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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蒂芬（第1页）

我一想到马克就这样轻易地说服了我把海登留在家里，就会产生一阵阵罪恶感和怨恨。

的确，我不否认让我妥协的一个原因是我也希望享受几天短暂逃离日常生活的感觉，可以睡懒觉，去餐厅吃饭，逛博物馆，无论到哪里都不用带着小孩。但我还是忍不住愤怒地想：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的女儿一起去呢，马克？倒不是说他真的对她很疏远，只是自从家里被抢劫后，我总是不自觉地感到有裂痕在他们之间蔓延。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被说服，也是因为马克对于这次旅行的态度转变。对旅行的期待似乎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一些自从那群浑蛋闯入我们的房子后就沉睡的东西。我把行程安排以及联络珀蒂夫妇的工作都转交给了他——他每天睡前都给我读他们之间那些有趣的谷歌翻译的对话——并且完全投入旅行计划中：预约签证，下载巴黎地图，在猫途鹰[6]上搜索各种高性价比的餐厅攻略。我不想做打击他积极性的事，也不想说让他泄气的话。甚至整个房子的气氛都轻松起来，仿佛它能感觉到马上要迎来一对新住户，而不是我们这样沮丧的人。所有事情就这样一步步水到渠成。我们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面签，马克也在二月中旬开学前挤出一周的假期。

虽然我不太喜欢卡拉，但是她参加了我们的欢送聚会，并提出帮我们迎接珀蒂夫妇，等他们抵达时交付钥匙。临出发前几天，她来到我家，塞给我一个塑料衣服套。我拉开它，看见一件巧克力色的羊绒大衣。“这个借给你，”她说，“你穿着很合身，我穿就显得有些大。”不管最后这句是不是别有深意，我还是很感激她的这份心意。大衣真的很漂亮。

我现在还留着。

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出发的日期逐渐临近，我变得紧张起来。我花了整整两天，疯狂地为换屋做准备，并且把从报警系统到洗碗机的每一处注意事项都一页页打印出来。临行前一天，我为珀蒂夫妇买回了牛奶、黄油、面包、培根和现磨的咖啡——我做梦都没想过给马克和我自己买这些昂贵的商品。我又花很多钱买了新的床单、枕套和毛巾。我擦净了墙面，用漂白剂清洁浴室，并整理了抽屉，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遭到入室抢劫那天，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戴着手套的、邪恶的手指翻动过。地板被擦得锃亮，每个房间都充满了雪松油的香味。我有些矫枉过正了，希望整洁无瑕的屋子内部能够掩盖周围吵闹的学生邻居、住在高架桥下面流浪汉的哭声及窗户上的铁栏杆——这一切是我们在换屋网站上传的照片中看不出来的。这么想有些讽刺，事实上是悲观，但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万一珀蒂夫妇投诉我们没有如实展示房子怎么办？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父母过来把海登接走。当我把她放到车内的儿童座椅里、系好安全带时，仿佛有一种确定的感觉在告诉我，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在他们把车开走时，我不得不控制自己想要大喊“停车”的念头。

当车子渐渐消失在拐角时，马克用一只胳膊搂住我说：“她会很好的，斯蒂芬。”

“是的。”

我刚刚失去了理智。我知道的确是这样。海登不会有什么事。我和马克所经历的难关要比常人多很多：佐伊的去世，海登长期的疝气，还有遭遇入室抢劫。难道我们不该时来运转了吗？为了摆脱紧张情绪，我吞下了两片氯巴占[7]，这是在遭遇抢劫后医生开的药，以缓解我的焦虑——看医生和服用镇静剂是我的小秘密，马克若是知道了只会更难过——在药物的作用下，我变得迟钝了些，开始帮马克整理行李。我必须要记得这也是马克的旅行。“这将是我们未曾实现的蜜月。”我们相遇后，事情都进展得非常迅速，我们甚至挤不出时间去做那些浪漫的事。

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是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办公室兼职的第二天。在室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当时我刚来到开普敦攻读英语荣誉学位，因为交房租而捉襟见肘。克里斯沃，学院的教务秘书，和我正要去吃午饭，这时一位脸上长着和小罗伯特·唐尼一样的皱纹、穿着皱巴巴的裤子的男子跌跌撞撞地走进办公室打印。我过去帮他，他对我报以微笑，一种温暖的、专属于他的微笑。

“他是谁？”他刚一走远，我就问克里斯沃。

“马克，英语讲师。人很好。”

“还有呢？”我等着她告诉我更多的信息。那些无意间进入“雷达”范围内的老师都无一例外地被我们八卦一番：比如，某个高级讲师上课时只要课堂上有女生，就从来都关着门；某导师和一位结婚多年的语言学教授正在搞婚外情；那位非常宅的老师仍然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系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不可告人的故事，而她全知道。

“还有什么？”

“快点，克里斯沃，再说说。”

她叹了口气，说：“我听说他女儿去世了。”

“哦！天哪！”

“是的，他非常难过。她也就七岁左右吧。他的婚姻也因此结束了。”

