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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德卡马拉（第1页）

埃尔德·卡马拉于1909年2月7日出生在巴西的福塔莱萨市的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1931年他成为神甫，1952年为主教，1964年被指定为奥林达和累西腓的大主教。他毕生关心露宿在巴西大城市周围棚户区里的流浪人群，因此被称为“贫民窟主教”。他被认为是主张所谓的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强调在基督启示中的社会和政治解放的价值。在梵蒂冈的一次主教会议上，他和其他一些来自南方世界的国家的主教一起，主张“给穷人优先选择权”，他是这种主张的最权威的倡导者之一。他的生命中承受过无数次的威胁，但是他在国际上的声誉使他免遭伤害。1985年，因年龄关系离开他的教区，但是一直住在累西腓，这是他开始任主教职务时迁移过去的地方。1999年8月27日，在当地逝世。

他的教堂是巴西北部累西腓城里的一座穷教堂。大海是这个地区唯一引人入胜的地方。因为它靠近赤道，天气常年都是炎热的。那一年，没有下过一滴雨，干旱使植物枯萎，儿童渴死，希望破灭。但是它没有干死其他的东西，因为在累西腓除了几十座巴洛克式的教堂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岁月给教堂涂上了一层污秽肮脏的黑色釉彩，谁也无心去清除它。然而他的教堂是干净的，像他的一颗善良的心那样洁白。那里唯一肮脏的东西是红漆涂写的标语，标语上抹了一巴掌大的石灰，但是人们还可以看到红漆写的标语：“处死红色主教！”这是不久前迫害他的人向他扫射一阵机枪，并向他扔手榴弹时留在那里的。从那以后，教堂的小广场几乎总是空旷无人，许多人害怕从那里经过。要是你向一个警察问路：“劳驾，请问边境路教堂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会带着怀疑的耳光打量着你，记下你的出租汽车号码。

他的家紧靠着教堂，不像是个大主教的住宅。许多大主教身披绫罗绸缎，佩戴各种贵重饰物，还有顺从的仆人侍候，居住在与漂亮的街道相毗邻的宫殿中，而他的住所则与和小广场相垂直的街道——边境路相通，住所的另一边是一堵墙。他们就是朝着这堵墙开的枪。你马上可以从这墙上发现一扇绿色的大门，还能发现没有书写名字的电铃。你一按铃，院内的鸡群就拍动翅膀乱飞，公鸡随即啼叫起来。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混杂在这片嘈杂声中应道：“我来了！我来了！”门露了道缝，打开它时非常小心谨慎。门终于完全打开了，但开门的动作显得迟疑不决。在院子里站着个身穿黑袍的矮小的人。钢制项链上挂着的一个木头十字架在他的黑袍上显得异常醒目。这个矮小的人面色苍白，秃顶，难看的脸上皱纹密布。他长着尖尖的嘴、栗子似的小鼻子和因缺觉而疲倦的眼睛。他还有着郊区神甫那样善良和朴实的神态。但他不是郊区的神甫，更不是渺小的人。他是你在巴西，甚至是整个拉丁美洲可能遇到的最重要的人，也许是最聪明的人，最勇敢的人。他就是大主教埃尔德·卡马拉先生。他敢于向政府挑战，敢于揭露其他人缄口不言的种种不平之事和滥用权力等丑闻。他有勇气宣扬社会主义和宣称反对暴力。人们曾多次提名应该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不少人称他为圣人。如果“圣人”一词还有一定的含义，那么我也说他是圣人。

