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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第1页）

影片是以电梯上方显示的数字开始的，镜头一直追随着那个数字。电梯从四楼开始下降，降到三楼、二楼、一楼，一直降到大厅。电梯门滑开，摄影师在镜子里的倒影才进入眼帘：他有着和哈米一样的黑色卷发和修长的身躯，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棕色的皮夹克。当他向镜子靠近时，他高挺的鼻梁和浓密的眉毛也变得清晰可见。他丰满的红色嘴唇歪出一个熟悉的笑。这是玛万——哈米最小的弟弟，在用上个月哈米寄回拉马拉给他的那个DV-8摄影机拍摄。

电梯向上，停在了第九层。玛万的脚步声拍打在一个漆黑的楼梯井的地面，他用拳头敲门。门开了。现在是奥马尔——他们最年长的哥哥，有着相似的面部轮廓和如雕刻而成的鼻子，还有高高的额头。他35岁上下，比玛万矮，短发，身材有些笨重，但哈米微笑的痕迹也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奥马尔看见摄像机似乎很吃惊：“你已经开始了？”

镜头上下点了点。它跟随奥马尔进入了一间大小适中、中产阶级的客厅。里面有一套现代的沙发、电视机、盆栽、帏帘，放着电脑的区域，还有阿拉伯特色装饰品和装饰物：铜茶壶和一个托盘，传统刺绣，墙上有阿拉伯式花纹，一个水烟袋。随着镜头轻快地扫过，我们瞥见窗外的景色，被阳光晃了眼：一片开阔的山地风景、方解石台阶和湛蓝的天空。

一个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响——厨房里传来了阿拉伯的流行曲，三个年轻的女人站在罐子和炉面上散发着蒸汽的锅中间。一个在切洋葱，眼里全是眼泪，就像在怀疑谁似的眯着眼睛。第二个有一些胖，从冰箱门那儿好奇地抬头看。第三个的肩上有个裹着尿布的小宝宝，她在拍着宝宝的屁股。

“玛万在给哈米拍电影，”奥马尔的声音从背景中响起，“为了寄到美国去。”

那个泪眼汪汪切洋葱的女人是维达——哈米最大的姐姐，她手里握着刀，羞涩地笑了，因为在镜头面前而有些不好意思。第二个是阿迈勒——奥马尔的妻子，现在正望着镜头，充满魅力地把自己的大波浪往后顺顺。那个抱着宝宝的妈妈是法拉，她是哈米的表姐，她看看维达，又看看阿迈勒。

然后，有四个、五个、六个孩子挤进画面，尖叫着，十分雀跃：法拉的女儿，奥马尔和阿迈勒的双胞胎，维达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围着玛万，摇晃、拉扯他的袖子，又把他推得远远的。

昨天，哈米和我一起把这段影片看了两次。他兴奋得大笑，仔细地看屏幕里人们的脸。他把自己每一个兄弟、姐妹、嫂子、侄女和侄子都向我介绍，惊讶于孩子们都已经长得那么大了。他摇晃着手里的遥控器，频繁地定格画面、倒退、回放，帮我翻译，不住地哈哈大笑，解释着他们说的那些笑话。

现在他出门了，我一个人在家，第三遍看起他们：奥马尔、维达、双胞胎……在他们中，我看见了哈米的影子。客厅里全是他们的声音，他们在说阿拉伯语。那些人影、那些声音的腔调——那说话的方式、那手势，都是我所熟悉的。我不停地捕捉到四处浮动的、哈米微笑的痕迹。独自一人，我恣意地回忆起在自己的想象里他的哥哥们和他母亲的样子。他的母亲在我的脑海中有张坚毅而固执的脸，是一个虔诚的、裹着黑头巾的女人。我肆意地想起我昨天没说出口的那些念头，那些当哈米在我身边时我不想记起来的事，我自在地打量着那座位于拉马拉的公寓的真实的样子。之前，在我的想象中，它是黑乎乎的、朦胧的、简陋而残破的，人们在那里过着古怪又险恶的生活——这都是上个月我的例假推迟的那恐怖的四天中我脑海中想象出的画面。

那时，我的神经正因为“我可能怀孕了”这个事实而紧绷，我恐慌不已，夜不能寐。我意识到现在自己已经和他绑在了一起，失控地绑在了一起，绑在了要不要堕胎、生或死的问题上。那种噩梦般的感受，那种无助——我们那私人的、小小的秘密爱情，本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现在已经让人担心是不是正在失控。这段被藏起来的情事本来与未来没有任何关系，和我在家乡的真实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就要被捅出去了，它会变成一桩丑闻。我没有告诉哈米关于例假延迟的事，也没提起那些闪过我脑海的噩梦般的场景。我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避着他。我工作到深夜，祈祷着任何腰疼、任何的腹部绞痛，但每一次去卫生间都会怀着苦涩的失望离开。在夜里，我看见自己和他的家人一起站在拉马拉一所废弃了的公寓里。想象自己在那里和他们一同居住：我是一个越了界的犹太女人。我想象我们的孩子，我看到自己的命运被全然推翻。我再次回忆起四路车。很多年以前，那个尖叫着的广播广告：“以色列的女儿！迷失了的灵魂！”还有那司机不屑的声音：“上帝帮助她们。”坐在我前面的女人：“现在，那个不幸的女孩和两个孩子一同徘徊在纳布卢斯，都不剩什么牙了。”我看见我父母在哭泣，为我感到悲痛。我想象着我的祖母。

