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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乡下人卡尔（第1页）

占地100英亩的农场

卡尔?斯廷纳是在农场里长大的。那是一个占地100英亩的农场，离田纳西州北方小镇拉福利特8英里。在20世纪30和40年代，那里的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城里的主要道路是柏油路面，其余都是土路和石子路面。那里的人偶尔也进城，但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的商店里买东西。有汽车的人家很少，电力供应也很稀缺。到1948年，斯廷纳家的农场才通了电。人们创造自己的娱乐方式。对男孩子们来说，主要的娱乐方式是户外活动——到附近的坎伯兰山里去狩猎或者徒步旅行。或者到诺里斯湖——1936年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兴建的大型项目——去游泳或者钓鱼。

那里的人们信仰上帝，也热爱乡村生活。到了星期天，大家都去（多半是）浸礼会教堂做礼拜。每个青壮年男子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在拉福利特镇和与之毗邻的肯塔基州的米德尔斯伯勒之间，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斯廷纳清楚地记得，二战时期才六七岁的他从田野上望去，看见年纪大的男青年走到公路上，乘汽车去拉福利特的征兵中心的情景。无论他们是被征兵去的还是自愿去的，反正他们都去了。后来他以崇敬的心情听那些回乡的男孩子（都已长成了大人）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那些可怕、难受、痛苦但却很有意思的事情，讲述他们在刚刚解放的城市中行进时的喜悦心情。即使一个10岁的小孩也能理解为什么要牺牲。

等他到了当兵的年龄，他懂得自己应当为国家作贡献，而且应当不亚于那些曾经作过贡献的人。①斯廷纳的家人和阿巴拉契亚农村的大多数人一样，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斯廷纳家族是1710年前后从德国移居美国的。这个家族有5个兄弟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后又迁徙到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1820年，亨利?斯廷纳为了寻找土地，来到田纳西州东部。在鲍威尔河流域一个叫大本德的地方，他找到了所要的土地。那条河两岸土地肥沃，森林里常有鹿出没，河里有许多肥美的鱼，附近只有4户人家。亨利购买了1000英亩土地，然后返回北卡罗来纳把家人接了过来。和他们一起来到鲍威尔河谷的还有另外几户人家。到1889年，他们定居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家商店、一家蒸汽机锯木厂以及一家磨坊。那儿的居民已经有了27户，总共有100多个孩子，还有35条狗和65匹马。

到了1936年，由于诺里斯湖的水位上涨，鲍威尔河大本德的居民都搬迁了。埃米特?斯廷纳和他的家人都被迫搬迁。埃米特是卡尔的父亲。

卡尔?斯廷纳记忆中的家是这样的：

从1936年起，我父亲就参与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诺里斯大坝以及该局在30和40年代修建其他水坝的工作。他是一名打眼放炮的工人。他的工作就是钻孔，装炸药，炸掉岩石，为水坝打牢基础，开凿泄洪道。到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这就意味着他没有被征兵，而是被送去修建橡树岭核电站（离拉福利特仅几英里）。

由于他自身的背景，他的有些军中朋友就称他“乡下人卡尔”——这是一个善意的诨名，丝毫没有嘲弄的含义。斯廷纳对自己的出身特别满意，任何一个错误地把他看成乡巴佬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因此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不建造水坝和核电站的日子里，我父亲就种地。战争期间，橡树岭核电站是优先发展项目。

那座核电站是1942年动工的（但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制造出原子弹之前，它的存在一直没有正式对外公布）。那是一个重大工程，保安措施非常严密。这个设施的四周是高高的菱形格铁丝网，有骑马的武装保安人员在四周巡逻。要求建筑工人像军人住军营一样住在工厂的大楼里（他们在那里常常是一个星期干7天活）。偶尔我父亲也可以在周末抽空回一趟家。他走了之后，我母亲凯西?斯廷纳就掌管这个农场并照顾这个家。

我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还有3个弟弟和1个妹妹。我的爷爷、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干活很卖力。把租用的土地算在内，我们耕种的土地总共大约200英亩。除了种植烟草和谷物，我们还养了一些牲口——当时还没有拖拉机。马和骡子是用来干活的。男孩子到6岁时就下地干活了；农忙季节（我们都在上学）我们总是起早摸黑地干活，只要是好天，一个星期要干6天活。即使下雨，也有事可干，像堆干草或者给牲口磨饲料什么的。

