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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瓦砾（第1页）

我把书稿寄出去了。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封回信。我又作了答复。事情自然地进展下去。

正式出版之前，作者的样书寄来了。护封的勒口上有一段感人的传记性文字：

劳拉·蔡斯写出《盲刺客》一书时还不到二十五岁。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令人悲哀的是，这也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因为她于一九四五年死于一场悲惨的车祸。现在能推出这位年轻的天才作家惊人成熟的处女作，我们深感骄傲。

文字之上是劳拉的照片，复制得相当糟糕：她的脸看上去像沾了苍蝇屎。不过，这毕竟也能聊以自慰了。

书出版以后，开头毫无反响。毕竟，它是本很小的书，而且内容也算不上畅销故事。虽然它在纽约和伦敦的评论界受到好评，但在这里却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一开始没有。后来，道学家们抓住了它，传道士和当地的碎嘴婆娘们行动起来，喧嚣开始了。一旦那些“尸体上的苍蝇”找到了某种联系——劳拉是理查德·格里芬死去的小姨子——他们便一哄而上，炒作这个故事。那时，理查德已经树立了一批政敌。含沙射影的攻击开始了。

关于劳拉自杀的说法当时曾被十分有效地压了下来，现在又浮出水面。不仅提康德罗加港的人在议论，而且那些重要圈子里的人也议论起来。如果她是自杀的，为什么？有人打来了匿名电话——可能是谁呢？——而且贝拉维斯塔诊所也被牵连进来。根据诊所的一名前职员（据说，一家报社曾付给他重金）的证词，有关方面对诊所的可耻做法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调查。造成的结果是：后院被掘地三尺，整个诊所关门大吉。我饶有兴致地细细看它的照片。在成为诊所之前，它是一个木材大王的宅第。据说，它的餐厅有一些相当精美的雕花玻璃窗，但自然不如阿维隆庄园的精美。

理查德和诊所所长之间有一些通信来往。作为证据，这些信件特别具有杀伤力。

偶尔在脑海中或梦中，理查德会出现在我面前。他灰蒙蒙的，身上却带着斑斓的光泽，就像水坑上的一层油花。他冷冰冰地瞧了我一眼。又是一个来指责我的鬼魂。

在报纸宣布他退出官场政治前不久，我收到他的一个电话。这是从我离开之后他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他怒气冲冲，暴跳如雷。别人告诉他，由于那件丑闻，他不再被考虑为领导班子的候选人，而且那些重要人物也不再回他的电话了。他受到了冷遇。他被封杀了。他说，我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毁了他。

“我做了什么？”我说，“你并没有被毁。你仍然很有钱呀。”

“那本书！”他说道，“你暗地里毁了我！你出版它花了多少钱？我不相信劳拉会写出那本肮脏的——那堆文字垃圾！”

“你是不想相信，”我说，“因为你迷醉于她。你无法面对这种可能性：在你下流地同她寻欢作乐时，她一直和另外一个男人频频上床——她所爱的那个人，同你不一样。我猜想，那本书说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是那个激进分子吧？就是野餐会上他妈的那个狗杂种！”理查德一定十分恼火；通常他是很少骂人的。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道，“我又没去监视她。不过，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从野餐会上开始的。”我没有告诉他，同亚历克斯有关的野餐会有两次：一次劳拉去了；第二次在一年以后，劳拉没去，那是我在皇后街碰见亚历克斯那天之后。有煮鸡蛋的那一次。

“她这样做是出于怨恨，”理查德说，“她就是在报复我。”

“那我并不吃惊，”我说道，“她一定痛恨你。她为什么不呢？你差不多是强奸了她。”

“这话不对！没有她的同意，我什么都不会做！”

“同意？这就是你所谓的同意？我说这是胁迫。”

他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他们家族就是这个德性。先前威妮弗蕾德打电话来责骂我时，她也是这么做的。

后来，理查德失踪了。接着，他又在“水妖”号上被找到了——好了，这些你都知道。他一定是悄悄进了镇，悄悄进了阿维隆庄园的庭院，悄悄上了船。当时船是在船棚里——顺便告诉你，不是像报纸上错误报道的那样，说是拴在码头上。那是掩人耳目的。漂在水上的船里有一具尸体应该十分正常，但停在船棚里的船上有尸体就古怪了。威妮弗蕾德不想让人们认为理查德精神错乱了。

那么，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我也说不准。他的尸体一被找到，威妮弗蕾德就接管了一切事务，尽量把事情弄得好看一些。她的说法是中风。然而，人们却发现他胳膊肘旁有一本书。我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威妮弗蕾德歇斯底里地打电话来告诉了我。“你怎能对他做出这种事？”她说，“你毁了他的政治生涯，然后你又毁了他关于劳拉的美好记忆。他爱她！他崇拜她！她死了，他无法承受这个事实！”

