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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　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　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　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　。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　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　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　。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　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　，派胡■刺探民隐　，奖励告密　，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　，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　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　。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　。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　。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　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　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详见余篇），便是最好的证明。

六、艰难民生

一个国家，必须有安定的秩序，否则，这个国家便无法维持。但安定的秩序并不只是凭借武力高压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凭权术便可以造成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安定首先是民众生活的安定。没有一个政府或统治者不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得到长治久安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一定是个明君；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或受到忽视，必是个庸主。朱棣对这个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圣君贤主自期的。永乐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历代帝王，祭毕，朱棣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话：

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我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修祀，著为常典。朕今此举，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尽心赞辅，庶几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够爱抚百姓，协助他使天下达于至治。永乐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进京朝见，朱棣对他们说：

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惟尽乃心，惟尽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道，极施无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门之外张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厉军民者，必罪不赦！”

我们还要举出朱棣命礼部发给中外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进他的致治之道。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礼部移文中外诸司：

一遵成宪，爱恤军民，必崇实惠。且以农桑衣食之本，必及时劝课；学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劝勉；赋役必均平，科征必从实，祭祀必诚敬，刑狱必平恕，孝顺节义必旌表，鳏寡孤独必存恤，材德遗逸必荐举，边徼备御必严固，仓库出纳毋侵欺。有官吏贪暴旷职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具实纠举。

上文已经说过，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打起了维护祖训、恢复旧制的旗号，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于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顾惜地将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势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采取措施，至于祖训云云，对他来说并不像夺权时那么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抚军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时，各地臣民对朱棣的大规模杀戮还惊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晓谕军民各安生业，他说：

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以高压强行使百姓就范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乐业”，反以告讦、死刑相威胁，其时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轨道，朱棣还脱不出军事高压的模式。他相继向全国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担任“整肃兵备，安抚人民”的任务，如都指挥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苏州卫，都督佥事赵清往凤阳中都留守司，前军左都督李增枝往荆州，江阴侯吴高往河南、陕西等等。但是，仅靠武力高压的“抚安”是不够的，朱棣也同时注意到民生的实际问题。因而，这时也派了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应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瘼，令其将“何弊当革，何利当兴，速具奏来”。第二年（永乐元年），他又派监察御史、给事中这些“朝廷耳目，侍从之臣”，分诸直隶府州县及浙江等布政司抚安军民，宣传他的与民休息之意，并要求他们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时约束他们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有故违者具实奏闻，以法治之”。　这些措施，还带有为“靖难之役”善后的色彩，这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会秩序稍为安定之后，必须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

一个社会成员主要是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国家，首先必须安定好农民，首先管理好农业，才能使社会安定、民有所养而财用不枯。土地、种子、农具、耕牛，以至于耕作技术、水旱蝗灾都是执政者应该考虑的。《明太宗实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朱棣的具体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屯田，耕种乏牛者，官市给之；乏农具者，宝源局铸造给之。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论述朱棣开发北京时要详细介绍。

减少工作，与民休息。例如：

永乐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谓兵部尚书刘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诏内外诸不急之务一切停止，毋妄劳人敛财，庶少息兵民。今闻诸司尚有不体朕意，横虐吾军民者，其申谕中外，自今军执常役，民安常业，官守常职，虽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须奏准然后行之，违者加罪。”

又如：

永乐元年四月丁巳，山东兗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县民丁三千余人，修治鲁府，东作方殷，乞暂停工，今归耕种，俟农隙就役。”从之。

再如：

永乐元年四月乙丑，赐书楚王祯曰：“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甦，兼旱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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