“她是怎么去世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她用舌头发出咯咯声。我分不清她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细节而感到苦恼，还是因为同情马克。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总是搜寻着他的身影，在餐厅的队伍里，在学院的走廊里（我听说他在顶楼有个临时办公室）。我做着关于他的白日梦，幻想着他走进办公室，我们在这里闲聊起来，然后从闲聊变成一起喝一杯，甚至一起吃晚餐。虽然现在听起来感觉我像个跟踪狂，但那时我真的在谷歌上搜索过他的信息，查询关于他的学术论文的网站，还在脸书上找他的主页。我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能打动我。是他身上忧郁的气质吗？我本不是个忧郁的人，没有任何吸引人的特别之处，没有悲惨的过去，也没谈过轰轰烈烈的恋爱，没体验过心碎的感觉。我的前两段感情都是好聚好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淡，冷静，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我是代驾司机，是管理员，是一个靠谱的女人。

第二次和他相遇是在市区一个商场里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我们的一个系主任出版了一部关于德里达[8]什么的大部头，我们必须出席。当我在地下室看见他从临时吧台那里拿了杯红酒时，我的心悬了起来。他没有理会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大声说笑的人，而是在诗歌区漫步，飞快地喝着酒。

我迟疑了一下，向克里斯沃表示歉意，她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眼神，于是我便走向他，我以前从来没这样不矜持过。“嘿！”

很明显，他正努力地想我是谁，而我也竭力地想隐藏自己的失望。在我的幻想里，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和他给我的印象一样深刻。他有些勉强地向我咧嘴一笑，说：“你是我的学生吧？”

“不是，我在办公室工作。”

“当然，很抱歉。”他尴尬地笑了笑。

这时，一个身上戴满珠宝首饰、穿了一件和服似的衣服的女人（卡拉）突然来到我们身边。“马克，你在这儿呀。快来见见阿卜杜勒，他是个超级粉丝。”

马克试图介绍我——这也真够尴尬的，因为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还没等他说完，卡拉就把他拉走了。我觉得她不是故意失礼的。她很敏感，一定是觉察出了我和马克之间有些情愫在萌发。

在问答环节，我在屋子的后排找了座位坐下，和他只有几排的距离。他回过身看了我一眼，似乎感受到了我落在他背上的目光，然后冲我淡淡一笑。当克里斯沃和朋友们动身去长街喝东西时，我找了个借口留下来，但也找不到机会接近他；马克被卡拉的小团体牢牢吸引着，我却没有勇气加入他们的谈话。在花掉很多钱买了一堆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的书之后，我离开了那里。可是我的车，那辆原本属于我母亲的破旧的菲亚特，竟然在停车场凭空消失了。我吓得魂不附体，却依然抱有一丝希望，也许是记错了停车的位置。于是我在路上跑了几个来回，仔细地搜寻路边，还是没找到。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书店外抽烟的人群旁边。

我手里拿着车钥匙，不知所措地在那里站了一分多钟。

忽然，有人碰了下我的胳膊。“又见面啦！”

是马克。我看着他，一下子哭了出来。

他带我去警察局做了笔录，然后送我回家。就在我家外面，我们坐在车里聊了好几个小时。那一晚，我们无话不谈。我给他讲述我的童年，那时的我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不能成为作家，那却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他则和我谈着他妻子长期的病痛和他失败的婚姻。那是他唯一一次在关于佐伊的问题上对我如此坦诚。他告诉我他的全部：他的负罪感、他的痛苦，以及他是如何在一个充满失落感和怨恨的世界里求生；发生了那么多事，生活依旧要继续，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他之所以对我毫无保留，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只是稍微熟悉的陌生人。自那之后，唯有被问起，他才会说一些关于佐伊的事。可我仍然能感觉到她的存在，无声无息、如影随形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每日每夜，每分每秒。

那一晚过去两天后，我们第一次一起过夜。三周之后，我便搬去和他同居。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发现自己可能怀孕了。

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我们两个人都觉得瞬间轻松起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们很安全，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来。我们都没有睡觉。整个旅程中，我们喝了太多金汤力，谈论着我们要去哪里，去看什么。我憧憬着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给海登挑选一件别致的法国套装，我们的计划是睡个懒觉，然后去饭店享受美食。我们到达了戴高乐机场的巴黎郊区快线车站，很疲惫却很快乐。尽管寒冬的气息让我们直打冷战，车窗外景色萧条——那些铁轨沿线的松垮破败的小屋、丑陋的涂鸦，还有那些新的功能型楼盘——这一切也没有破坏我的心情。在列车停靠的第一站，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手拿麦克风，另一只手拉着一个拖车上的扬声器，正在费劲地登上车。他用法语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然后按下扬声器的按钮，嘈杂的混音版《抱歉太难》的伴奏在车厢中响起。他开始唱歌的时候，我斜眼看了眼马克。那人的嗓音不错，可是在英语歌词的发音上有很大困难，特别是“sorry”这个词；而且，他唱着唱着似乎开始编造歌词。马克靠近我，咧着嘴笑逐颜开，低声耳语说：“人家错了啦（sowwy），斯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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