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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最初发现贝尼到“伟伦”药店买药而不是到自己店铺，还有警官麦卡尔斯也不到他这里喝他喜欢的那款可乐的时候，他是很在意的。在他脑海里冒出来的想法是：贝尼你见鬼去吧！警官你见鬼去吧！但是内心深处他又很在乎。那天晚上在药店开会的事情是不是影响了店铺的形象和销售呢？他那天晚上说的那些坚定抵制的话是不是值得呢？马龙忧心忡忡，想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他也不知道。这种焦虑影响了他的身体状况，他开始出差错——是像他这种精明的记账人不该犯的错误。他发出的账单有问题，顾客开始不满，他也没有力气好好去促销。他清楚自己在每况愈下。他躲在家里像躲进避难所，经常一个人躺在双人床上，一躺就是一整天。

马龙知道自己的死期不远了，他现在对每天的日出都非常敏感。在一个漫长的黑夜过后，他期待黎明，期待在东方出现的第一道象牙色和金黄色交错的曙光。如果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他就会在床上坐起来，靠着枕头，急切地等着太太把早饭给他端过来。但如果天有些阴，或者还下着雨的话，他的心情就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他就打开灯，开始烦躁不安地抱怨一通。

玛莎尽力安慰他：“这就是天要热起来的缘故。等你习惯了这天气你就会好起来的。”

但是不对，这不是由于天气的缘故。对于他生命即将结束和又是一轮新季节的开始之间的矛盾关系，他已经不再纠结了。紫藤架上茂盛的薰衣草开了又谢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去菜园里种蔬菜。泛着金黄的嫩绿柳树现在颜色也变深，很奇怪，他总是认为柳树该和水连在一起。但是他家的柳树没有水，虽然街对面有一泓清泉，但他家里没有。是的，大地在更换季节，春天又来临。但是他已经对自然，对周围的一切不再怀有反感。一种奇怪的轻松浸入他的心灵，让他感到欣喜。他看着大自然中的一切，感到都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他不再是那个看着一只没有指针的时钟的人了，他不再孤单，不再反抗，不再痛苦。这些天他甚至不再去想死亡。他不再是一个垂死的人……没人死，因为每个人都会死。

玛莎会坐在屋子里织毛衣。她又开始重拾织毛衣的活计，而马龙看到她在屋子里会觉得踏实。他不再去想那些曾使他很困惑的关于孤独不同层次之类的问题。他的生命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收缩。那是床，那是窗户，那里有一杯水。玛莎把他的一日三餐都用托盘端到床头，每天还都会带来一束花，放到床头的花瓶里插好，有玫瑰、长春花，还有金鱼草。

对妻子已经淡漠的爱又回来了。玛莎变着花样想出些精妙的点子让马龙可以有食欲，或者陪着他坐在一旁织毛衣，马龙对她的爱，对爱的真谛理解更深了。比如玛莎会从“古帝百货公司”买来一个粉色靠枕，这样马龙就可以在床上坐直起来，而不是只靠那个湿漉漉的容易滑动的枕头。这种体贴让他倍感温暖，也很感动。

自从那晚在药店开会之后，老法官就把马龙当作病人来看待。他们之间的角色互换了，现在是法官经常带点儿零食和水磨的食物，还有芜菁、甘蓝菜和水果来给他这个病人。

五月十五号这天，医生来看了马龙两次。上午来了一次，下午又来了一次。现在马龙的医生是卫斯理大夫。五月十五这天，卫斯理大夫在客厅单独和玛莎谈话。马龙也不在乎他们在另一间房间里谈论自己的事情。他不担心也不好奇。那天晚上玛莎给他拿来海绵擦身，她帮他擦洗发烧的脸颊，把古龙香水喷洒在两只耳朵后面，又倒了些香水在浴缸里。然后玛莎用香喷喷的水帮他洗着他多毛的胸膛、胳肢窝，双腿和他疲软的阴部。

马龙说道：“亲爱的，没有男人会有像你这么好的妻子。”这是他从结婚到现在，第一次叫玛莎亲爱的。

玛莎去了厨房，在那里哭了一会儿才又走回来。他带回一瓶热水。“夜晚和清晨会有些冷。”她把热水瓶放在床上，问道，“舒服吗，亲爱的？”

马龙抵住靠枕在被窝里用脚寻找，触到热水瓶。“亲爱的，”他又说，“我可以要点儿冰水吗？”但是玛莎把冰水拿来的时候，冰块碰到了他的鼻子，马龙就说：“这些冰块弄痒我的鼻子了，我只要冷水，不要冰。”

玛莎把冰块取出后，又去厨房独自哭起来。

马龙没有觉得痛苦。只是觉得好像身上的骨头越来越重，他又开始抱怨了。

“亲爱的，你的骨头怎么会变沉呢？”玛莎说。

马龙说他想吃西瓜，玛莎就去“皮扎拉提”——城里最大的水果和糖果商店买外地运来的大西瓜给他吃。但是当她把一片切好的西瓜端过来时，马龙看到粉红的瓜瓤和银白的西瓜霜，他又觉得西瓜的味道不是他想的那个味道了。

