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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策（第1页）

错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很多革命斗争的失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对于新生的弘光政权而言，孰敌孰友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撇开四川的“土皇帝”张献忠不谈，尽管弘光朝廷希望偏安一隅，坐山观虎斗，但大顺、大清正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它们可以一起做弘光的敌人，却不可能三家其乐融融地做朋友，南京政权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南京政权有太多的理由将李自成看做死敌：

——李自成率领的“流贼”害死了先帝崇祯，大明二百多年的辉煌毁在这个陕西农民的手里。

——农民军对明朝官绅仇恨颇深，大肆拷掠已经投降的前明官员。

——李自成占据黄河流域，又四处乱窜，直接对江南构成军事威胁。

——大顺军的口号是“三年免征”，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严重扰乱封建社会秩序。

如此看来，南京政权不可能与李自成“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弘光朝廷唯一需要决策的是将清政权看做敌人，还是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权的两大实权人物——马士英、史可法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一致主张是“联虏平寇”。

确切地说，马士英、史可法的策略，出自他们对时局的错觉。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李自成撤回北京，于二十九日仓促登基后向西逃窜。

从李自成攻陷北京算起，四十天后再次易主，着实令围观者大跌眼镜，摸不着头脑。

在这个重大的变故中，前明总兵吴三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阵前倒戈，清军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入关并占领北京的。

这个反复无常的总兵，给情报不明的南京造成了一种错觉，马士英、史可法都认为，吴三桂这么做是“义举”，他想借助清兵的力量光复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南京政权当然应该紧跟“吴义士”的步伐！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上疏，提议尽快联络吴三桂。次日，弘光朝廷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这已经是仅次于亲王的爵位了。

南京的朝廷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被清政权册封为“平西王”，谁稀罕你一个小朝廷封的“蓟国公”！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在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汉族官员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安抚与笼络的政策，包括：

——为崇祯皇帝发丧、祭祀，俨然以汉人的“报君父之仇”者自居。

——率先归顺的前明官员一律既往不咎、官复原职。

——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

在前明官绅看来，拖着辫子的满族人实在太讲究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清军对前明充满“同情”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错觉，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清军联合剿灭“流贼”的想法。

既然想联合，就必须派出使团去谈判，但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弘光朝廷拿不定主意，因为谁都不想去、不敢去。

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过，到兵荒马乱的北方冒险，不是脑袋被门夹，就是吃饱了撑的！——曾经的“南混”、如今的“南漂”，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于是，官大的说“工作忙，走不开”，官小的说“级别低，不够格”，总之就是一句话“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很快便冒出两个自告奋勇的人，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第一个是都督同知陈洪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混”为何如此特立独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第二个是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这是南明屈指可数的忠勇之一，也因此次出使，被后世誉为“明末文天祥”。

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政权的使团正式从南京出发。正使是新迁任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新任左都督陈洪范、新任太仆寺卿（原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为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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