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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革命看来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顺利建立。过了仅仅两天，新的消息传达情况急转直下，变数丛生。3月，法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科隆，革命者要求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和政府谈判，亚伯拉罕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其实，奥本海默家族与革命者之间的渊源非比寻常，亚伯拉罕的三弟达格伯克·奥本海默（Dagobert　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资助革命鼓动工作。1842年夏天，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在达格伯克·奥本海默资助的《莱茵报》担任主编，经常以重炮轰击普鲁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史法豪森银行由于过度投资房地产而发生了支付危机。奥本海默并没有过多投资房地产。从国际银行家的传统来看，因为极端厌恶流动性差的资产，他们极少涉及房地产投资。3月29日，史法豪森银行停止向170家客户和4万多工人支付款项。惊恐万状的储户一起赶来取钱，史法豪森银行已无法兑付，银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银行倒闭，整个莱茵省的银行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种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银行。

一旦史法豪森银行倒下，与其商业往来密切的奥本海默家族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奥本海默家族资助的科隆—明登铁路资金吃紧，需要50万泰勒的现金，同时奥本海默银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额才能度过难关。亚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着家族的铁路业务，他在4月3日给亚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你的能力有着超强的信心，我感觉你能成功地为我们从政府那里搞到至少50万泰勒的资金，期限为一年或更长。”3天后，西蒙发来更多的坏消息：“我亲爱的亚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达格伯克他们说明天需要更多的钱。”4月10日，还未收到亚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汉斯曼（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应该会让步的。我们是莱茵省最大的，目前几乎也是唯一的尚在运转的银行，（拯救我们）符合政府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同意保护我们这样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选择。”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们所盼望的果实在昨天已经成熟，希望汉斯曼已经做出决定提供给我们50万泰勒的资金。亲爱的亚伯拉罕，你要确信我们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话，必须得到这笔钱。”

4月1日，亚伯拉罕已经亲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汉斯曼要求以不动产和股票为抵押，申请50万泰勒的政府信用来救援史法豪森银行，此时救史法豪森银行也就是救自己。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商量，汉斯曼决定在债权人和银行家之间达成妥协，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向柏林要钱。柏林方面开始时并不情愿给钱，亚伯拉罕威胁说，救助银行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挽救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关乎革命是否能够被遏制，是关乎普鲁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作出结论，除非银行信用得以恢复，否则现有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普鲁士政府一听，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机协调委员会，政府方面由汉斯曼出面，银行家这边是亚伯拉罕牵头，共同商议救助史法豪森银行的具体办法。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将史法豪森银行转变为一家股份制银行，普鲁士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这其实是自由派和亚伯拉罕从1830年就开始鼓动政府实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亚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胁，除非能够及时救助金融危机，否则莱茵省脱离普鲁士将是无法避免的。很显然，亚伯拉罕把救助银行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的高度，这是趁普鲁士政府忙于平定社会动荡，无暇他顾时才使出的杀手锏。此时普鲁士政府的首要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亚伯拉罕和汉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稳定的前提是金融稳定”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切其实是亚伯拉罕与汉斯曼等人早就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的目标是进行一场金融和政治领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着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亚伯拉罕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

5月初，奥本海默从普鲁士政府拿到了50万泰勒的救助金，普鲁士的金融系统开始了重大变革。

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与现在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的救助行为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只要将年代和名称稍做调整，简直可以直接发表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就是“拯救银行与金融改革：财政部长与银行家达成一致目标”。

人性在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麦的崛起

如果说德国的统一离不开俾斯麦，那么俾斯麦的成功则离不开他身后的犹太银行家格森·布雷施劳德。俾斯麦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秦始皇，他们都是以坚韧的意志和铁血手段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突出一笔。在德国有关俾斯麦的各类专著多达7000多种，德国史学界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进行过彻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几乎完全忽视了俾斯麦政策背后庞大的金融势力集团的影响力。在俾斯麦本人的长达3卷本的传记中，仅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时提到布雷施劳德家族一次，犹太银行家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似乎是一个研究盲点。

事实上，俾斯麦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与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多达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劳德整个职业生涯中更是几乎每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德国政坛变化、军事调动和金融市场的各类情报。＇7＇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没有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的强大金融后盾，俾斯麦几乎无法在德国政坛上立足，更谈不上完成统一德国的伟业。布雷施劳德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封中已经一百余年了，对他的重新挖掘将真实地还原德国历史中被长期忽略的金融势力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俾斯麦出身名门望族，属于容克（Junker）地主阶级，可谓含着金匙子出生。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诸多在平民眼里高不可及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俾斯麦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轻而易举的，正是这般天生优越养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他脾气暴燥，做事雷历风行，性格果敢坚强，态度强硬粗鲁，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俾斯麦野心勃勃，对从政有着浓烈的兴趣。与此同时，他跟其他容克贵族一样，对金钱也有极大的渴望。他拥有金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地位，利用大笔资金来满足政治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发现自己厌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够很从容地退出政坛，而不受经济上的影响和束缚。

自从俾斯麦从政以来，他渴望金钱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于是他不得不利用犹太人对金钱的敏感和对财富管理的天赋来协助进行私人理财，实现财富积累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对于犹太银行家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从本性来说他并不特别喜欢犹太人，甚至认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入公共政府机构，他有求于犹太人的地方无非是犹太人高超的理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这些精明的犹太银行家族为自己的个人财富增值。

