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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布托（第1页）

阿里·布托于1928年1月5日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拉尔卡纳。来自权贵的锡克族家庭的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1971年到1973年，被选为巴基斯坦总统，1973年到1977年，任总理职务。他试图指引自己的国家走上文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促进世俗主义和妇女解放。他成功地控制了与中国和印度的冲突，承认孟加拉的独立，采取严厉和非流血的措施清洗犯有腐败罪的军政官员，把主要工厂收归国有。1977年，由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1]发动的政变使他下了台。他被关进监狱，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指使别人谋杀一名反对派政治对手，但始终没有真凭实据。1979年4月4日，他在拉瓦尔品第被处以绞刑。他的政治遗产由他的女儿贝娜齐尔继承。她成了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人，两次就任国家总理职务，2007年11月27日在拉瓦尔品第遭谋杀。

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发出的邀请令人迷惑，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解释它。他要求我只去拉瓦尔品第，而且要我尽快动身。我思忖着这是为什么。对于那些避而不见或干脆拒绝会见记者的人，记者们总是梦想着至少能被他们召见一次。但是梦的情节是不合逻辑的，而不合逻辑又导致产生怀疑。为什么布托想见我呢？是要委托我向英迪拉·甘地传递信件呢，还是因为我怀着尊敬和好感对英迪拉进行了描绘而要惩罚我呢？第一种猜想很快就排除了。布托不需要一名邮递员为他同他的敌人之间传递信息，因为瑞士和俄国的外交官会关心这件事。第二种猜想也很快被否定了。布托一向以文明人著称，按照常理，文明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客人的。第三种猜想，也就是他想要我采访他，这自然会使我感到吃惊。事实上，他正是读了我写的关于孟加拉总统、倒霉透顶的穆吉布·拉赫曼[2]的文章后，才要我去采访他的。当好奇心战胜了怀疑，决定接受邀请时，我了解了这一点。但是，在我接受他的邀请的同时，我又向他传话说，作为他的客人，他不应该阻止我一视同仁地以我独立的见解来描述他，而且还告诉他，任何殷勤或诱惑都不可能收买我。布托对我的回答是，一定照办，行。这是我对这个人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此人给人的印象是不可捉摸，异乎常人，轻率，所做的决策也不同一般。我们承认他十分聪明，但这是一种狡猾的、狐狸般的、为了迷惑和欺骗人而产生的聪明，同时，这种聪明又来源于文化修养、记忆力、嗅觉和贵族风度。两位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等候我的官员激动地向我宣布，总统将在一小时内接见我。那时是上午10点，我大约有两天没有睡觉了。我对他们的安排提出异议，我说一小时内不行，我需要洗个舒服的澡，睡个好觉。我这种态度对别人可能是一种侮辱，但对他却不是。他把会见的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半，并补充说，他将等我共进晚餐。聪明加好客往往是引诱别人的最好方法。那样的会见自然会是亲切的。布托满面笑容，伸手向我致意。他身材高大、魁梧，与他那纤细的腿和小巧的脚相比，显得有点肥胖。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希望你在他的银行里开个账户的银行家。从外表看来，他比44岁的年龄要大些。开始秃顶使他感到苦恼，剩下的头发已经灰白。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张宽阔的脸庞：双颊丰润，嘴唇厚厚的，眼睑也是厚厚的。他的眼神里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忧伤，微笑中流露出胆怯。跟许多强有力的人物一样，他也因胆怯而变得迟疑和局促不安。

像英迪拉·甘地一样，在他身上也集中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你越研究他，对他就越捉摸不透、迷惑不解。就像一个在枢轴上转动着的棱镜，它的表面始终在变化，在你看到它的一刹那，它就在你的眼前消失了。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把他说成是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由主义者或独裁者，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人，真诚的人或谎话连篇的人，而每一种人物又都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复杂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他的国家产生的唯一能使人感兴趣的领导人。此外，他也是唯一能在拯救国家方面做一些工作的领导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使人想起侯赛因国王而不是英迪拉·甘地。像侯赛因一样，他因领导一个人为制造的民族而受到指责；像侯赛因一样，他站在一只被苏联、印度、中国、美国这些铁盆紧紧夹挤在中间，而且已经支离破碎的陶瓷盆中；像侯赛因一样，他拒绝投降，决心以一个没有安全网保护的高空杂技演员的勇敢进行抵抗。从另一个含义来说，他使人想起肯尼迪。像约翰·肯尼迪一样，他在金钱万能的环境中长大，他认为只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像肯尼迪一样，他有一个舒适、幸福、享有特权的童年；像肯尼迪一样，当他很年轻时，就开始向领导阶层攀登。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和地主的家庭中。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读书，后来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得国际法学位。他刚刚30岁，就在阿尤布·汗