巴西政府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巴西政府也许是在整个拉丁美洲中最法西斯的、最黑暗的政府。对于那些要求自由而反对它的人，警察对他们施加的刑罚甚至超过了希腊警察的刑罚。警察对他们施行吊打或是被称为“鹦鹉枝”的刑罚。所谓“鹦鹉枝”，就是把鹦鹉赖以栖息的一根树枝似的棍子——或是铁棍，或是木棍——穿在赤身裸体的受刑者的膝盖与双臂合抱的胸前，然后把棍子从地上抬起，升到地板和天花板之间的空中。审讯过程中，受刑者一直被悬在半空中。因为他的双脚和踝骨是被绳索绑住的，血液循环受到阻塞，人体膨胀得仿佛要爆炸，其重量似乎增加了十几倍。对那些要求自由而反对它的人，还采用一种“水利方法”。该方法是将一根软管插进受害者的鼻孔，再堵住他的嘴，然后把水倒进管子。受害者会有类似溺水的感觉。实际上，这是部分的溺水，直到行将死亡的片刻才中断刑罚。对那些要求自由而反对它的人，还在他们的耳朵上、生殖器上、肛门内和舌头上施行通电的刑罚。通上的电一般是110伏，但有时高达230伏。它导致癫痫发作、强烈痉挛和三度烧伤，还常常导致死亡，不少例子可作证明，其中包括在肛门里通上230伏电源而突然身亡的那位记者的例子。凡是落到公共社会秩序署和巴西军事刑事警察魔爪中的人无一能幸免。这些刑罚加在自由党人、共产党人、修女、神甫、游击队员和学生的头上，甚至加在外国公民的头上。在巴西，监狱人满为患。你知道何时入狱，但不能知道何时出狱。在活着出狱的人中，80%成了残废人：脊梁被打断，双腿瘫痪，睾丸被压瘪，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关此类丑行的文章数不胜数。你可以从抵抗组织油印的小报上看到，可以在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上以及各使馆发的电讯中找到。因为巴西地处遥远，因为它是个拥有大海、音乐、桑巴舞和咖啡的度假胜地，因为不便扰乱民主国家与专政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世界往往忘记了这一切丑行。但即便如此，那里发生的悲剧肯定不是什么奥秘。可是在巴西，谈论它要遭殃，影射它和揭露它也要遭殃。绝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言。埃尔德·卡马拉是一大群没有忘记《福音书》教诲的高级神职人员中唯一敢于大声疾呼的人。他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上帝啊！他付出了代价。当他在巴黎描绘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贝洛奥里藏特、阿莱格里港和累西腓监狱中的政治犯所受的刑罚时，他们称他为“叛徒”、“诽谤者”和“蛊惑人心者”。当他的控告从他边境路小小的住宅中传出来后，有人用机枪向他扫射，在他住宅的墙上写下了：“处死红色主教！”臭名昭著的巴西当局因而把他视为公众的危险，对他的每一举动和会晤进行严密的监视。然而人民敬慕他。人们去找他，就像去找父亲那样，从不会遭到拒绝。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任何时候他都予以接待。他不在家，那就意味着他到某个监狱、某间茅屋，或某个村庄去看望受压迫的人去了。在村庄里，人们不到40岁就因饥渴而死，死亡成了仁慈的解脱。他不在累西腓，那就意味着他辗转在世界各地，有时在柏林、东京，有时在底特律、梵蒂冈，高声宣读他的文告，强烈表达自己的愤慨。他高高地举起瘦得皮包骨头的胳臂，伸出像爪子那样的五指在寻找上帝。虽然这个人丝毫没有暴力的气度，但他不惜一切代价，选择了战斗的道路。他进攻的目标是耻辱的堡垒、特权的堡垒和专政的堡垒。他以上帝决定从神庙中驱逐法利赛人的怒火无情地鞭挞法西斯分子。

