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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一

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直到父亲和母亲的相继去世，这一段悠悠的岁月，是我们全家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光，尤其是父亲晚年的这整整八年中，全家人经历着社会底层人们所过的那种极其贫困的生活……回想起来，当时虽然很穷，整天过着半饥半饱的艰难日子，但对于我们作儿女的来说，却并未承受到心灵上的痛苦，也没有感到怎样的不幸，——因为有父亲、母亲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细心关怀和爱护，教诲和培育，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和安全，也让我们更深地感受到家庭中那种浓浓的亲情和温暖。

清贫中，为了支撑这个破落、衰败的家庭，我们的父母历经风霜，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地面对生活的坎坷和磨难，却从未有过任何的争吵和埋怨，他们用微薄的力量与命运抗争。正是这种苦涩而和谐的家庭氛围，无形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们从小对物质生活并无过多的奢求，一门心思地只知道努力读书。这段日子的艰辛，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每当我们回忆起那时的生活情景，就仿佛有一种力量鞭策着我们前进，使我们感到似乎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一往无前。父母亲的音容笑貌，他们对待生活不幸所保持的坦然态度，以及他们对子女的殷切期望，始终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成为我们在逆境中不断成长的精神支柱。

今天，我们都已成家立业，自己的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当我们回顾过去，在贫穷困境中求学，在艰辛苦难中读书，我们兄弟姊妹终于一个个都以高等院校的学历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处于平民百姓的中上阶层时，就不由使我们更加深深地怀念起父亲和母亲来。

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平日里称呼父亲，却不是按照本地人的叫法（伢老子），而是遵照母亲老家——江苏的习惯，称呼“爹爹”。这大概是母亲觉得用当地的俗称显得不那么亲切，也不大好听，才让我们这样叫的。

父亲中等身材，白皙清瘦，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的衣服，虽然质地并不好，但很合身，也很得体。他言语不多，不苟言笑，喜、怒、哀、乐极少表露出来，外表非常宁静，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文质彬彬、举止安详的人。或许因为长期经历世事的变更和生活的坎坷，他的内心受到某种压力的缘故，他那平静的目光中，总是含着一丝隐隐的忧伤，让人感到有些沉重。

父亲出生在湘潭县一个当时颇为富裕的大户人家，祖辈给他取了一个既响亮又文雅的名字——健芝，大约是盼望他能够顺顺利利地成长，不仅身体健康的，而且人品高尚，像芝兰一样高洁。

我小时侯，每当听到周围的人叫父亲“健芝先生”时，就感到特别高兴，认为父亲像老师一样受到别人的尊重；还有叫父亲“二先生”的，听起来也比较习惯；我最不喜欢有人毕恭毕敬地称呼父亲“二老爷”，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总觉得看起来不顺眼，听起来也不顺耳。

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初六。按中国的民俗，六六大顺，可是他的命运却充满坎坷和波折，见不到大顺的痕迹。父亲幼年时，体弱多病，童年便少了许多欢乐；青年时，虽然家境尚殷实，生活上还过得不错，但封建礼教的桎梏，让他的思想和行动受到很大的束缚，理想和抱负得不到施展；中年时，遭遇战乱和动荡，虽有文化，也从事过文秘、行政人员之类的职业，但忠厚、软弱的本性，以及他根本不谙世道险恶，盲目的善良，加上文人的书生习气，既不懂得经营管理，又缺乏组织才干和能力，从而使他在事业上累受挫折，命运上坎坷多舛，甚至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晚年时，又赶上政治风云突变，在冷酷的阶级斗争中，在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他既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在贫困交加中，苦苦捱到生命结束，终年未满五十岁。　他的一生，多灾多难，尤其晚年几乎没有过上几天舒坦的日子。早年虽然生长在有钱的阔气人家，但他并不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不顾别人死活，只管自己花天酒地，不管家庭孩子，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因此，父亲其实并未曾享过多少福，至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父亲的人品好，正直而善良，不论环境如何，他都能用平静的心态看待一切。风光时，作为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的富家子弟，他从不盛气凌人，也不张扬跋扈，更不会欺压穷苦的老百姓，相反，他倒是同情怜悯这些弱者，总想给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落魄时，定为剥削阶级份子，成为专政对象，带着生病的虚弱身子，去干从未做过的体力活，在寒冬腊月的霪雨中，穿着草鞋踩着泥泞去修堤筑坝——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怨天尤人，埋怨环境，记恨他人。看上去懦弱的父亲，无论遭受任何磨难，也从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他的痛苦和悲伤，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去忍受……每当想起父亲的那般情景，我心里就难受……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始终有一位贤淑温良，关心体贴他的伴侣——我们的母亲，长年累月地和他在一起，互相扶持，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风雨兼程地度过了这一生。

