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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第1页）

孙承宗

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汉族，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末军事战略家、忠贞的爱国者，民族英雄；曾为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

早年经历

孙承宗少时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秀才，年仅16岁。而后，孙承宗曾先后在大理寺右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等朝廷官员的家中，做家庭教师，并逐渐接触官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孙承宗到北京，入国子监读书；次年中举人。后来，因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孙承宗随行。大同是当时明朝的边城重镇，承宗边境教书时，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宦海沉浮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入翰林十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入詹事府做事，辅导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学习，即后来的明泰昌皇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泰昌帝继位仅一个月，就不明不白的驾崩了。因此，泰昌帝年仅16岁的儿子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位。孙承宗继而就做了天启帝的老师。这样，年近花甲的孙承宗，依借帝师的地位，逐渐地进入了明朝后期政治权力的中心。

明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后因明朝丢失广宁，辽东经略王在晋去职，天启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

登莱巡抚袁可立与孙承宗同为天启二年殿试同考官，共同主辽期间满人蜷伏。孙承宗将辽海防务委之于袁可立，十分倚重。他说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收复失地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年），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答曰：“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孙承宗所在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在这样相对安定的大背景下，按照战功来衡量，似乎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然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永光对孙承宗和袁可立积极防御的一番作为作过很中肯的评价：“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孙阁老之所以打的都是小仗，是因为建奴知道他能打仗，再加上袁军门的水军牵制，后金不肯贸然来碰他的霉头，所以两年下来，孙阁老和袁军门一直没有发动大战役的机会，而发动战略总反攻把后金赶出去的机会又不成熟。但反过来说，孙阁老在无形中为朝廷省下了许多军费，确保了山海关安然无恙，使明朝有了更多的机会养精蓄锐，充分显示了天朝的不战之威。”令人可叹的是，正当孙、袁二公积数年之力准备大有作为之时，阉党已全面乱政，逼迫袁可立和孙承宗先后去职。

自请罢官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首先是阉党份子宋祯汉等攻击登莱巡抚袁可立，使袁可立在天启四年初即遭罢官，孙承宗失去了左膀右臂的策应。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为承宗所鄙视.。同年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再度出山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避开山海关－宁锦一线，绕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此事所谓“己巳虏变”。

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也因为私自议和、擅杀大将等罪名被下狱。在此危难之际，承宗力保祖大寿，明廷亦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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