埃尔德·卡马拉有着一段很妙的历史。1909年，他生于巴西东北部的福塔莱萨市。他的父亲是个爱好戏剧评论和新闻的商人，他的母亲是一所小学的教员。总之，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他的家庭从来没有富裕过。他的兄弟中有五个在年幼时因患痢疾而又得不到治疗，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相继夭折。他很早就进了修道院，当时还是个孩子。献身上帝的愿望是在8岁那年产生的。他说，这种愿望是神秘的和坚定不移的。从那时起，他除了想当神甫外，没有考虑过其他的职业。22岁时，他成了法西斯分子，同时当了神甫。是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法西斯分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埋藏着法西斯种子，有时它永不萌发，而在我身上却萌发了。”他讲述这件事时并不感到羞耻，但在承认自己是个法西斯分子的同时则有些自责。唯一为自己辩解的地方是，他强调是他的主教要他成为一个法西斯分子的。他的主教是那些身披绫罗绸缎，佩戴各种贵重饰物，让顺从的仆人侍候，居住在与漂亮的街道相毗邻的宫殿中的主教中的一个，是那些信奉“上帝—祖国—家庭”这个格言的主教中的一个。是的，埃尔德先生对那些法西斯分子了如指掌。在他来到累西腓的那座小教堂，来到鸡群拍打着翅膀的那个小小的住宅，来到他用来休息的那张帆布床之前，他早就对他们有所了解。每天24小时中，他只能睡上4个小时。因为夜间常有人打电话咒骂他，不让他睡觉，企图用下面的这些话来恐吓他：“我们现在就要到你那里，现在就来宰了你，卑鄙肮脏的共产党人。”“你把灵魂交给上帝吧，你将再也见不到天日，狗杂种！”但他说，他不在乎这些事，夜里睡4个小时足够了。

我就是在那里用三天的时间采访了他。我使用他精通的法语同他交谈。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个神甫，还不如说他是个领导人。他有着领导人那样慷慨激昂的讲话声音，闪烁着光芒的眼睛和那种善于赢得别人信任的自信心。他有时站起身，为我去煮咖啡，然后端着咖啡和饼干回来。他趁此机会偷偷地瞥了一眼街道，看是否有人再弄脏他的墙，或者向他扔手榴弹。我打量着他，想起了卡米洛·托雷斯这个脱下长袍，拿起枪杆，在第一次战斗中因前额中弹而身亡的年轻神甫。我想起了教士蒂托·德阿伦卡尔这个被公共社会秩序署在圣保罗用审讯残酷折磨的年轻的多明我会教徒。“打开你的牙齿，在宰了你之前给你一块圣饼。”然而他们给他的不是圣饼，而是在他舌头上通上了220伏的电流。我还想起了监禁在拉丁美洲监狱里受尽折磨而死的所有修女修士。而那些身披绫罗绸缎，佩戴各种贵重饰物，让顺从的仆人侍候的主教却与掌权的将军们朋比为奸，保护开枪的人。在巴西是这样，在智利、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也是这样。我最后说道：“埃尔德先生，他们将不会授予你诺贝尔奖，永远也不会授予你。你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确实，他们没有授予他诺贝尔奖。那一年，奖金给了维利·勃兰特。1973年，他再次被提名为候选人，但奖金授予了亨利·基辛格和黎德寿。黎德寿拒绝接受，这倒不错；基辛格却得到了奖金。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埃尔德先生，据说，保罗六世称您为“我的红色大主教”。实际上，您也不应该是梵蒂冈得心应手的人，您使那里的不少人害怕。我们是否就此来谈一谈？

埃尔德·卡马拉（以下简称“埃”）：您瞧，教皇十分清楚我做的事和说的话。我揭露巴西的刑罚，教皇是知道的。为了伸张正义，我去国外旅行，教皇也是知道的。他很早就了解我的观点，因为我们相识已久。确切地说，是从1950年他担任国务秘书时相识的。我对他不掩饰任何事情，也没有掩饰过任何事情。如果教皇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有害无益，如果他劝我别再做了，那么我就不再继续做它，因为我是教会的奴仆，深知牺牲的重要性。但是教皇并没有对我这样说。他称我是他的“红色大主教”，那不过是亲热和开玩笑的说法而已。当然不会像在巴西这里那样，凡是不反动的人都被说成是共产党人，或是为共产党效劳的人。这种指控涉及不到我。如果我是个骚动者和共产党人，那么我就不可能进入美国，并接受美国大学的名誉学位。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还应该澄清的是，我的思想和谈话不能同教皇当局联系在一起，我的言行完全由我个人负责。这并不能使我成为一名英雄，挺身出来说话的人绝不止我一人。譬如，巴西的刑罚首先是具有权威性的教皇委员会揭露出来的。教皇本人也谴责过这些刑罚。他的谴责远比一个不能使梵蒂冈任何人害怕的穷神甫的谴责作用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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