干活很辛苦，但是我们的生活还不算艰难。星期天不干活，就可以上教堂，找朋友玩，或者自己玩耍。由于每家只有一辆汽车，所以很少用它出去玩。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在我们农场。星期天下午，15到20个男孩子聚在一起打球或者练习拳击。

男孩子们都喜欢到我们家农场来，因为它的位置居中，土地平整，适宜于球类活动。如果我们决定进行牛仔竞技，农场上有的是牛（不过我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玩这个，因为他不喜欢别人胡乱摆弄牲口）。有时候到了下午，我们会分成两拨，在谷仓里用玉米棒子打仗。这种仗有时候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脑袋上被湿玉米棒子砸一下，那确实会成为难忘的体验。

在山里玩也有许多乐趣（现在人们称之为徒步旅行，我们当时称之为爬山）。山里有洞穴，有瀑布，还有壮观的景色；随时都有可能看见铜斑蛇，那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挑战。附近的诺里斯湖总是诱惑我们去游泳、划船或者钓鱼。那是一个深藏在大山里的秀丽湖泊，形状窄窄的，湖水很深，水面很大——周长800多英里，有许多瓶瓶罐罐的东西和树枝都流进了岸边的低洼处。我们去钓鱼的时候，一般都选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夜里，先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坐在那里一直钓到天亮。在适当的季节我们还去狩猎。

所做的一切都带冒险性

我父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总是带着两只很能干的猎鸟犬。等我年纪稍大，知道猎枪的用处之后，我就想和他一起去打猎了。我开始帮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就开始带我去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已经长大，扛得动枪或者能射击了。但是，我可以钻进灌木丛或者鸟巢，把鸟儿赶出来。我还可以向他学习安全用枪的知识以及其他打猎的技巧。

13岁那年，他第一次让我打猎枪。只有一发子弹，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一条狗示意了目标的方向。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打到那只鸟，而且不会在其他方面出危险。如果我打不着，父亲还来得及补上一枪。

等我年纪稍大，学会了他认为我应当知道的狩猎技能，他就让我一个人去打猎了。上中学的时候，每到感恩节那一天，无论下雨不下雨，我和我的一帮朋友都要出去打鹌鹑（为了安全起见，每次最多去4个人）。我们一去就是一整天，中间也不吃饭。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的妈妈都会端出一只大火鸡。

年轻真是了不起。我们发现所做的一切都带冒险性。如果不带，我们还要弄出一点来。我们出去找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干，而且无论干什么——包括干繁重的农活——都要学会看它好的方面和它的目的。这就意味着不会感到厌烦和沮丧。

我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从中得到很多满足。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我。我到现在还住在乡村，种种地。我想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上大学以后就离开了农场，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那里。我必须回到家乡，尽可能地为家乡作一点贡献，因为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在那样一个家庭里成长是很幸运的——那是一个注重纪律、关爱、尊重和有原则的家庭。

毫无疑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很坚强——就像他曾经浇灌过的混凝土一样——但是又很正直，他希望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他还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要求自己的子女要有原则。但他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人。他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成为（就像过去陆军征兵广告词上所说的）“尽其所能的人”。他要是当了兵，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士长。

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值得一提，因为我一直把它们放在心里，而且一直在努力实践这些原则：

●要尊重别人，除非他们使你有理由不尊重他们。

●不要与伤害羊的狗为伍，除非你愿意承担和它们一起被抓住的后果。

●任何值得做的事都要做好。任何好东西都是经过艰苦劳动得来的。

●有多大的能力就要发挥多大的能力。

●你必须为那些在你手下工作的人作出榜样。你不愿做的事，也不要要求他们去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比他的雇工干得多。）

●不要只看到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靠自己努力。

我父亲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从来没想让我们继承他的衣钵，一辈子弯着腰在艰苦的建筑工地上或农田里无休止地干活。他知道教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虽然他自己只上到八年级）。随着我们不断长大，他和母亲也不断督促我们要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你们总不想一辈子就干我现在干的事吧？”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不可能永远直着腰。那样你们将永远不可能向孩子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能支持自己的家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母亲把我送到大学门口时的嘱托（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学。如果我没有被录取，我是永远去不了那个地方的）。他说：“孩子，好好学习，学不好就不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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