急了，说这是什么地方去钓鱼，天这么黑了还没回来，这不是找死吗。就发动了干校的全体人员出来找我们俩，而且出动了拖拉机。回去之后，我们俩在大会小会上作了好几次检查才算过关。不管怎样，没有出事，也算我们俩幸运了。这算我在嫩江的一次历险。

由于批斗会批的，我的腰间盘骨质增生了，一阴天下雨我这腰就动不了，疼得要命。到十月份了，嫩江的天气就冷了，大头棉靴子，大皮帽子，大皮衣我都穿上了。有一次我挑担子，刚一起来，哎，坏了，犯病了，动不了了。

马增慧看见了：“怎么了你？”我说：“坏了，又犯病了，动不了了！”她扶着我进屋，我躺了几天。没办法只能拉到齐齐哈尔的医院看病去。到了医院大夫看了看说：“你这病啊，我们这儿治不了。”给我开了一个诊断书：“建议此人回原地治疗。”我拿回去给“五七干校”校长看了，校长说：“这样不行，让他回去吧。”这样把我打发回北京了。

嫩江的两次历险（2）

十月底，让我回北京。我一个，还有帮助我们“五七干校”修电锯的一个师傅，一块走。用大马车把我们从干校拉出来，拉到公路边上的边防站，等过往的车，再搭人家的车去火车站坐火车。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车，一看车上拉的是煤，上头坐着七个人，还有一个武装部的政委，有一个去城里看闺女的老太太，闺女生孩子了，挎着一篮子鸡蛋，她进城去看望，另外还有几个人。

“你们上去吧，”开车的说。就扶着我上去了，修电锯的师傅就跨坐在车的边上：“我这不远，前边就到了，我就这儿跨着吧。”车刚要走，后头又来一辆车。车上没拉什么东西，比较空，就有俩人站在车上。司机就说：“哎，你们俩下来吧，上那个车。”就把我扶下来了。修电锯的师傅说：“我不下了，我这就到了。”他没下车，车一溜烟就开走了。

那辆车往前走了不到六十公里，车就翻了！那个老太太让煤给捂死了，那位政委也给捂死了，政委带了一个小战士，围着政委的尸体转圈，拿着手枪“乓乓乓”往天上开枪呼救。车一翻时把我们修电锯的师傅给甩到稻田里去了。我们赶上来一看，坏了！赶紧下来，救人！我也忘了腰疼了，赶紧上前把修电锯的师傅搀起来！其他人也搀起一个来，扶到公路边上在那儿坐着。后来来了一个大铲车，连人带铲车一块扒这些煤，受伤的人被送到了医院，死去的人不知如何处理的……我真是命大，庆幸自己没有坐这辆车，否则不堪设想。这是我在嫩江的第二次历险。

几经周折的《友谊颂》（1）

我从干校回来，北京还不允许演相声。1972年5月，天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举行业余文艺汇演，这一消息惊动了北京文艺界，许多单位和个人纷纷前往观摩。我和唐杰忠也赶到天津。这次汇演虽说是业余性质，但是有许多专业人员参加，节目丰富多样，出现了几对相声。我们很兴奋，感到相声复出有了希望。其中铁道部第三铁路设计院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一个相声，内容是表现修建坦赞铁路的事情。他们去过坦赞铁路施工现场，有生活，很新鲜，但相声技巧谈不上。我看了这个段子，就想拿回来修改。我跑到后台找到作者一商量，作者很痛快，“好哇，马季同志，谢谢你了。”段子拿回来，我和王金宝一起修改，这是我和王金宝的第一次合作。

这一段时间，我的腰椎有病，严重的骨质增生，压迫腿神经，阴雨天犯病的时候，腿动不了，必须卧床休息，这是在“五七”干校落下的病。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有一次正犯病在家躺着，曾在“五七”干校当军代表的北京南口某装甲师参谋长，为部队办一个晚会，就开着车来接我去演出。一看我的情况，他说：“走，上我们卫生队给你治治。”我妈不明白，直掉眼泪，“人都这样了，怎么还拉走啊。”拉到部队，打了一针吗啡，上台演出没事，之后就留下来了。治疗过程很长，是按摩治疗。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时间修改相声段子，就把王金宝叫来了。当时殷培田和于万海也赶去看我，我们四人就一块儿讨论修改方案。师部给我们安排住在招待所里，吃在部队食堂。一改就是几个月，左一稿，右一稿，有机会就试演，多么盼望相声能有出头之日啊！但就是通不过。当时哪有相声啊？曲艺只通过了一个单弦《一盆饭》，一个快板书《奇袭白虎团》。

在这段时间我时常感叹：相声想恢复演出，真不容易啊！《友谊颂》改出来后，王决同志组织录音。然后拿着录音到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征求意见，意见反馈不错。又派我们去充实生活，学一些斯瓦西里语，因为段子里有许多斯瓦西里语，是跟援外战士学的，不怎么标准。

一天上午，在二七剧场，我们要向于会泳为代表的文艺组领导汇报演出，争取审查通过。

临场前的气氛，异常紧张。北京曲艺团的协理员做演出动员，他说：“今天，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就看你们的表现了！一定要把过去的表演程式、动作都去掉，不能带一点旧痕迹，千万别油！这关系到相声的生命问题，希望大家争这口气！”

我也紧张，因为身上的“担子”太重了。还好，没出什么差错，顺利演完。演完了还是紧张。因为还得等待结果。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吃过中午饭，广播局的一位领导叫我们：“过来，过来，这个段子没有通过。”

“为什么？”

“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什么问题？”

这个领导拿好姿势，慢条斯理地说：“毛主席讲，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你们这里体现不到。不客气地讲，人家提出的意见是说，这个段子跟毛主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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