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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4）

1839年5月14日，华山被捕。此后二十余人被逮捕。蛮社之狱，表面看似缘于幕府官僚争权夺利的政治冤狱，实际上却是保守派对近代科学及先进思想的竭力排斥。因此他们竭力罗织罪名，欲置渡边华山于死地而后快。幕府抄家时从华山家里的废纸堆中发现了不少政治札记。尽管只是随写随弃、并不示人的片言只语，但仍被视为对幕府进行政治诽谤，要严加追究的罪证。

听说华山等被捕，亲朋好友立即通过多方渠道展开营救。时称儒学两大家之一的松崎慊堂，与华山有着二十余年的师兄弟关系。他听到消息后，寝食不安，不顾六十九岁的高龄四处奔走，但方法用尽，成效全无。于是他孤注一掷，不听医生劝告，强忍病痛彻夜疾书，一气呵成了丈余长的一篇文章，上书德川幕府首席老中（幕府的常任执政官，相当于内阁成员）水野忠邦，历述华山为人之廉、事母之孝、奉君之忠。又说无论中国、日本都未有批评政治可治罪之法。何况据以定罪的，只是并不示人的个人笔记，“若个人笔记可以定罪，只怕日本无人不罪”。句句在理，字字真情。水野忠邦从头至尾认真读完，不禁叹道：“老人如此心劳，可敬可佩。”

由于水野忠邦的干预，华山等罪减一等，保住了性命。华山虽然免了死罪，但仍被“引渡给田原藩，于在所蛰居”，即交给田原藩就地管制。当年12月18日，判决由主家三宅氏带回严加看管，终身不得外出，长英则终身监禁。

翌年正月30日，华山回到家乡天原，一家老小团聚，但其后来生活却极其艰难。华山耕作，老母妻子日夜纺织，江户的弟子们按月接济，才勉强得以糊口。好在华山不以贫困为苦，只是晴耕雨读，日子倒也过得充实。对管制中的华山来说，田原的生活虽然能使他享受天伦之乐，但对一位怀有巨大抱负的政治家来说，却是无聊、失意的，他成天作画，以解心中的烦闷。

1841年，江户的弟子为筹款替华山解衣食之难而举办了一次书画展，华山也送去了作品。不料此举招致了保守派的非议，于是社会上纷纷谣传，说华山这个人“真不简单”，在管制期间还想开画展赚取外快，而且传说幕府还要为此惩罚主公三宅氏。此事传到华山耳里，这对于一个洁身自好的学者的打击可以想象。他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深深感到自己活在世上不光给家人添麻烦，而且假如这样的谣传扩散的话，对藩主和朋友也不利，便决定以剖腹谢主公。华山于1841年自杀，另一名思想家长英虽曾一度脱狱毁容，但终在与幕府捕吏的搏斗中悲壮身亡。

蛮社之狱虽然使“文明之新论罹入野蛮之法网”，然而个人的悲剧命运并没能泯没华山的信念，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依然那么炽切。自杀前几个月，渡边华山专门创作了一幅绘画作品《千山万水图》，图中所描绘的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预示着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危险形势，显示出华山无时无刻不在忧心忡忡地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危机。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留下的“数年后为之一变”的遗言，则充分显示了华山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超前洞察力。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遭受“膻腥之徒”的凌辱，日本也成为列强惟一的“途上之遗肉”，而“饿虎渴狼”之列强又岂能弃之不顾？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5）

渡边华山神奇地把握了历史的节奏。1853年，就在他自杀后仅过去一个甲子，美国将军佩里趾高气扬带领坚船利炮威逼日本人打开了国门，华山当年的警世之言完全应验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日本对待列强的态度也被迫“为之一变”。“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虽然渡边华山生前没能具体实践自己变革日本的构想，但是死后却给予后世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启示——

在思想启蒙上，渡边华山使日本人对西方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诚如郭沫若写给鲁迅先生的挽联形容道：“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西方的先进思想随着幕府体制的解体，逐渐渗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与心灵中，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渡边华山的弟子、田原藩士村上定平受命学习西洋军事，又遵华山嘱托，开始研究西洋炮术并卓有成就，成为当时日本著名的西洋军事学家。村上定平于1845年主持建造了西洋式帆船“顺应号”，又于1850年在田原藩推行西洋式军事改革，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有识之士。由此使得弹丸小藩，成为日本新文明曙光之发源地。