“你得多吃好保持住体力啊，马龙。”

“我为什么要保持体力？”马龙说。

玛莎给他做奶昔，还偷偷打了个鸡蛋在里面，打了两个。见到他喝下去，玛莎感到欣慰。

艾琳和汤米常常在马龙的病房里走来走去，虽然他们说话时已经尽力压低嗓音，但对马龙来说还是有点儿吵。

“别打扰爸爸，”玛莎说，“他现在感到很累呢。”

十六号这天，马龙感觉好些，好好洗了个澡，然后甚至要自己刮胡子。他硬要去浴室，但是当他来到盥洗池边，他只能两手紧紧抓住脸盆，于是玛莎扶着他又回到床上。

回光返照的迹象已经来了，马龙那天精神异常兴奋，在《米兰信使报》上他看到一个人为了从火中救一个孩子自己牺牲了。虽然他并不认识这个孩子也不认识救人的人，但他却开始哭起来，哭了很久。他读什么都精神亢奋，对蓝天，对窗外的事物——那天天空没有云彩，阳光明媚——他被一种幸福感所包围。如果不是觉得浑身骨头太重，他真想下床去药店里呢。

到了十七号，他没有看到五月的太阳升起来，因为他一直昏睡不醒。慢慢地，他感到昨天生命那种最后的活力正在离他而去。声音似乎都在很远的地方，他无法进食，于是玛莎在厨房给他做了奶昔。她放了四个鸡蛋，但是他吃的时候抱怨味道太浓。昨天和今天的想法都混在一起。

到了晚上，他拒绝吃那份鸡肉晚餐，这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老法官突然出现在他房间里。他青筋暴露：“我是来拿几颗眠而通的。马龙，你听到收音机里的新闻了吗？”然后他望着马龙，看到他变得如此虚弱，大吃一惊。难过压过了他的怒气。“对不起，亲爱的马龙。”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谦和，然后他又提高了声音说道：“但是你到底听到消息没有？”

“唉，法官大人，听到什么啊？怎么回事？”玛莎问。

法官唾沫四溅，气得语无伦次地说起最高法院已经做出黑人和白人同校的决定。玛莎听了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只一个劲儿地说：“哎呀，天啊！天啊！”她实在还没有完全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要采取行动了，”法官大声说，“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要反抗。所有的南方人民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力争到死。这种决定写进法律条文是一回事，真正强制执行是另一回事。车在外面等我，我要去电台做个演讲。我要把大家团结起来，我要说一些简明扼要的话，民主，尊严和义愤填膺，你会懂我要说的意思。比如就像这篇‘八十七年前……’一样，我在去电台的路上会再好好构思一下。别忘了收听。这将会是一篇历史性的演讲，会对你有好处的，亲爱的马龙。”

一开始马龙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老法官在自己房间里，他就听到一个声音，有一个大汗淋漓的身影。然后他才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在他耳畔嗡嗡响着，他却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什么白人黑人同校……还有最高法院什么的。这些名词和想法在他脑子里游荡，但意思已经模糊不清。最后马龙对法官的爱和友谊让他从死亡线上又转回来。他听着收音机，玛莎把它打开，但是因为里面正播放着一首舞曲，玛莎把音量调到很低。这时开始插播一条新闻，又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决定。在播报之前，开始转播老法官的演说。

在广播电台的隔音间里，法官抓住麦克风，显得非常专业。但是尽管在来的路上他一直在准备这次演讲腹稿，但是现在他却还没有构思好。他的想法杂乱无章，太难以置信，他无法调度好抗议活动的宣传工作。这些想法太富有激情了。他义愤填膺，带着挑衅的态度——也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发生中风，或者更糟糕的事情——法官站在麦克风面前，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那些话——那些粗鄙的语言，诅咒的恶语都不适合在电台说——只能在他心头翻滚，但那样的话就不是具有历史性演讲了。现在他脑子里唯一记起来的就是在法律学院里背诵的那篇演讲词了。隐约地，他知道自己要讲出来的话和他本来的意识背道而驰，他也别无选择，只有单刀直入。

“八十七年前，”他开始说，“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她受孕于自由的理念，并献身于一切人生来平等的理想。如今我们卷入了一场巨大的内战，以考验我们国家，或任何一个受孕于自由和献身于上述理想的共和国是否能够长久生存下去。”

播音室传来扭打声，法官用激愤的语气说：“为什么捅我！”但是，他既然已经开始在做这篇历史性的演说，就不容易停下来了。于是他更大声地继续说下去：

“我们聚集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场上，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土地奉献给那些为使这个国家生存下去而牺牲了的烈士们，作为他们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我说，你别再捅我了，行吗？”法官又大声嚷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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