二

父亲的为人处世，一辈子始终贯穿两个字，“仁”和“忍”，仁义和忍让成为他立身之本。我们的曾祖母和祖母在她们的一大群子孙中，最喜欢的就是我父亲，她们所看中的，想必也是父亲的这一优良品德。

抗日战争前，祖母还在世时，很是疼爱自己最小的女儿——我们的小姑姑，临终时，放心不下小女的未来，考虑到她的归宿，特地将我们的父母亲叫到床前，嘱咐他们今后好好照料小姑姑的生活，并且日后为她找一个好的婆家嫁出去。谁知世事难料，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祖母去世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到了湖南，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全家人在战火纷飞中逃难。

在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时，四处烧杀抢掠，我们的小姑姑被穷凶极恶的日本兵用刺刀顶着胸口，差一点丢掉了性命，小姑姑吓得惊恐万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自此以后，语言行动突然失常，大白天说胡话，手指着蚊帐的顶部，惊慌失措、无比恐惧地喊着：“火！火！”后来，虽然病情稍有好转，但言行举止还是处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好端瑞的一个人便成了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精神病人。自祖母逝世后，父母亲遵照她老人家的托付，尽心竭力照顾小姑姑，二十多年，让她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年间患痢疾病故，可怜一生，终身未嫁。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父母亲忠实地履行祖母交待的事情，一直将小姑姑作为家庭的一员，责无旁贷地照料她一生，竭尽所能，呵护着这个最小的妹妹。

一九五零年，我们全家住在湘潭县易俗河的烟塘。那时，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我家因有百多亩田产，被划为地主成分。抄家时，从我们居住的阁楼里，搜出两个装着贵重物品的盖箩（湖南的一种竹编上漆家俱，腰子形状，箩筐大小，有盖，上下两层，盛器物用），放在我们家的天井中，土改工作人员站在旁边，一边清点物品，逐个验收，一边登记在册。

当盖箩掀开时，我正好奇地站在最前面，七岁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从未看见过如此多的财宝，两只盖箩里，装着满满的手镯、头簪、戒指、项链等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下层则装着些珠宝玉器，还有小巧玲珑的金元宝，黄澄澄，金灿灿的，在阳光下直晃眼晴。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财物，全是祖母临终前，嘱托父母亲留给小姑姑以后出嫁时作陪嫁用的。在我们家，已经存放十几年了，居然丝毫未动。

今天想起这件事，仍然使我心情激荡，久久难以平靜。

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这段长长的动荡岁月中，可以想像，在那种兵荒马乱，战争连绵，生命都很难保障的日子里，要完好无损地保存这笔价值不菲的财富，需要操多大的心，费多大的劲，担多大的风险！

更让人感动的是，解放前的几年，那时我家名义上还有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的田产，但战乱和天灾的影响，收成很差，我们父母亲又不忍心让佃户雪上加霜，因此宁肯自己过得紧一些，也不愿逼迫佃户交租，能收一点算一点，收不到的情况也常见。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几乎全靠雇工自耕二十亩田来维持。那时家里的伙食并不好，平日里见不到荤，大概一个月才打一次牙祭（湖南话，指吃肉食），只有在插秧丶扮禾（收割稻子）、端午、中秋、春节几个大的活动和节日里才改善伙食。当时，我们兄弟姊妹上大学、中学、小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读大学和读中学的哥哥姐姐大多住读，每年开学前总要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能凑齐学费，以至，连父亲看病的钱都没有了。父亲常常苦笑着解嘲：“欠人家的债还可以躲一躲，欠你们的债是躲也躲不脱的。”在如此窘迫的情形下，为何父亲那样死板地苦苦持撑？难道，不可以灵活一些，动用一点亲妹妹的财产，贴补一下家用，缴纳我们的部分学费，或者给他自已看看病，治疗一下，这总应该吧！何况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小姑姑，也决不会反对的。可是，仁义的父亲，忠贞不渝地信守着对祖母的承诺，面对唾手可得的诱人财物，竟然丝毫也不动心，分文不取。这在当时那种物欲横流、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中，实在是很难得的。

三

父亲一辈子都在“仁义”和“忍让”中生活，很少动怒。不过，一向平和的他，也有例外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有两次大的生气。

一次是解放前的一个夏天。在湘潭县烟塘住的时候，我的二哥和三哥放暑假在家，母亲买了两盒牙粉给他们。圆圆的盒子，装璜很漂亮，当时实属罕见之物。那时，一般乡下人，刷牙都用盐或白麻灰，许多人一辈子连牙粉、牙膏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也许是两盒牙粉有些差异，二哥和三哥竟在分牙粉时发生争执，吵起架来。父亲看见了，非常生气。平常，父亲最不愿意看到儿女们不团结，不友爱，他总是和母亲一样经常教导我们：“小时同窝鸟，长大各自飞，以后想聚到一起都难哪！”。而今天，为了这样芝麻大的小事，兄弟间居然没有一点忍让精神，还争斗起来，父亲自然很是气愤，顺手拿起插房门用的木杠子，举起来要打两兄弟，两个哥哥见势不妙，赶忙跑出去，逃之夭夭。

