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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第1页）

六个月过去以后，白色的冬天已经到来：万里无云的严寒天气异常沉寂；结实的积雪轧轧发响；树上挂着玫瑰色的霜花；天空碧蓝，烟囱上头冒着袅袅炊烟；突然打开的房门里冒出一阵阵的热气，人们的面庞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伤而肿得通红；忙忙碌碌奔跑的马儿，浑身颤个不停。一月的一天，已经接近结束，傍晚的寒冷在静止不动的空气中更觉刺骨，血红的霞光随着迅速熄灭。马利因诺村里的灯光开始点燃。普罗科菲依奇穿着黑色燕尾服，戴着一副手套，带着特别庄严的表情，在桌子上摆上七份餐具。一个星期以前，在本地区的一个小教堂里，静悄悄地、在几乎没有证人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了两对夫妇的婚礼：一对是阿尔卡季和卡嘉，另一对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菲尼奇卡。就在那一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举行宴会，为因事去莫斯科的哥哥送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参加婚礼，给年轻夫妇送去一份厚礼以后，也立即去了莫斯科。

下午三点整，大家开始入席。米佳也给安排坐在这里，他身旁已经有了一位奶妈，她戴着锦缎做的盾形头饰。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坐在阿尔卡季和卡嘉的中间；“丈夫们”都挨着自己的妻子坐着。我们熟悉的几个人最近都有了改变：似乎他们都变得漂亮、英俊了，只有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一人瘦了点，不过，这反而给他那富于表情的面貌增添了优雅和大贵族的派头……菲尼奇卡也变得不同了，变成了另一个人。她穿一件鲜艳的丝绸连衣裙，头发上面扎一根很宽的天鹅绒发带，脖子上戴一条金链子，她恭恭敬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仅对自己恭恭敬敬，而且恭恭敬敬对待她周围所有的人。她那么微微地笑着，好像想说：“你们一定要原谅我，我没有错。”不仅她一个人在微笑，其他的人也都在微笑，也似乎在表示歉意，大家都有点感到不大自在，有点忧郁；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好。他们都带着近乎滑稽的谨慎，相互周旋，好像大家都同意演一出纯真的喜剧。卡嘉比所有的人都显得平静。

她信任地望了望自身的周围。宴会结束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起身来，两手捧住酒杯，走向巴维尔·彼得罗维奇。

“你就要离开我们……你就要离开我们了，亲爱的哥哥，”他开始说道，“当然，离开的时间不会很久，但我仍然不能不向你表示，我……我们……我多么……我们多么……糟糕的是我不会说话！阿尔卡季，你说吧。”

“不，好爸爸，我没有准备。”

“可我却好好准备了！哥哥，简单点，让我来拥抱你，祝你万事如意，并且尽快回到我们这里来！”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同所有的人都接过吻，当然，米佳也不例外。不过，对菲尼奇卡则不同，他只亲了一下她的手，可她还不知道怎么伸手呢。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喝干再次斟满的一杯酒以后，深深地叹息一声说道：“祝你们幸福，我的朋友们！farewe11！[226]”这最后的一个英国尾巴，谁也没有察觉出来，但大家都深为感动。“为了纪念巴扎罗夫！”卡嘉对着自己丈夫的耳朵，悄声说道，然后同他碰了一下酒杯。作为回答，阿尔卡季握了一下她的手，但不敢大声说出这一杯的祝酒词。

一切都好像结束了？但是，或许有一些读者希望知道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物中的每一个人，此刻正在干什么吧？好，我们准备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前不久嫁了人，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一种信念，她相信丈夫会成为一位俄国未来的政治家。此人非常聪明，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意志坚强，并且具有出色的辩才的法学家。他还很年轻，心地善良，但对人冷若冰霜。他们生活得非常和谐，大概会获得幸福……大概会获得爱的。×公爵夫人死了，她一死就被人忘记了。基尔萨诺夫两父子就在马利因诺定居了。他们的事业开始好转。阿尔卡季成了一名热心的当家人，他们办的“农场”年年都有相当可观的收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当上了民事调解员[227]，并且竭尽全力办事，他不停地在自己的地区里奔忙，经常发表长篇演说（他始终坚持一种意见，认为对农民应当“开导”，也就是说要经常把同样的话反复说上几遍，直到他们厌倦为止）。不过，说老实话，两方面的人还是都对他不尽满意：那些受过教育的贵族说起解放这个词来（他们念的时候，鼻子一哼，相当含糊），样子一会儿很优雅，一会儿又很忧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贵族则蛮横无理地大骂“这些个解放”。对于这两种人来说，他都显得太软弱。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生了个儿子科里亚。而米佳则已经可以四处乱跑，而且会说话了。菲尼奇卡·菲多西亚·尼古拉耶夫娜除开丈夫和米佳之外，最喜欢自己的媳妇，要是她媳妇坐下来弹钢琴，她就高高兴兴坐在媳妇身旁，整天不离开。我们也顺便提一下彼得。愚蠢和老气使得他完全变呆了，他老是把e这个音发成IO，把“现在”念成“欠在”。不过他也结了婚，而且从妻子那里得到了一份可观的嫁妆，妻子是市郊一个菜园主的女儿，曾经拒绝过两个很好的求婚者，原因只是他们没有手表，而彼得不仅有手表，而且有一双上过拉克油漆的半腰筒靴子。

