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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洪武十五年下（第2页）

但是徐达真的没有参与到派系争斗之中吗？

见庞煌不出声，姚广孝也只好继续分析着：“其实驸马勿需忧虑！即便魏国公果真投机，那又如何？投机者左右逢源，两不得罪而已。驸马将此事委托于魏国公，以他之精明，岂不知其中干系甚大？岂不知走漏风声，会给驸马带来天大麻烦？果真如此，以其心性，纵不愿为驸马效劳，又岂敢把消息透露出去？一旦泄露，驸马您定会把他恨到死处，那他又将如何左右逢源？以属下断言，魏国公必不会将鸡蛋放入一个篮子里，因为徐家的后路已经不止一条了，魏国公也不会在意再多一条，前提驸马只要没有谋反的心思！”

庞煌心里豁然开朗。姚广孝的分析可以说是精辟入骨，有茅塞顿开之感。不错，不怕他首鼠两端！就怕他不首鼠两端，心存顾忌，才会有所动力。

书房内的气氛一下活络起来。这段时间，庞煌一直考虑着怎么把握大局，现在终于将事情慢慢的揭开一些帷幕，剩下的就等着事情的发展和对方吃饵了。心情不由大好。

姚广孝趁机说道：“驸马，现在有件事情还必须要做，不但要做，而且要做的声势浩大，做的天下皆知……。”

看着姚广孝的一脸得意，庞煌猛然醒悟过来，不应如此忘形，随即脸色恢复庄重，坐正身子，缓缓问道：“什么事情？”

“驸马应该利用报纸的优势，在皇上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将事情闹大，趁着多年不开的恩科即将开始，天下读书人都来到京师，将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而且，驸马应该动用杭州那边的力量了，永康、永嘉学派一脉，手里有大量的钱财，甚至控制着一部分假倭在海上走私，这时候，应该是组建水师，而驸马只用物色好水师指挥使的人选，将水师控制在手里就好了。”姚广孝斩钉截铁的说道。

“控制军权？”

“恕属下直言，无论这些事情做的再严密，也会有风声传出，做事应该未雨绸缪，没有军权，实在是心中不安，现在骑兵、步军都在皇上的掌握之中，从皇上禁海令中可以看出，皇上并不看重水师，所以才有广州曹真、苏文卿的猖狂，赵庸的难以一网打尽，驸马只用找个借口，只要不用朝廷太多花费，小批量的建立水师。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驸马应该找太子带头，由太子总理水师。那样就更好了。”

庞煌沉吟起来，姚广孝说的这些，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不过兹事体大，以他控制朝廷局势的实力，恐怕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万一控制军权失败，为祸程度，恐怕会让他万劫而不复了。

看到庞煌摇了摇头。姚广孝不由急道：“不如此，没有军权，后患无穷，趁着现在没有人注意水师，以驸马的能力，应该至少将水师控制一半，请驸马三思啊！”

庞煌考虑了一会，还是摇摇头，道：“不用多说了。我自有主张，你先退下吧，这个想法，在合适的机会我会考虑。现在还不成熟，对了，刚才你说的永康、永嘉学派。我曾经听刘基先生来信中也有提及，你说说看。我也趁着了解一下。”

姚广孝长叹一声，遂不再言语。慢慢的叙说起永康、永嘉学派的根源起来。庞煌听了大吃一惊，自己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古怪的学派存在，一个以利益为主导的读书人团体，竟然在蒙元时期就已经有了。

原来随着蒙元铁骑的西征，给欧洲带去了血腥的战争，却是随着忽必烈的死去，欧洲的商贾从东方的茶叶和瓷器中看到了机会，然后踏着商人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

这些传教士怀着对宗教的狂热，极快地熟悉了华夏这片土地，并适时地变通其传教原则，因而得以在华夏长期居住和传教。传教士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能解释一些汉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轻而易举地震慑了华夏之人。

特别是关于欧洲和大明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对欧洲的恐惧。使这个时期乃至大明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们是善良和有学问的人。当时文人、学士纷纷信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传教士在向华夏传递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对华夏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真诚地希望能从与华夏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获得更大的进步。

作为西方传教士，他们当然也极容易地看到儒学的缺点和内在不足。早期传教士普遍认为，华夏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以伦比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欧洲文化之不足。

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儒家早期道德哲学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以期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

在传教士看来，就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文明并无二致，儒家经典中的“天”，与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无始无终的，是善恶的审判者与赏罚者。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然而他们在研究了到当时为止的整个华夏儒学史之后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文明与华夏儒学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早期儒学，并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异端思想。他们认为，先儒是真儒，后儒是伪儒、俗儒或拘儒。后儒不察正理，专于虚句，而曲论古学之真意，虽与佛老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

基于对先儒、后儒的区别，这些传教士一般主张，华夏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后儒而退于先儒，迸而再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华夏文明的新体系。

因此，这些传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学概念和宋濂等人的复古学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传教士们对汉以后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为汉以后的儒学，特别是宋明时期的道学，溺于佛教与道教的“邪说”，以形而上的手法，将反映皇权和家统意识的“天理”、“太极”取代“天”和“上帝”，这就不仅和基督教的“创世记”观点相矛盾，而且也与先儒的观点相冲突，势必混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

关于这一点和蒙元时期还有大明时期的文人有些不太一致了，因为他们学习的正是两宋时期发展的理学，怎么会和这些红毛绿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儒家学术发展到现在，几经变迁，已和原始儒学有较大的差异。正如传教士所分析的那样，两宋儒学吸收了佛道两派的思想因素，试图以太极、天理取代早期儒学中天的观念；在学术风气上，愈发使本来就不讲究逻辑规则的儒学变得更加空疏。

当然，不可否认后儒具有某些自发的启蒙思想因素，现有的儒家学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读书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权威。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前期。

就文化心态来说，中原的读书人向来以一事不知而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和传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等观念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态。

基督教的观念有中原昔日先贤所未及通者，正可弥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圣洁的仪式。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缺陷。而其绪念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万物之理，即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这种判断基本上代表了现在大明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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