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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但凡他了解一点我和妈妈的生活环境，都会稍微克制一下幻想的思维。可或许他实在是闭眼冥想的时间太久了，连睁眼看看卧床的我的功夫都没有，心里只有被这篇“阴谋书评”伤害的自己，他大义凛然，他居高临下，他高尚地一挥手，大喊：“我认了！”可字里行间，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我认了”，只看到他描述着一对母子伤害了“我认了”先生以后，就开始疯狂的出名计划，还跑到了上海签售！可惜周伯伯的“子尤”在上海露脸，现实中的子尤小朋友当时还住在医院里，因为腿出血只能呆在床上和轮椅上生活，无法行动，至今已一年半，只不过用文字和思绪编织了一双新的腿，浮想联翩。他也浮想联翩，编织了一篇不依赖事实也不想知道事实的“高尚文章”。您由周伯伯的举动引出宽容，表示我不够宽容，但首先，我就没看出他的宽容。

或许有点跑题，反正是闲聊吗！我只是希望您看到，在我们家，在癌病友中间，在我们这样认真的治病养病过程里，不可能有恨，也没功夫有恨，相反，真善美时刻都闪耀在我周围。我们在努力求生，也在帮助其他癌症病友，为什么求生？因为我还想感受这世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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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保印叔叔对话（2）

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您，我们家充满了爱的欢笑，爱的温暖，我们布置家中的每一寸土地，因为我们热爱生活，走进我们的每一个客人都会感受到。我和妈妈亦母亦子，亦师亦友，互相教育，共同成长。问一问我的小学中学同学和老师，就会知道，“青春狂人”、“带着恨看人”绝联系不到我的身上。

我想对几个大人们带着有色眼镜（而且是好几百种颜色的那种）揪出的问题做解释。

首先是“哲学家父亲”。我写这篇文章，意图就是不想牵扯到周伯伯身上，我只想向读者讲述我对一个父亲与孩子的故事的看法。所以我不准备提他的名字，就是为了表明，不是因为周伯伯才这么写，我是为了一个触动我的故事而写。可不提“周国平”，我一会儿写“父亲”，一会儿写“哲学家”，觉得太乱，就统一成“哲学家父亲”。因为这两个身份在书里太明显了！他不是父亲吗？他不是哲学家吗？他在书中时不时就用他的专业来解释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大家都忘了，是他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职称，我才这样叫他的，而非我心里始终想着爸爸。可没想到这么一个挺善意的举动，居然被他看成邪恶。他反应够快的，我是在发表文章后好几天，突然对妈妈笑说：“对了！我爸爸也是哲学家父亲！”我是个反应特慢的人。

至于您写的“发表时，那数十处‘哲学家父亲’的表述不见了”，好象特有深意似的，其实那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是《南方周末》嫌我文章长删了好多段落。我还觉得挺可惜的呢，删得我字数变短气势也变短，改得我意图圆滑锋芒也圆滑。

看来《三联生活周刊》写我周伯伯又不高兴了。您看到我在采访中提到父亲时说“我们不是父子”，但您也应该看见接下来我陈述的情况，他来看我的时间很少，即使见面，也不像父子见面。我的意思是，一般人们认识中的父亲形象，比如严厉的父亲，但严厉下有脉脉温情；或者一个大男人拉着小男人的手外出打球，游泳等，我爸都不太具备，所以这个父亲形象很特殊。一般家里父母分工干的事情，只能由我妈兼顾了。

接下来和您聊聊宽容的问题。对我说宽容，总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因为这篇书评涉及的不是个宽不宽容的事，我只是在提出自己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没有从这本象征爱的、哭倒了那么多人的书中看到爱。其次，即使我不宽容又怎样？我只不过写了个书评嘛，而且文章里又没写“我跟你拼了！”这种话。

我要问，宽容是什么？怎么能没有前提地说宽容呢？要看具体情况呀！如果一个人杀了几百口人，你提倡要宽容他，怎么可以？我昨天去看《东京审判》，那帮战犯，能一个宽容就解决了吗？几百万死去的中国人何以瞑目？不是哪儿都用得上宽容的。我看到汉语词典对宽容的解释里有：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追究。对方确实有错，你不追究，大家表扬：“真宽容！”可如果你选择追究，也没有错，不应该被批评，被骂成：“不宽大！没气量！”而且宽容和指不指出是两回事，我只是指出而已。