在德累斯顿的布柳列夫凉台上，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个最适合散步的时间里，您可以碰到一位将近五十岁的人。他的头发已经灰白，好像还患有痛风病，可是他的长相还很漂亮，穿着非常讲究，而且还带有一种只有在上流社会生活很久的人才有的特殊印记。那就是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他离开莫斯科出国，为的是恢复健康，却定居在德累斯顿。他在这里多是与英国人和过路的俄国人交往。同英国人在一起时，他举止朴实，近乎谦逊，但不失尊严；他们发现他有点乏味，但尊重他是一位完美的绅士，“apefectgentleman[228]”。对俄国人他比较随便，他随意发脾气，既挖苦自己，也嘲笑别人。不过，他的这些举动却使人觉得可爱，既显得漫不经心，也并不失礼。他坚持泛斯拉夫派的观点，大家都知道，这在上流社会，通常被称为tresdistingue[229]。他任何俄文书报都不看，但他的书桌上却摆着一个俄国树皮鞋形状的烟灰缸。我们的旅游者很喜欢去找他。暂时处于反对派地位的马特维·伊里奇·科里亚金在去波希米亚温泉疗养途中，堂而皇之地拜访过他。他同当地人见面次数不多，但他们对他几乎达到崇拜的地步。倘使要弄一张去宫廷演奏厅或者剧院的戏票，谁也不能像derHerrBaronvonKirsonoff[230]那样迅速而容易地搞到。他总是尽力做好事，因此博得了一点名气：他没有白做交际场上的明星！但他生活相当艰难……比他自己想象的难得多……只消看看他站在俄国教堂里，身子靠在墙上，开始沉思默想，好久都不动弹，痛苦地咬着嘴唇，然后突然醒悟过来，几乎叫人毫不察觉地画十字，就……

库克什娜也到了国外。她现在在海德堡，已经不再研究自然科学了，而是研究建筑学。用她的话来说，她在建筑方面发现了一些新的规律。她仍然同大学生们接触，特别是同年轻的俄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往。在海德堡，这样的人多得很，在初来的时候，他们对事物的清醒观点使幼稚可笑的德国教授们感到震惊，后来他们的无所作为和无比的懒惰又使那些教授感到同样吃惊。西特尼科夫同两三个这一类的年轻化学家一块儿在彼得堡走来走去，他们连氢、氧都分不清楚，但却满脑子里装的是否认和自尊，还有那个伟大的叶利谢耶维奇也在一起。西特尼科夫现在准备成为一位伟大的人物，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继承巴扎罗夫的“事业”。据说，前不久，有人打了他一顿，不过他马上进行了报复：在一家不知名的小报上写了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暗示打他的人是个胆小鬼。他把这叫作讽刺。他父亲还是照旧随心所欲地使唤他，可妻子却骂他是个大傻瓜……和文学家。

在俄罗斯一个遥远的角落里，有一座不大的乡村公墓。几乎同我们所有的公墓一样，它的外貌是叫人见了伤心的：它四周的水沟早已长满杂草；灰白的木制十字架都已倒下，在它自己的、曾经油漆过的顶盖下腐烂；石碑都被移开了，似乎是有人把它们从下面抬上来的；两三株光秃秃的小树，勉强遮住一点阳光；一群群的绵羊在坟墓中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但在它们中间，却有一座坟没有人触动过，也没有让牲畜践踏过，只有鸟儿在黎明时分落在它上面歌唱。它四周围着铁栅栏；它的两端种着两棵小枞树：叶夫格尼·巴扎罗夫就埋葬在这个坟墓里。常常有一对年迈体衰的老夫妻从不远的村子里来到坟上。他们相互搀扶着，迈着沉重的步伐走来，他们走到铁栅栏前，就趴着跪在地上，伤心地痛哭好久。他们久久地注视着那块无言的石头，他们的儿子就躺在它的下面；他们简短地交换几句话语，便拂去石头上的尘土，扶正枞树的枝叶，于是又祷告起来。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似乎觉得，从这里离他们的儿子要近一些，好像跟他们对儿子的回忆也更近一些……难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眼泪一点效果也没有吗？难道爱，神圣的、无限忠诚的爱不是万能的吗？啊，不！不管埋藏在坟里的是一颗多么热情、多么有罪、多么具有反抗力量的心，长在坟上的花朵还是用它那天真的眼睛平静地望着我们，它们对我们不仅叙说着永恒的安宁，也给我们叙说着“冷漠”的自然界伟大的安宁；更叙说着永恒的和解和无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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