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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页）

围巾和笔袋又被翻了出来。棕色的手套，厚重的螺旋装订笔记本，这一次都被他暴躁地猛抽出来，地铁图、一把折好的雨伞都被倒在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的引擎盖上。

他不敢相信地摇摇头，在人行道上跺脚，生气地把大衣扯下来，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他对那个被清空了的背包做的那样。他脸上有种痛苦的嫌恶表情。我留心着硬币的每一个叮当声，俯身捡起滚到人行道上的两个25美分和几个便士的硬币。行人从肩膀上方扫我们一眼，又无所谓地继续前行。笔记本的纸页在风中翻动。我看着他绝望地掏着自己的裤子口袋，不住地用牙齿划下嘴唇。

“等一下。”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小心翼翼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试图让他想想最后一次拿着钥匙时的位置，“可能是颜料商店，可能是你在付款的时候……”

“没有，”他自言自语道，沉重地合上眼皮，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不这么认为。”他再次睁开双眼，看上去很受挫的样子，“一定是在咖啡馆，我把支票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在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曾经听到钥匙发出的响声。

我们走回百老汇，但这一次是向南走，从二十八街走向第九街。我们快速地走着，目标明确，留心查看着人行道上每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物件。走到联合广场，右转，然后左转，接着走到第六大街。哈米精力充沛地迈着大步，为我在人群中开辟道路，我跟在他身后。我们在无数双移动着的脚边搜寻，以防钥匙是掉在这路上的。我们走过了之前的那个橱窗，和一起看过的那条灯火辉煌的小路。同样的商店大门、巨大的百货商店，同样排成一列列的树、背阴的树梢和办公大楼，现在都在我们的左侧，黑黝黝的，还上了锁。

同样的场景让我再次想起我们之前的聊天，一小时前，我们去往百老汇时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那段对话现在是在倒叙播放，从结束到开始。像是从后往前播一卷录像带，潜意识的信息从嘈杂的声音里浮现。或者往后倒一卷录音带，回放的片段扭曲着，吱吱作响。我的负罪感变得既强烈又尖锐，心脏加快了跳动的频率，配合着我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在回顾中，我注意到了所有在之前被忽略掉的细节。在我带着渴望聊起特拉维夫的海的时候，在我东扯西拉地表述自己在西奈山开车探险的时候。我记起他在那时是怎样地保持了沉默，或者在当下是怎样地无所回应。我记起他在这个路口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还有，就在这里，当我们停下来抬头凝视月亮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现在，我开始调整自己每一个语调和表情，说话前会考虑两遍后再开口，小心地措辞，以防任何由我说出口的英文造成他人的误解。在他说话时，我睁大眼睛看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注意力集中的神情热切地点头。当他侧转身，冲着路的拐弯处一个为骑车人设立的标语牌咯咯笑时——“错路”，上面写着，我爆发出一阵做作的笑声。在我参与的这个搜索钥匙的活动中，我那样仔细地查看人行道上每一英尺，都是为了补偿、为了修复、为了重新获得那些已经失去的——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自然和随意感。

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南曼哈顿所有的熟食店似乎都变成了犹太教的，我还在橱窗里看见越来越多的烛台亮在圣诞树中。我们遇上了两个戴着streimel和双边锁的正统派的男人，这条街的前面有一家文身打洞店，里面飘出了雷鸣般的中东鼓的鼓声。又一排的“胡姆斯（1）餐厅”，还有一家街角的小店在卖外文报纸和杂志，包括与阿拉伯标题并排的《以色列晚报》和《Yediot美国》（2）。

我们走进一家寂静无人的酒吧，请求借用卫生间。当我站在女士洗手间的小隔间外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时，忍不住幻想在墙那一边，男士洗手间里的哈米是不是也在读着小门锁上的文字——“有人”，并也同时联想到“占领”（3）。

在我那一连串的敲门声后，一个模糊的声音从隔间里面传来：“稍等。”

此刻，独自站在这里的我重新想起刚刚在人行横道上差点发生的事：沐浴在街灯发出的淡红色光芒中的哈米，突然望向我，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流连，停在我的嘴唇上。我确信他要倾身过来吻我了，我浑身僵硬，无法移动。我记得我们之间汹涌的气流，和那令人颤抖的、几乎就要出现的一刻，但这一刻突然被变绿的信号灯打断了，周围的路人都涌上了街道。我没意识到自己又开始敲门了。

“马上！”

