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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六个北非人在福楼拜雕像下玩金属地掷球。掷球时发出的噼啪声，清脆响亮，盖过了拥堵的交通所发出的隆隆声。一只褐色的手，用指尖在银白色的球体上做了最后嘲弄般的抚触后，就把球投掷了出去。球落下，又沉重地弹了起来，然后顺着弧形曲线在缓缓散去的大粒大粒的尘土中滑落。投掷手继续保持着如同一尊漂亮的临时雕像一般的姿势：膝盖似伸直而又没完全伸直，右手出神地伸展着。我注意到了一件翻卷起的白衬衫、一条赤裸的前臂以及手腕背面的一个色斑。那不是一块手表，起初我还以为是，它也不是一个文身，而是个彩色摹绘：一个在沙漠地带颇受人敬仰的政治圣人的面孔。

就让我从这尊雕像开始吧：一尊高高在上、亘古不变却并不漂亮的雕像，一尊挂着铜色的泪水的雕像。脖子上领带松散，身上穿着古板的马甲，裤子鼓鼓囊囊，胡须蓬乱，机敏冷傲，这就是这个人的形象。

福楼拜并没有回敬行人注视的目光。他的眼睛从修士广场开始一直往南，朝大教堂望去，掠过这座他鄙视的城市，而这座城市也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他的头颅自卫般地高高昂起：只有鸽子们才能充分欣赏作家的光头。

这不是原先的那尊雕像。1941年，德国人把首尊福楼拜雕像弄走了，连同栏杆和门环一起带走了。也许，他已被加工成了帽徽。有十多年时间，雕像底座是空的。后来，一位鲁昂市长喜爱雕像，发现了原先的石膏模型，那是一名叫利奥波德·伯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制造的。后来，市议会同意塑一尊新的雕像。鲁昂为自己购买了一尊金属雕像，其中百分之九十三是铜，百分之七是锡：雕像的浇铸工们，沙蒂村的工匠断言道，这样的合金可以防止腐蚀。另两个城镇，特鲁维尔与巴朗坦，对这个项目也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石头雕像。这些石像不耐磨。在特鲁维尔，福楼拜的大腿不得不进行修补，他的部分胡须也已脱落：如他上嘴唇的钢丝戳在了外面，像长在混凝土树桩上的枝桠。

也许可以相信铸造厂的保证；也许这第二版的福楼拜雕像会经久不衰。但我看不到值得自信的特别理由。其他许多与福楼拜相关的东西都没有长久地保留下来。他一百多年前去世，而他所留下的都是纸上的东西。纸张、思想、词语、隐喻，可转化为声音的构思精美的散文文字。这恰巧可能正是他希望得到的；只是他的崇拜者们却在感伤地抱怨着。作家在克鲁瓦塞的故居在他死后不久便被人拆除了，取而代之建起了一座用受损小麦提炼酒精的工厂。要销毁他的雕像也不用费多少力气：如果说一位爱好雕像的市长可以建立它，那么，另一位中规中矩的书呆子，读了一点萨特写福楼拜的文章，也许就可以狂热地将它拆除。

我从福楼拜的雕像开始，因为那正是我启动整个计划的地方。为什么作品会使得我们去对作家刨根问底？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作家清静一点？为什么作品本身还不够？福楼拜希望作品是自足的：几乎没有作家会更加相信书写文本的客观性，更加相信作家个性的无足轻重；然而，我们还是要忤逆他，去刨根问底。形象，面孔，签名；百分之九十三的含铜量雕像以及抗变色合金照片；衣物的残片与头发中的一绺。是什么使得我们对遗物充满着欲望？我们难道不觉得词语足够了吗？难道我们认为一个生命遗留物包含着某些有助于理解的真实？当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去世时，他那位有生意头脑的苏格兰奶妈就开始悄悄地出售头发，她称这些头发是四十年前她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崇拜者、探索者还有研究者一共买下了足以填满一只沙发的头发。

我打算把克鲁瓦塞留到晚一些时候。我在鲁昂逗留五天，儿时的天性依然使我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作家创作时有时是不是也拥有同样的冲动呢？别急，别急，最好的还在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没有写完的书该是多么令人心急啊。顿时，有两本书浮现在我脑海中：在《布瓦尔与白居谢》中，福楼拜竭力囊括整个世界并企图征服之，囊括人类奋斗与失败的历程；而在《家庭的白痴》中，萨特则竭力想囊括福楼拜的全部：囊括并征服这位大师级作家，这位高明的资产者，这个叫人恐惧的人，这个敌人，这个圣人。中风结束了第一本书的计划；失明使得第二本书草草收尾。

我曾经想自己写书。我有了些想法，我甚至还做了笔记。但是我是医生，成了家，有了妻室儿女。我只能做好一件事：福楼拜很清楚这一点。当医生是我所能做好的事。我的妻子……死了。孩子们现在都各奔东西了；什么时候感到内疚了，他们便给我写信。自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生命！生命！要不断地勃发！”前两天，我正读到福楼拜这样的呐喊。它使我觉得，自己像一尊大腿上修补过的石像。

