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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的侯赛因（第1页）

约旦的侯赛因于1935年11月14日生于安曼。其父于1952年退位，次年，他宣布继承王位。他的外交政策被国际观察家认为是有争议的。国王主张他的国家向西方开放，但是在国内为了对付与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冲突又不得不授予军方所有的权力。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他放弃所有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要求。在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中，他站在伊拉克一边（由于签署了获得石油的优惠条约），但是不得不在约叙边境线上使自己的军队与叙利亚的军队相对立，因为叙利亚是伊朗的盟友。后来的几年中，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断绝了一切关系，并且在国内取缔了军事管制法，允许成立政党。1994年，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签署了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和平条约，该条约的设计者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侯赛因患上了白血病，因并发症于1999年2月7日在安曼去世。之前，为了使他的长子侯赛因·本·阿卜杜拉得以继承王位，他修改了宪法，废黜了他的弟弟哈桑的王位继承权。

国王给人以痛苦、自矜、毫无幻想的印象。你看到他，总感到需要为他做些事情，哪怕只是对他低声劝说：“陛下，放弃一切，离开这里吧！否则，他们将加害于您。如果您遭遇不测，将不会有人感谢您。陛下，这不值得，您冒的风险太多了。您才33岁呀！”你本应对国王大声疾呼，而不是低声劝说。你克制自己，不是担心冒犯国王，而是你知道国王洞悉一切。国王的遭遇在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八字胡已经斑白，深深的皱纹说明青春已是遥远的过去。你曾看到过比侯赛因表现得更悲哀的脸吗？他的嘴角常常显露出沮丧情绪，即使在微笑和大笑时，他也好像处在悲哀之中。我不相信国王会笑，也许在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是短暂的例外。无论在何时何地，他的情绪都不能使你相信，生活是上帝给人的恩赐。当然，国王过的不是苦行僧或圣徒的生活。他喜欢女人、摩托车、赛车、海滨度假和激烈的情感。在捍卫生活方面，他并不是弱者。他会打靶，而且百发百中。他是带着冷漠和怒气生活着的，怀疑每天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国王坐在他那王宫办公室的安乐椅上，穿着一身淡绿色的、不是很漂亮的西装，衬衣倒很合适，系着一条经过精心挑选的领带。安乐椅很大，这使他只有1.59米的身材显得更矮小。要是他靠在椅背上，他的脚只能刚刚触及地毯。但是他依然靠着椅背，双臂架着扶手，从容地交叉着两手。这表明，身材矮小并没有使他表现怯弱，相反，健壮的体魄使他显得威严。他肩膀宽阔，两臂肌肉发达，双腿粗壮结实，简直像一头时刻在寻找交配机会的好斗的小公牛——要是一时忘记了他的面貌，你很自然地会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他。这头小公牛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它永不屈服。你用绳索套它，它先逃跑，然后再转身向你扑来。如果你把它套住，关进牢笼，它会撞击牢笼，直到你把它放出笼来赶进斗牛场，投入一场搏斗。挑逗、折磨、伤害，只能使它更加奋不顾身，尽管它的反击——角顶、头撞、脚踢——是犹豫的、盲目的、错误的。这就是侯赛因的政策。人们不禁要问，他的痛苦和悲伤主要是由此产生吗？也就是说，是由于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一头被推入斗牛场，将不可能活着出来的小公牛吗？国王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有长矛手、短扎枪手、斗牛士、朋友、敌人、以色列人、埃及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总之，勾结起来反对他是很容易的。对于侯赛因国王来说，掌权并不舒服。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成为人们暗杀的目标，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

