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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1页）

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让世人认识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国家。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赞叹道：“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暂处衰势时它会隐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连注、众脉俱开、气吞万汇。”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悠久性与绵延性，仅仅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而言，便有五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在空间里蕴藏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各种多姿多彩的文化。《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思则久，久则征，征则悠久”，纵观世界各国，唯有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博大、独特、丰富、传承等诸多方面的特征。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灿烂辉煌的华彩乐章可供人们欣赏领略，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极为复杂的不断转换或衍迁的过渡性变局，仿佛穿行于风光旖旎、千回百转的画廊中一样。

几千年文明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第三次浪潮”，传承精华、延续薪火的最广泛载体，无疑当属于书籍。藏书文化廓清了传统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图书典籍，有兴有废，亦聚亦散，精华光大，糟粕泯亡，记录了中华文化的嬗变轨迹；一座座藏书楼在时代与人性的考验下穿越历史走来，昭示着“古典文化事业”在产生、传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从藏书历史中我们感悟到了沧桑和无奈；教育也是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人类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有赖教育予以保存和传承。历经荣辱兴衰的书院文化，再次复兴在我们眼前，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合，我们该如何抉择？语言在我们的生活里起着重大的作用。也许由于太平淡无奇，所以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但语言承载的文化又何止是一个“浩瀚”所能形容的！在我们的教育计划或者哲学家的思考里，语言的地位太低太低。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但世界通行的语言却不是汉语，当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是否错过了它“内冷外热”的一面，是否该思考一下现行的教育体制究竟怎么了？

精博传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变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击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而形成新的文化。虽然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但中国人应当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说到“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在收藏背后呼唤

◎风雨中文化遗存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想而知，没有书的世界，人类的记忆就好比流动的沙丘，生命的根须将无法驻足，疲惫的心灵将得不到生息。我们不禁要问：书是什么？无数书生跳入书海，寻求答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和忠诚。书，是圣贤们与我们永恒同在的活的灵魂；书，是人类崇高面孔的左右脸庞，书，是承载着知识的海洋。一本书铸就一个不灭的灵魂，一本书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族，一段辉煌的历史。因此，书籍是大于时空的意义符号，书籍是人类精神不灭的象征。正是由于对书的敬畏和爱戴，世上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收藏书籍当做生命的真谛，呕心沥血只为寻求那一片知识的栖息地。

在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些文人学士，他们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由于清苦寒贫，他们无法收藏很多的书，而这些书往往又因为改朝换代而失散流离。所以，余秋雨先生说“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藏书楼达一千多座。然而历经沧桑，现存于世的仅有120多座，其中大多更是“楼在书亡”。

都说“乱世藏金”，可是在我国清朝末年藏书的习惯却蔚然壮观，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四大书籍收藏家及其藏书楼。它们分别是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四位藏书楼的主人，又被称为“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在四家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排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为长久的藏书楼。有诗云：“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

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读书藏书为乐。创始人瞿绍基，自幼就喜读书，深受家乡藏书文化的熏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许可，使他能一心一意收藏书籍。经十几年的收集，瞿氏的藏书达10万多卷。瞿绍基的藏书处原叫“恬裕斋”。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解放后，“铁琴铜剑楼”藏书几乎全部归入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源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海源阁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杨以增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爱读书，特别喜好收购书籍。他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战乱，一些藏书家纷纷将书散出，杨乘机收购归入自己的海源阁。他儿子杨绍和（同治进士）又有所扩充。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如今藏书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很多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四大藏书楼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杨氏藏书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皕宋楼，位于浙江湖州，藏书为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本）、十万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是清咸丰时举人，一生爱书，从青少年时就开始藏书。陆心源一生著述颇丰，是一位大学者，其遗作汇成洋洋大观的《潜园总集》达940多卷，藏书达15万多卷。可惜陆心源的后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保护那一大批书籍的，却不知道其价值并非仅仅为了收藏而收藏。在陆心源去世后13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以6万元卖给了日本人，后归属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此举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著有《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这次事件被称为“皕宋楼事件”。后陆树藩将守先阁剩余之书捐赠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

八千卷楼位于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时人称为“双丁”，丁氏兄弟均博览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一生专好读书治学，在其祖父丁国典、其父丁英藏书的基础上访求图书，或购或抄，在将近30年间，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除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之外，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日本和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的主要特色，并且其中很多都曾为明清藏书家所递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和抗战后日渐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处，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丁氏兄弟传名后世，不仅因为家有8000卷藏书，还因为他们在战乱中尽力抢救和保护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藏书楼走到了现代，积蓄、升华、蜕变、涅槃，图书馆成了它的最后归宿和崭新化身。面对风雨沧桑的藏书楼，余秋雨先生不禁感慨：“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从各大藏书楼创建和它代代相传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独特而艰辛的流传方式，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和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传的封闭系统不可避免的困惑与悲剧。对于那些珍藏书籍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大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因为目力所及，都是人类崇高思想的精髓，是大于世界而永恒于世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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