“啊，雅玛！”他突然大叫，把音量调高，“那是我妈妈！”

一位高挑、强壮的60多岁老妇人从一间房里走出来，长直发，宽肩膀。她穿着一件带风帽的黑色外衣，头发被归拢在一条白色的头巾下。她的皮肤发光，是红棕色的，上面有深深的皱纹。她长着和哈米一样的眼睛：浅棕色，疲惫，没有攻击性。

哈米昨日的笑声和奥马尔嘶哑的咯咯笑声重叠在了一起：“玛万问她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他用一种愉悦的、心情舒畅的声音为我翻译，“所以，她告诉他：我为啥要说？我们周六刚打电话聊过天。”接着，他带着发亮的双眼盯着屏幕，慢慢地解释她的话：“哦，啊，卡哈米斯，我的孩子！愿真主保佑你，inshallah。愿他赐予你子孙、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生活。愿他保你拥有一段幸福而长久的人生。”

她把手放在胸口，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当她不再说话，而是悲伤地望着天花板的时候，奥马尔的声音催促她继续。还有一个不在屏幕中的女声，也许是阿迈勒：“告诉他你有多想他。”

“但他是知道的，yabinti，”她吃惊地回答，深深地叹气，“你以为他不了解我？”

一个小男孩哭起来，立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当她的双眼再次别扭地看着镜头时，镜头拉近了，聚焦在她的脸上，使得她的脸变大了。“我的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渴望哈米回家。”她的声音里满是思念，当哈米用英文重复这句话时，声音里也是同样的思念，“渴望着呼吸、嗅到他的气味。”她充满感情地闭上眼，她的双唇紧紧抿起，就像她儿子在激动时会做的那样，“但是哈米，在美国对你更好，我亲爱的。比你在这里好，我的灵魂。你开始慢慢地安顿下来了，为自己创造着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你知道吗？Yallah，就待在美国，我的甜心。在该回来的时候回来，别着急。”

我快进到了下一个镜头：晚餐桌上摆满了蔬菜和饺子、肉块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米饭，越来越多的亲人进了房间。他们互相轻吻脸颊、握手。我快进了整顿饭的过程，接着是在另一个房间对侄子和侄女的采访，直到我快进到阳台和日落的部分。

太阳，那熊熊燃烧的火球正挂在半空中。它所发射出的余晖，那晃眼的光让整个画面沉浸在带着淡红色的金色之中，短暂地反射在镜头上。玛万从这个位于九层朝西向的阳台出发，拍摄着那片由浅粉色和蓝色组成的天空，从这一端到那一端。他捕捉到了月亮的浅银色，一长列的鸟高歌着缓缓飞过天空，就像是一串黑珠子项链。

他的视线慢慢地转向左边，下降到之前在镜头边缘的一组建筑物上。“西部酒店”，一盏霓虹灯在屋顶上宣告。然后，他的镜头向更低的地方延伸，聚焦在酒店的停车场。一辆装饰着缎带和鲜花的梅赛德斯打开了门，一名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男士和一位穿着霜白色连衣裙的女士——新娘和新郎走下车。伴随着鼓声和舞蹈，穿着节日服装的客人们陆续抵达。他们围着这对站在车辆间的新人唱着歌、拍着手。

镜头再次转向右方，降到酒店后的旱谷上，缓缓向西，轻触那里绵延起伏的山脉，而那山也注视着站在阳台上的玛万。玫瑰红色的落日给山峦涂上了一层蜜糖色的光，延长了斜坡上的阴影。这一切正是哈米曾经描述过的：当玛万的镜头逗留在光与影的交织处时，矮处山峰的影子爬上彼此金色的轮廓，还有树荫起伏的暗影来回摆动，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海洋。

画面模糊了一阵，变得不甚清楚，然后又再次变清晰，向远方展开。在10到12英里的深处，一块牧场进入了镜头。橄榄园、石头台阶、绿色和棕色的田野，浅色的一列列房子点缀其中，闪耀的灯光嵌在小村庄的斜坡上。哈米昨天认出了这些地方，说起过村庄和那些聚居处的名字，可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与往常一样，我轻易地靠着他们的寺庙和光塔顶上淡绿色的光认出了这里是阿拉伯的村庄。犹太人的聚居区是一排排闪亮的白色现代独栋房。巴勒斯坦人的房子是灰色调的，看上去很粗糙，混入周围景致的形状和颜色，而犹太人的房子是由各式的石头搭建的，还有斜斜的红砖屋顶。

当我们昨天看到影片的这部分时，我想起哈米曾说过的故事。他说曾经有一次，一群移民小孩向他走来，他的侄子们就在旱谷里尖叫着跑着，像是他们刚刚看到了一群狼。我昨天提起这事的时候，他大声笑了。我像他那样扁平着发“以色列”的“色”字，还用一种短促、惊恐的声音模仿他的表演：“Aravim！Aravim！”

但现在，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失焦的画面再次聚焦，融化为一片炽热的薄雾。过了一会儿，镜头再次聚焦，又向更远处延伸。整个镜头都被天空的红色所填满，太阳的火球在西方融化。我再次因为这一幕而惊叹，就像我昨天做的那样，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灰暗、苍白得像一片朦胧的幻象，一片密集的城市显现出来，高高耸立。从拉马拉的阳台开始，玛万的镜头清晰地捕捉到了整个沿海平原和城市群地区，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正对着闪着蓝光的那一线大海。这一切离得都是那么近，近得令人惊讶，也许只有40英里远，近得可以触摸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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