在治国理念上，渡边华山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见识，日渐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不仅吸引了当时其他著名学者，还吸引了当时如江川英龙、川路圣谟等幕府中的开明官吏。渡边华山“因时变法”和“审敌情而立策谋”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开明官吏得以实现。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驱逐令”，并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江川英龙的诸多作为基本上贯穿了渡边华山以西洋方式改造日本的构想，而幕府重用江川英龙也预示着接纳了渡边华山生前希望改变学风、提倡实学的合理诉求。

在理论高度上，渡边华山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更是独步巅峰，无人可及。不仅在日本开国以前，即使是开国后的一些面向西方的著名思想家们，也没有人能超越华山思想的境界。直到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出现，才全方位地展开阐述了渡边华山的近代文明观。而福泽谕吉这位日本人推崇备至的“精神伟哥”，其后期的军国主义逻辑不断膨胀，全然失去了国际公正理念，其文明论完全背离了渡边华山提出的人类共生原则和在国际关系中“无德则危”的警告，异化为反文明的侵略理论。近代以来的日本如能遵行渡边华山前瞻性的告诫，或可避免无数悲剧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在开国以前的封建时代就已经进入近代思想阶段，实为先知先觉，慧眼独具。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纵观渡边华山一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他的人生道路也可谓崎岖坎坷。而若以传统价值观衡量，林则徐占尽了人生幸运，从十九岁中举开始青云直上，他宦途顺利，位极人臣，达到了传统士人梦想的最高官位，死后还蒙受朝廷最高谥号。然而与渡边华山的死后哀荣相比，林则徐则无疑晚景凄凉，而检索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其成败得失更是别有高下。

四　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

然而，面对一场让国家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战争，作为当事人的林则徐毕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很简单：对敌情的严重误判。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6）

事实上，当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浓烟刚刚散去，大清上下正弹冠相庆时，战争的恶魔早已虎视眈眈，悄然潜至了！

1839年10月1日，在虎门销烟发生刚刚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唇枪舌剑地为是否出兵磨嘴皮子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正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

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自信对“英夷”充满了轻蔑不屑。

难怪林则徐能有这份信心。在当时的大清，他无疑算是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加以参考。从这些翻译的资料中，他对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实力耳熟能详。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面对一个庞大的天朝，英国人怎么敢拿鸡蛋跟石头碰呢？林则徐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私自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

在真正和英国人翻脸以前，林则徐对形势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自己评估判断。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自从我到广东以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第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据此，林则徐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

至此，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关注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恫喝”，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直到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经达到四艘，全副装备，气势汹汹，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当作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他平静地安慰道光皇帝，正如圣上英明的预见，谅英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林则徐哪里意识到，今非昔比，这是一个西方人跑步飞奔的时代，他那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沉沉的大黑暗如潮涌来，神州危亡已在旦夕。

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　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而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一个错误。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7）

对敌人的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手的西方列强，林则徐显然又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作出了错误判断。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林则徐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人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意思是你们英国人如果不乖乖听话，遵纪守法，我们断了你的茶叶供应，让你小命也活不成！

凡此种种荒谬模棱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林则徐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啊——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尤其对他寄予重望。他自信心也十足，先前虽然没有办过夷务，但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而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他更是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甚至已经位居钦差大臣、已经五十五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可难道一代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竟然只是上述这般见识水准？蒋廷黻早年断言：“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论如巨石击水，掀起涟漪千圈。是非褒贬，一时众说纷纭。

入井观天，不过圆盖；登峰眺目，极于烟际。如果我们对比同一时代东邻日本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之路，自然就可能探寻到林则徐成败得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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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1）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弱国与强国的外交

郭嵩焘与陆奥宗光出生年代相近，都是开创中日近代外交的鼻祖级人物。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陆奥宗光被称为“日本外交之父”，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然而，郭嵩焘虽然洞察世界大势，苦心力挽狂澜，但他一生举步维艰，坎坷不断，不但未能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反而屡遭诟骂，被指斥为“汉奸”和异端，屡经挫折后万念俱灰，投置闲散，含恨死于家乡长沙。相反，被盛赞为日本“辣腕外相”的陆奥宗光，其仕途一帆风顺，顺利实现当年“一举排云翔九天”的宏愿。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头，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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