人们一谈起侯赛因，就会想起暗杀、阴谋、冷枪、炸弹和毒药。他自己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反对我的阴谋如此频繁和五花八门，以至我有时感到自己是一部侦探小说的主人公。”众所周知，对他的第一次暗杀，发生在他16岁那年。在他面前，他的祖父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杀害。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门口。左轮手枪的子弹不仅打中了阿卜杜拉，而且也飞向侯赛因的胸膛。是他祖父替他别在军装上的一枚厚实的徽章救了他的性命，子弹碰到徽章后又弹了回去。叙利亚米格战斗机事件发生在1958年。当他驾驶着自己的飞机飞往欧洲时，两架飞机向他袭来。高超的驾驶技术使他幸免于难。他先是俯冲，然后又拉起，而且按“之”字形的航线飞行，以致险些撞在山上。1960年，有人对他使用更阴险毒辣的手段。那时他患鼻炎，大夫让他用滴鼻剂治疗。一天，侯赛因打开一瓶新的药水，无意间，一滴药水掉入盥洗盆，盆里顿时吱吱作响，药水落下的地方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洞。原来有人拿走了他的滴鼻剂，给他留下了硫酸。还有那个趁他熟睡时投出匕首的侍从，那个把毒药掺进食物的厨师——由于国王的随从让王宫里的猫先尝了食物，阴谋终于败露，国王安全脱险。在侯赛因要去看望哈扎·马贾利首相时，首相办公室里被安放了炸弹。但侯赛因没有死，因为炸弹提前爆炸，炸死了首相和另外8个人。4梭子机枪子弹曾射向那辆看来是他的而实际上是他叔父的汽车。他的军队的最高司令阿布·努瓦尔，曾组织过一次军事叛乱。当时军队驻扎在扎尔卡。侯赛因跳上一辆吉普车赶到那里。他跳下吉普车时，马上有一支手枪对着他。这一次他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比那个人更快地开了枪。国王平时总是在腰带上佩带着科尔特-38型左轮手枪，他睡觉时就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他越是处于危险中，就越要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就是侯赛因最不寻常的地方。我那天到达安曼机场时，看到跑道上有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壮实小伙子，长得很像侯赛因。小伙子帮助一位举止文雅的太太领着两个孩子，一直走上一架开往伦敦的班机，然后自己走向停在门口的一辆奔驰牌小轿车。他坐进驾驶员的位置，独自一人驾车向城里驶去。我叫了起来：“那个人真像侯赛因。”有人回答说：“对，他就是侯赛因。他外出总是不带警卫。”侯赛因的勇敢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而且带有鲁莽和令人费解的色彩。1967年，当以色列向约旦进犯时，他是去前线的唯一的国家元首。他是一个人驾驶着吉普车去的。他的士兵们狼狈溃逃，他却冒着枪林弹雨前进。今年1月份，当以色列越过锡法边界，用50辆坦克发动进攻时，侯赛因赶到那里，在现场指挥战斗。这些事是古代的大将干的，今天的将军再也不参加战斗了。因此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喜欢不惜生命地冒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仅仅把冒险当做一种乐趣。他从事的体育活动也只是反映了他的这种嗜好。他喜欢跳伞，喜欢熄灭直升机上的引擎，让飞机自由降落，直到最后一刹那才重新使它升起。他喜欢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驾驶保时捷轿车。他喜欢在他那架猎鹰者喷气式飞机上做鲁莽的特技表演。他还曾化装成出租汽车司机，夜间在安曼的街上招揽顾客，并询问顾客对名叫侯赛因的新国王的看法。