还有一次，那时，我们住在湘潭市三义井，我的弟弟在屋后的小学读二年级。有一天，贪玩的他不愿意上学，父亲知道后，气极了，在父亲的观念中，上学读书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实在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拿起竹扫帚，像赶鸡一样打着弟弟去上学。幼小尚不懂事的弟弟，只好边哭哭啼啼地背起书包，边用衣袖擦着眼泪，慢吞吞地去了学校。从此以后，弟弟再也没有逃过学，直到无产阶级*前，弟弟顺利地读完了师范大学，成为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的最后一名大学生，后来弟弟相继在中学、大学任教、授课。至今，他仍忘不了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并用这件事来教育他的儿子。

其实，父亲是极少打骂孩子的，我和二姐就从未遇到过。二姐懂事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仅学习用功，而且十三岁的她，还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从小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自认为除了读书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即使这样，在湘潭县赵家岭住时，八岁的我，仍然要和二姐一起到山下去挑水，二姐挑大桶，一百多斤重，我挑小桶，大约四丶五十斤。那时父亲疾病缠身，不能干体力活，只有靠我和二姐把水挑上山去，再由母亲从桶中，一瓢一瓢地浇到菜地里。

在赵家岭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贫困的阶段，这段凄凉的时光让我刻骨铭心。

土改后，我们家从烟塘搬迁到赵家岭，青砖灰瓦房变成了土墙茅草屋，原先从家门前的池塘里就可以挑水，现在要到山下小溪中去挑，这些仅仅只是生活条件的变差。对于父母亲来说，更难受的是，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种被被流放、被鄙视的感觉，深深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家的生活，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家庭收入少得可怜。当时，大哥、大姐、三哥在部队参军，实行供给制，没有薪水，只有每月三、五元（按现在的人民币值计，下同）的零用费。二哥正在读公费大学。家中还有七口人，年老的外婆，腿有残疾，干不了活；父亲久病，丧失了劳动力；小姑姑神经错乱；弟弟才三岁。家中的农活，全靠母亲、读中学的二姐和读小学的我来承担。哥哥、姐姐将部队发给用来买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的零用钱尽量节省下来，寄回家，共计八、九元钱，这就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日常开销中，除去每年必须缴的学费外，这些钱仅够买点油、盐和部分口粮，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在煮饭时掺一些干蚕豆、红薯干或芋头来充饥。

当时，我们居住的茅草屋，破旧不堪，泥土墙上的茅草顶棚，年久失修，房子又在赵家岭的山顶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拦，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简直是大祸临头。尤其是在夜间，狂风一吹，屋顶的茅草，一把一把地被风刮跑，倾刻间，雷电交加，呼啸的大风伴随着倾盆大雨，从屋顶直往里灌，我们害怕得要命，躲来躲去，惊恐万分，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时的父母亲，却出奇地镇静，他们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默默地坐着，一直守候到天亮。后来，我上初中时，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描写的情景与我家的遭遇很相似，一家老弱病残，面对灾难，无助又无奈的悲凉，几乎是我们家那时的真实写照。

在赵家岭生活时，父亲因为夜间咳嗽、气喘，怕影响我们，自己单独住一间最差的房间。这间房，狭窄矮小，没有窗户，又黑又潮，室内充满霉臭味。

一天早晨，我发现父亲的脖子上，有一道红红的伤痕，似乎被什么东西划过，便疑惑不解地问父亲：“这地方是怎么搞的？”　父亲摸摸脖子，平静地说：“昨天晚上，睡觉时被蝎子螫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时很不理解，没想到软弱的父亲会有如此的胆量。

我心目中的父亲，什么都好，惟有软弱的秉性，我很不以为然，父亲凡事都逆来顺受，从来也不抗争。

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多年前，父亲担任湘谭县政府负责抄抄写写工作的录事，一个月的工资有二十几块光洋（银元）。一段时间后，上司看他工作认真，被推荐到石潭乡当粮站主任，负责保存和上缴全乡的公粮。父亲仁义，完全信赖下属，放手让他们工作。没想到，因为一时疏忽，被人乘机捣鬼，下面的工作人员认为父亲软弱可欺，乘机盗窃征来的公粮，然后，将秕谷掺入公粮中充数。此事被人告发，累及尚不知情的父亲，罪名不小，说父亲贪赃枉法，弄虚作假，将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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