那些没有写成的书呢？它们并不是憎恨的原因。已经有太多的书了。另外，我想起了《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好友德洛里耶正在回顾他们的人生。两人最后最喜欢的是多年前一次一起逛妓院的事。那时，他们还是学生。他们对这次冒险进行了详尽的计划，还特地卷了头发，甚至还为姑娘们偷了花。但当他们到达妓院时，弗雷德里克便没了胆子，于是两人一同逃跑了。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福楼拜暗示说，欢乐的预期，难道这不是最靠得住的欢乐形式？谁愿意一下子就到达获得欢乐的凄凉楼阁中呢？

第一天，我在鲁昂四处看看，努力想辨认出我在1944年来时所看到过的鲁昂。大片的地方当然遭遇过炮弹轰炸；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修补大教堂。我没有找到多少东西给单色调的记忆增光添彩。第二天，我驱车到了卡昂，然后向北到了海滩。你可以按一系列受风雨侵蚀的锡制路标走，这些路标是由公共工程运输部竖起来的。这样一条条联军抢滩登陆的环线路：是诺曼底登陆中的一条旅游线路。在阿罗芒什以东是英国军队与加拿大军队登陆的海滩——黄金、朱诺、宝剑。不是凭想象选择的词语；远不如奥马哈和犹他难忘。当然，除非是人们的行动使得这些词语叫人难忘，而不是倒过来。

格雷滨海，库赛叶滨海，维拉帕米滨海，阿内勒，阿罗芒什。沿着窄窄的背街小巷，你突然走到一个叫皇家工程师的广场或一个叫温斯顿·丘吉尔的广场。生锈的坦克守着海滩小屋；厚厚的石板纪念碑就像是船上的烟囱，上面的英文与法文宣告说：“1944年6月6日，在这里盟军的英勇作战解放了欧洲。”四周很宁静，没有一点凶险的感觉。在阿罗芒什，我把两枚一法郎的硬币投人全景望远镜里（1560的高强度、长时间），顺着弯曲的海象般的桑椹临时港，一直向外望到大海。混凝土桥墩沉箱看上去是“点—横—横—横”的样子，海水在中间从容不迫地流淌着。绿鸬鹚成了这些方方正正的战争时遗留的石块上的移民。

我在那家俯瞰着海湾的舰队酒店里吃了午饭。紧挨着我的朋友们——是那时的岁月里突然结识的朋友——死去的地方，但我的心情却依然平静。英国第二军团的第五十装甲师。一段段的记忆从看不见的隐蔽处浮现出来，却没有出现情感的波澜；甚至没有任何情感的记忆。午饭后，我来到了博物馆，观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接着，驾车十公里到了巴约，去察看九个世纪前的另一场越过海峡侵人的遗迹。玛蒂尔德女皇挂毯就像是一部横向展开的电影，把一幕幕都连接了起来。两起事件似乎同样奇怪：一件过于久远，缺乏真实感；另一件太熟悉，使人难以置信。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在参加期末舞会时，不知哪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头身上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会大厅。小猪一边尖叫一边在大家的腿脚间躲来躲去，以免被大家抓住。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跌倒在地上，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表现得滑稽可笑。过去似乎就常常像那头小猪。

在鲁昂的第三夭，我步行到了主宫医院，那是古斯塔夫的父亲当外科主任的地方，也是作家度过他童年时代的地方。沿着古斯塔夫·福楼拜大街，经过了福楼拜印刷厂以及一家名叫福楼拜的快餐店：你一定会觉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医院附近停了一辆大型的带仓门式后背的白色标致车：上面漆着蓝色星星、一个电话号码以及福楼拜救护车的字样。作家是一个救死扶伤者？不太可能。我记得乔治·桑对比她年轻的同行有过严肃的批评，“你制造凄凉，”她写道，“而我制造慰藉。”这辆标致车上应该写乔治·桑救护车的字样。

在主宫医院门口，迎我进门的是一个形容樵悴、心神不宁的看门人，他的白外套让我纳闷。他可不是医生，不是药剂师，也不是板球裁判。门外套意味灭菌消毒和清明裁断。为什么博物馆的管理人员要穿着它——为防止福楼拜的童年受细菌侵袭？他解释说，博物馆部分的内容是有关福楼拜的，部分内容是有关医学历史的，接着，他匆匆忙忙地带我参观，在我们身后响亮而迅捷地锁上门。我参观了古斯塔夫出生的房间，看了他的古龙香水瓶、烟草罐以及第一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作家各式各样的肖像，证实了他从早期的英俊少年变成了大腹便便的光头的悲惨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是因为梅毒。有人给的答案是，那是十九世纪正常的衰老过程。也许仅仅是他的身体的一种规律吧：当心智宣告过早的衰老时，肌体便尽量相伴而行。我不时提醒自己，他曾经长着一头金发。要记住很不容易：照片使每一个人看起来都黑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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