我压抑着自己需要上厕所的急切渴望和脑中响起的恳求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直在等着我落单好抓住我：“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你在玩火。那是诱人的灾难。这就是你在做的事吗？你难道不是已经有一堆烦心事了吗？你这样做有什么用？”我突然感到很需要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想知道他在人行横道上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儿的水池和擦手纸器上都没有镜子。直到我把双手夹在大腿间，局促地走到门口，才在急救用品柜黑色的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张愁云密布、饱受折磨的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五年或六年以前。我在特拉维夫搭乘一辆小型公共汽车。车从老旧的中央车站始发，可还没等我们拐过弯到达艾伦比街呢，就遇上了严重的交通堵塞。那是中午的时候，这辆小型车里几乎是空的。两名乘客坐在最后，我前面坐着一位女士。司机没来由地厌倦了广播里的音乐，开始快速换台，很多冗词和曲调的片段一闪而过。司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宗教电台——以色列国家新闻台，或者什么类似的电台。他停在那儿，并在播报员大声喊的时候调高了音量：“大量的年轻女孩——犹太女人，每一年！”

那是一个米兹拉希老人深沉、温暖的声音，发音时喉音很重。“以色列的女儿们！迷失了的灵魂！”他接着喊，“被引诱去皈依了伊斯兰教，仁慈的上帝！跑去嫁给了绑架她们的阿拉伯男人，还被带到了乡村，被毒害、被殴打，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挨饿，被像奴隶一般地捆住。在以色列中部、在北部、在南部……”

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能看到一排蓝色的巴士在夏日的光芒中缓慢地向艾伦比街行进。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姐妹之手——一个由拉比艾伦斯特创办的机构，帮忙解救那些姑娘和她们的孩子，把她们带回犹太教，让他们重新回到犹太人民温暖的怀抱。捐款或者想要接通急救热线，现在就打电话……”接着，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乘客和司机的聊天。我记得她在跟他讲她小姑的女儿——就是爱上了阿拉伯人的姑娘们中的一个：“是她们住在卢德时，家旁边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来自纳布卢斯……”

“噢，噢，噢，”我想起那个司机倒抽着气的回应，然后他啧啧地说，“上帝帮助我们。”

“而且，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那个依然处在震惊中的女人补充说。

司机又啧啧了一声：“那些才是你应该格外留心的。”

她给他讲那个男人是怎样说服那个女孩的，一开始给她花了好多钱，买的礼物堆成山。她可怜的小姑哀求那个女孩不要跟他走，哭得撕心裂肺，但是于事无补。那个女孩和他约会了几个月，是怀着孕结婚的。“现在，她在纳布卢斯过得一团糟，你都无法想象……”

“老天啊……”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又怀了孕。”

“上帝诅咒他们所有人。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一种骄傲。”

“她都不剩什么牙了，他打她打得非常狠。”

“那些禽兽！对他们来说，抓住了个犹太女人可是件大事。”

有人在隔间里大声地冲水。当门终于打开时，一个长腿的金发女郎走了出来。她咕哝了句什么，向后指了下门。“小心！”她大声说，指了指马桶下的一个水坑，“那儿很滑。”

我踮着脚走了进去。在坐便器上蹲下，无比解脱地释放出大量尿液。那个女孩的声音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混合着水箱注水和墙上管子持续的哼哼声：“小心那儿很滑，小心滑……”

我突然好奇这是不是一个征兆：那个年轻的女人，交通灯在最关键的时刻变了颜色，钥匙。是的，那些丢了的钥匙——那是我不该去布鲁克林的征兆。把那些钥匙弄出他的口袋是个天赐的干扰，上帝之手把我从可能发生的事上保护起来，他伸出手给这个还没开始的故事画上了句点。我心里再次升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它在推和拉之间交替闪烁、在吸引力和恐惧感之间闪烁。当水箱终于注满时，这个空间里只剩排气孔单调的呻吟声。什么都还没发生，明白吗？你还能改变主意，你现在可以离开，然后回家。我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再次大力地冲水。

我走出去洗手，决定帮他找到钥匙之后就回家。在我们回到水族馆咖啡店时，我会温和地道别。我们也许会交换电话号码，在脸颊上轻吻，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但即使我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如此告诫自己，我也知道它们不会发生。我知道它们只是些我用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话。又一次，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我看见他的目光锁定我的嘴唇，落在他卷曲的发梢上的红灯的光像团团火焰。我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们之间让人战栗的气场。

水族馆咖啡店已经换过班了，一个新的侍者接待了猛冲进来的我们。她看着我们向窗前的桌子进军，弯下膝盖去搜索椅子底下的区域。据她所知，没人找到过任何钥匙。厨房的工作人员和经理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经理还打电话给之前那班的服务生询问情况。

“你打算怎么做？”我在店外问哈米。

他依然在人行道上认认真真地搜索着，用阿拉伯语嘶嘶地说着什么。他再次仔细地掏着自己的大衣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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