[3]政府中任部长职务，尽管他憎恨阿尤布。不到40岁，他又在叶海亚·汗[4]政府中当部长，尽管他鄙视叶海亚。他并没有因某些伙伴声名狼藉而心神不安，相反，他以极大的、毫不动摇的耐心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向往权力是比向往爱情更加强烈的一种欲望。嗜权的人总是欲壑难填、利欲熏心，哪怕导致声名狼藉也在所不惜。布托对声名狼藉就毫不在乎。他追求权力，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权力，那就难以猜测了。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还提醒人们警惕那些讲真话或表现出天真的童子军式的道德观念的政治家。他的讲话会使你相信，他的野心是崇高的，是为了真正建设一个无私的、真诚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你参观他在卡拉奇的出色的图书馆时，你会发现有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烫银精装书籍，被放在重要的、显著的位置上。于是你产生了怀疑和怒气。在向他提问的过程中，你还了解到他真正的朋友是苏加诺和纳赛尔。也许他们是两个抱有良好志向的人，但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对此，你又感到困惑。难道他内心深处的梦想是成为独裁者和等待有一天那些烫银的精装书籍对他进行歌颂吗？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那些不了解有关国家的悲剧的西方人提出的。在那里，自由、民主、反抗从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取代它们的却是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可是，这是一个有效的、带有威胁性的问题。他听了后，就像遇到不愉快的事，骤然间，目光流露出激愤。他上台时，那里已实行军事管制法，至今还没有废除。

我作为他的客人与他相处了六天，随同他周游了好几个省。下面的采访记录就是在这六天里分五次进行的谈话记录。尽管我严格地按照录音磁带所记录的他的原话进行整理，但这个采访记录显然还是由五次谈话拼凑而成的。第一次谈话在我到达拉瓦尔品第的那天晚上进行，第二次是在飞往拉合尔的飞机上进行的，第三次在信德省的哈拉城，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卡拉奇。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旅途中，我始终在他的身边。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用那几天的日记给他画肖像。这是身着巴基斯坦民族服装的布托：他穿着绿灰色的宽松裤，脚上踏着凉鞋。在桑加尔，他向群众夸夸其谈地发表演说，那正是他两年前遇刺但幸免于难的地方。面对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站在麦克风前，先用乌尔都语后又用信德语喊着，嗓子都喊哑了。他卷起袖子，鲁莽地、目空一切地把自己放在可能再次遭受射击的地位。这是蛊惑人心的布托，是一个贪婪地想得到喝彩和权势的马萨涅洛[5]式的民众领袖。他让哈拉城的重要人物聚集在那里的一个院子中等候数小时，而自己却待在屋子里写东西，这又是另一个布托。当夜幕降临时，他像王子那样在华丽的地毯上行走，又像王子那样坐下，并邀请我这个在许许多多长着小胡子的男人中的唯一女人坐在他身旁。这几乎是故意对我进行挑战。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用手指傲慢地做了个手势，一一接见了他的党内成员、政府官员、主张独立的人。最后被接见的是一个抱着一头雪白的山羊向他献祭的穷人。这是贵族布托，是任何西方文化都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穆斯林布托。所以，他有两个妻子也并不是偶然。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布托乘坐在一架很不舒适的军用直升机里，头戴一顶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称之为吉物的帽子。当飞机在天空中飞行时，他两眼含着泪水，望着一片片的不毛之地和过着原始生活的农民所住的土屋，突然间，他握紧拳头，低声地说：“我一定要改变它，我一定要改变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布托。他终日幻想在巴基斯坦减少不幸和饥饿。最后，布托在他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的住所里接见我。他一面自我辩解，一面忏悔，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攻击英迪拉·甘地、穆吉布·拉赫曼和叶海亚·汗。他的家布置得十分雅致、大方。那里有古老的波斯地毯、珍贵的涂以瓷釉的制品、空调器和从毛泽东开始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题词。晚餐时，大家喝酒，有时也吃鱼子酱。他的第二个妻子努斯拉特也在座，她是一个毫不拘束的美丽的女人。后来又来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敏捷的、留着长发的男孩。这是现代化的、优雅的、西方式的布托。布托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著书立说者，他的英语胜于他的乌尔都语，他能博得西方人的好感。这是冒失的结论。我曾问沃尔特·克朗凯特[6]对尼克松、约翰逊、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在他长期的电视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重要人物的看法。正如他对我所说的那样，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不能只从人这一角度来对他进行评判。不能这样做！因为一旦你发现他也不过是一个自相矛盾，既有其所长，又有其不足的普通人时，你就必然会喜欢他，而忘却他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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