“我很高兴听说他感到一丝懊悔，”我冷冷地说，“当时我并没发觉他有什么懊悔。”

威妮弗蕾德自然对我进行了一番责备。过后，那就是公开的战争了。她对我做出了她所能想到的最恶劣的事。她带走了艾梅。

根据威妮弗蕾德的说法，想必你读过了福音书福音书：指《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等章节所讲的基督教义。。在她的嘴里，我一定是一个酒鬼，一个野鸡，一个荡妇，一个坏母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无疑又变成了一个邋遢的老泼妇，一个老疯婆，一个卖破烂的小贩。然而，我怀疑她是否对你说我害死了理查德。如果她那样说的话，她还不得不说她是从哪儿听来的。

破烂是个诋毁的词。不错，我贱买贵卖——在古董这个行当，谁不是这样？——但我有好眼光，而且从来不强迫别人。我承认，有一段时间我饮酒过量，但那是在艾梅走了之后。至于男人，我也有过几个。那从来就不是个爱情问题，更像是每隔一段时间包扎一次伤口。我同周围的一切关系都被割断了，不能伸手，不能触摸；同时，我感到被擦伤了，伤得生疼。我需要另外一个身体的慰藉。

我避开我以往社交圈里的任何男人。不过，其中有些男人一听到我孤独，乃至可能境况糟糕的风声，便像水果苍蝇一样出现了。那些男人可能是受了威妮弗蕾德的怂恿；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坚持找一些陌生人，他们是在我去附近的城镇搜寻人们所说的“可捡的男人”时捡来的。我从来不说自己的真名。但最后，威妮弗蕾德的穷追不舍令我难以招架。她只需要雇一个人跟踪我，就能得到对我不利的证据。我进出汽车旅馆房门的照片；登记簿上的假名；贪图贿赂的旅馆老板的证词。我的律师说：你可以在法庭上力争，但我建议你别这样做。我们要尽力争取探访权，这才是所有你能指望的。你把弹药交给他们，他们已经用上了。甚至连律师对我也抱怀疑态度，不是因为我道德堕落，而是因为我笨头笨脑。

理查德在遗嘱里指定威妮弗蕾德为艾梅的监护人，还指定她为艾梅一笔不小的信托基金的唯一委托人。因此，这一点也对她有利。

至于那本书，劳拉一个字也没写过。不过，你明白这点想必有一些日子了。在我那些漫长的孤独的夜晚，当我等候亚历克斯回来，以及后来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自己把书写成了。我并没认为我是在写作——只是写下来而已。我写下我所记得的，以及我所想象的，那同样也是真相。我认为自己是在记录。仿佛一只脱离了躯体的手，在墙上涂写。

我想要个纪念物。写书就是这样开始的。为了亚历克斯，同时也为了我自己。

从我写书到用劳拉署名并不是个大跨越。你也许断定，激发我这么做的是怯懦，或胆小怕事——我从来就不喜欢聚光灯。或者仅仅是出于谨慎：署我自己的名字将会让我永远失去艾梅；迄今为止，我始终见不着她。不过，再一想，这只是在实现公平，因为我不能说劳拉一个字也没写。从表面上看，这么说并不错，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劳拉所谓的精神意义——你可以说她是我的合作者。真正的作者并不是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个：拳头大于手指的总和。

我还记得劳拉十岁或十一岁时坐在阿维隆庄园祖父的书桌前的情景。她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忙着安排天堂里的座位。“耶稣坐在上帝的右手，”她说，“那么谁坐在上帝的左手呢？”

“也许上帝并没有左手，”我逗她道，“左手应该是邪恶的，所以他也许没有。也许他的左手在战争中被砍掉了。”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模样捏成的，”劳拉说，“我们有左手，因此上帝一定也有。”她一面查看她的图表，一面咬着铅笔头。“我明白了！”她说道，“桌子一定是圆的！所以，人人都坐在别人的右手，一直这么转过来。”

“反过来也一样。”我说。

劳拉是我的左手，我也是她的左手。我们一起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左手写成的书。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从哪一面去看，我们俩中有一个总是看不到的。

当我开始记述劳拉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也不知道完成后期望谁去读。但现在我都清楚了。我是在为你而写，亲爱的萨布里娜，因为你是现在需要它的人——唯一的一个人。

既然劳拉不再是你心目中原来的那个形象，那么你自己也不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形象了。这可能是个打击，但也可能是个解脱。比如，你同威妮弗蕾德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同理查德也没有亲属关系。在你身上根本没有一星半点格里芬家族的影子：在这一点上，你的手是干净的。你真正的祖父是亚历克斯·托马斯；至于他的父亲是谁，噢，谁都有可能。富人、穷人、乞丐、圣人、几十种国籍、十几幅作废的地图、上百个夷为平地的村庄——你自己去挑。你从他那里获得的遗产是一个无限遐想的王国。你可以随意重新创造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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