我写了篇书评后，继续老老实实治病保命，可一波又一波貌似正当的指责让我不能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现在的感觉，就好象我在马路边走，看到一个人骑车闯红灯了，就想叫住他让他遵守交通规则，马上围上一堆人，死命拽我说：“你别打他！你要宽容他！”

为何单方面要求我？请那些写文章批评我却又打着爱的旗号的专家为我演示一下宽容的举动！请热爱周伯伯、在他爱的文字的熏陶下陶醉的人为我演示一下宽容的举动！

您曾经写《歧视孩子是最大耻辱》，批评一所学校驱赶单亲家庭的孩子的行为，说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教育者的最起码的道义与资格，也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的无能、悲哀与耻辱。您提到：“心中有牛粪，则眼中所见皆为牛粪；心中有鲜花，则触目之处皆为鲜花。”那我这个“心中带恨的单亲家庭孩子”，可以进您的“学校”吗？我在这所学校里是鲜花还是牛粪？或许周伯伯的内心就因为缺少鲜花，才会对《妞妞》书评的作者怀疑又怀疑，觉得其居心叵测。

。　想看书来

与曹保印叔叔对话（3）

您曾经写《谁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说：“一个不会说、不愿说、不敢说真话的孩子，很难想象他会做出多少真善美的事情。”又说：“强迫孩子说假话，分裂自己的人格，就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吗？”但如今在这样的目光逼视下，由对我文章动机、思想的分析，到对我人格、心理的分析，到对我父母形象的分析，我是继续说真话、内心想的话，还是说假话呢？我就是因为写了说真话的文章，才遭来了不宽容的指责的呀！

您曾经写《让孩子学会说“不”》，“我提倡让孩子说“不”，提倡家长与孩子平等交流”，“当你长期坚持这样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孩子的‘不听话’，有时候是对的；正是因为孩子‘不听话’，他才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权益，才创出了一片人生的广阔天地。”我还没敢说“不”呢，在某些大人眼里，已经太“不听话”了。我丝毫未从几位高高在上的大人身上，看到平等对话的可能，只看到他们一再不假思索的对我的定义。为什么？只因为我“可以热爱，切勿膜拜”，大概，他们是热爱膜拜的吧！

您曾经写《“血统论”的绞索》，提到了历史上各种受血统论所害的人群。那《学会宽容》里“单身妈妈传递了恨给单亲家庭孩子子尤”的故事，算不算对“单亲血统”的一种歧视？为什么单亲家庭里，母子就肯定生活在恨里？每一个家庭的故事都是独特的，是最不能一概而论的！说是“传递”，说白了跟“教唆”也差不多，这“教唆”的认定是最可怕的“绞索”！您可能忘了，孩子也是人，他有感受的能力，有最明亮的眼睛。他们难道不能自己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吗？那是最真实，最透彻的观察。按照您的意思，只需母亲坐在那儿招手：“来来来，我跟你说，你要恨你爸。”孩子听完就恨了？这样的说法对于母亲和孩子都不公平。

总之，我要说，由《妞妞》书评推测出的这一连串故事和人物心理，是不真实的，我只是读了本书，写了篇书评这么简单。您其它八十五个案例，都根据的是报纸报道，虽然未必那些报道完全正确，但至少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共识，就好象希特勒铁定是坏人一样。而一个和我同名但和我没一点关系的小朋友和他妈妈的故事在心理分析后，也变成了铁定的反面形象，交给老师、家长、教育家阅读研究，可有点恐怖。要不，您有机会，把我们家的故事换掉，改成“希特勒被他妈妈教唆的恨生活”？开个玩笑。

之所以给您写这么多，是因为我感动于您的感动。在书中，您几次写道看到悲惨事例时流泪。欢迎您来我们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家庭气氛。最后说一句，这篇文章，只出现了一次“曹叔叔”，而不是几十处，不知道您会不会顺藤摸瓜，又发现我们家的什么秘密？

（2006年9月6日上午，子尤躺在床上作，两个小时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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