从表面看不出国王能做出上面所讲的那些特殊举动。恰恰相反，他举止稳重，待人亲切，笑容可掬。他从开门跟我握手的那一瞬间起就是这样。他问我在约旦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给我找麻烦。如果有的话，我应立刻告诉他。他暗指谁，这是很明显的。他是以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的口气说话的。他要向你表明，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是他，而不是你在这以前会见过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讲明了这一点以后，国王递给我一支约旦香烟，并弯着腰给我点上。我说：“人家提醒我要称您为陛下，但这是我第二次忘记了……陛下。”他对我这句强调我在礼仪方面的无知的话感到很有趣，回答我说：“别管它。如今的国王也不过是国家的职员。我认为不必讲客套，我从来不讲客套。”这倒是真实的。他接见记者时经常不穿外套，他住的小别墅里房间很少，侍从也不多，他的妻子穆娜自己做饭。他那时的妻子是穆娜，也就是那位可爱的英国打字员，跟他结婚前名叫托妮·加德纳。侯赛因尽管当时曾多次背叛她另找新欢，但是还是爱她。他们爱情的基础看来正是这位女人的朴素。她并不因为自己做饭而感到羞耻，她拒绝接受王后的桂冠，勉强接受了公主的称号。因此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侯赛因为了娶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妻子，竟然遗弃了她。他的家庭生活与一般反对离婚的小市民的家庭生活并无区别。

我问国王是否可以开始提问，他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他那镇静自若的神态马上消失了。他原来讲话时的那种果断而威严的声音听不见了，听到的是有礼貌的低语：“请，请提问吧！”这使我怀疑他是否有些胆小羞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他的确有些羞怯，就像斗牛场上的公牛发现你并不伤害它，于是它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后退时的那种羞怯一样。你也可能为此感到吃惊。但你不会对他具有与兽类相似的自卫本能和躲避袭击的灵活技能感到惊奇。事实上，虽然他受的是西方教育（我没有忘记侯赛因是在瑞士接受教育，是由格拉布·帕夏培养的，这个英国人后来帮他建立了军队），但他血管里流的是百分之百的阿拉伯的血液。他敏捷伶俐，诡计多端。听到我提的笫一个问题后，他双唇紧闭，两臂微微颤抖。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这种反应出现过多次，而且每当我向他提出一些使他为难的问题时，他就做出这样的反应。看来他并不喜欢接受采访，因此我的这次采访不是一次了不起的采访。他答应给我40分钟的时间。45分钟后，他看了看表，偷偷地松了口气，轻声说：“很抱歉，我们得中止谈话，我另有约会。”没有任何办法延长这次会见。我们在门口告别时，他答应几天后再继续谈，但事实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难道这是因为他不愿意继续他自己也知道是不诚实的谈话吗？还是因为他跟我谈的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事情纯属莫大的谎言？他坐在那张大得要把他吞掉的安乐椅上，显得对巴勒斯坦人是多么同情，多么宽容，他是多么渴望和平。他咬文嚼字，“和平”这个词就像口香糖一样在他嘴里转动。可是，5个月以后，是他促使贝都因人反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洗。这就是今天称为“黑九月”的大屠杀。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了自卫。战斗徒劳地持续了多天，因为游击队受到突然袭击，不可能对付一支完整的军队。即使在难民营里，也有成千上万的死者。目睹过这些尸体的人，都说侯赛因的军队是惨无人道的。有些人被捆绑起来割掉了生殖器或截去了四肢，有些人被砍了头。在受害者中有老人、儿童……这是一个卑鄙的事件，非常卑鄙的事件。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应都是厌恶地谴责侯赛因。许多人认为，他这个行动恶化了局势。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糟。人们的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幸存者逃到黎巴嫩，在那里重新组织力量，大搞恐怖主义，在欧洲搞得越来越凶，甚至在那些对他们表示友好和谅解的国家里，也同样地搞。于是发生了慕尼黑、罗马机场和苏黎世的屠杀事件。难道我因为侯赛因对我撒了谎而鄙视他吗？我不知道，我想不一定。作为像他这样一个受折磨的国家元首，当然不可能向敌人透露自己的战略，更不可能向一位记者吐露真情。由于他摆脱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办法是基于180度的突然转变，基于预料不到的大屠杀，所以，他除了跟我撒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说谎说得很好，他的谎言说明他是一个可悲的人，也是不可信的人。命运注定他是可悲的，客观需要使他是不可信的。谁愿意处在侯赛因的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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