1848年欧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俾斯麦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激发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进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麦最终选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俾斯麦坚信，德国最终必然要走向统一，而这一进程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认为民主只会导致软弱和涣散，为着这个终极目的，他必须要成为国王的坚定捍卫者。俾斯麦的此类言行，深得普鲁士国王之心。1851年，作为对此的报偿，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意志邦联大会。

从此，俾斯麦正式成为公共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1）

“格森·布雷施劳德既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又是德国公众的银行家。他以娴熟的手腕和耐心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个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价值的人。”

——弗里兹·斯特恩

俾斯麦1851年来到法兰克福，很快就引起当时坐镇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首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注意。当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中间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麦与阿姆斯洛初次相识就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经常给他的妻子模仿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包括用犹太人的口音和语法来表达德语。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有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同时也很高兴结识罗家人。以后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邀请他，他总是受宠若惊地应邀前往。他曾经这样来描述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他是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拥有成吨的金银，有很多很多黄金的盘子和刀叉。由于阿姆斯洛并没有子嗣，尽管很富有，却没有后裔继承。他更像一个待在豪华宫殿里面的穷人，周边有无数人在骗取和图谋他的钱财。他的亲属为了继承他的财富围绕在他身旁，实际对他并没有真心的爱和感激。”

俾斯麦勤奋好学，极度向往权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继子梅耶卡尔两个人的青睐。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喜欢培养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经常以伯乐自诩。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上，罗家曾经选中扶植过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罗斯柴尔德确信俾斯麦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除了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选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后来他果然成为英国首相；罗氏更为自家挑选了乘龙快婿罗斯伯里伯爵（The　Earl　of　Rosebery），罗斯伯里伯爵年轻时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赢德比赛马（Derby　Race）、娶超级富婆、当英国首相，他最终都得到了；后来罗家还发现并培养了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心发掘和精心培养而一手扶持成长起来，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重量级的政治家。

尽管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不可一世地宣称他已经“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但欧洲老牌贵族们仍从骨子里对罗斯柴尔德等犹太银行家新兴“暴发户”有着一种难掩的轻蔑心态。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贵族们也不得不屈服于金钱的权力。俾斯麦持有类似心态，对犹太银行家们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麦初到法兰克福，很快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了一段相当温馨的蜜月期，但是没过多久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爆发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作为德意志邦联首领的奥地利，经常独断专行，并不尊重普鲁士政府，而俾斯麦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强势的人，作为外交官虽然只能服从于柏林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他经常会为奥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细节问题大发雷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资源就是依靠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185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问题上产生了一次不算太严重的冲突。当时德意志邦联拥有一支小型舰队，资金匮乏，难以为继，急需一笔钱来支付船员的工资。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坚决反对，直接就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一笔6万荷兰盾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情愿资助这个舰队，但他还是愿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麦，和阿姆斯洛激烈地争吵了一番。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2）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政府之间较劲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纵使富甲一方，也难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处境左右为难。这些封建统治贵族阶层从骨子里仍然把犹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属族群，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钱并不能解决犹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问题。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麦的愤怒仍然没有完全平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亲近奥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鲁士，一气之下他开始拒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同时游说普鲁士政府启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银行，用贝斯曼银行作为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可惜普鲁士的财政部并不像俾斯麦那么容易冲动，他们并没有替换罗斯柴尔德家族。究其主因还是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实质上无人可取代。普鲁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如此一番争吵之后，奥地利大使愤然离开了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他在这场争斗当中取得了胜利。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俾斯麦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的过程中，也掂量出了对手的分量。

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理性而现实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战胜了奥地利，他马上调整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又开始示好于罗家。1853年，俾斯麦支持政府的建议，把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家。不仅如此，他继而要求授予梅耶卡尔爵士（阿姆斯洛的继子）普鲁士的红鹰勋章。双方关系修复之后，比从前更现实和更紧密了一层。

1858年时，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麦离开法兰克福之前，专门向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求教，希望梅耶卡尔为他在柏林推荐一位可靠的银行家，而且俾斯麦坚持在柏林负责打理他的个人财政的私人银行家必须是犹太人。出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只有犹太银行家才具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帮助他实现理财方面的目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过此道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紧密的关系。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正式推荐了格森·布雷施劳德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1861年，布雷施劳德已经成为柏林极有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尽管当时在柏林还有像门德尔松这样资历更老的几个银行家族，而且这些老牌家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劳德高出一筹，但布雷施劳德家族依靠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来，在柏林银行业中迅速窜升，成为“新星”。换言之，在众多银行家族当中，谁能够保持与罗斯柴尔德越密切的关系，谁就越有机会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之后，迅速进入了角色。俾斯麦全部工资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给布雷施劳德家族的银行来打理，同时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债务支付，为他设置和经营海外的银行户头，负责经营俾斯麦当时还不算太多的资产。

从这时开始，俾斯麦和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密切的通信往来。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所有银行家族都对政治消息和市场情报超级敏感，因为这些信息背后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布雷施劳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麦给予任何金钱形式的酬劳，他们所图求的报偿就是政治情报和一些内幕消息的透露。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打的都是钱粮，谁的经济潜在资源更庞大，谁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钱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他所面对的首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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