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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第1页）

尼娜一下午都在高中的球场上打网球。刘易斯从学校离职后，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球场了，但那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她朋友玛格丽特说服她再去打球—玛格丽特也是一个退休教师，她的离开是常规和正式的，不像刘易斯。

“可以的时候最好多出来活动活动。”

刘易斯出事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她从苏格兰写信支持他。但是她是这么有广泛同情心的人，富于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玛格丽特的善良用心。

“刘易斯怎么样了？”尼娜那天下午开车送她回家时，她问道。

尼娜说：“沿边走走。”

太阳已经沉到湖的边缘。一些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闪着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温热已经迅速消逝。玛格丽特房前的灌木丛都用麻袋布条扎起来，像木乃伊一样。

一天的这个时刻总让尼娜想起放学后她和刘易斯在晚饭前的散步。天黑下来，必要的短时间散步，沿着城外小路和旧铁路的路堤。散步虽短，但是充满细致的观察，说出的或没有说出的，她从刘易斯那里了解或吸收到很多东西。虫子，蛆，蜗牛，苔藓，沟渠里的芦苇和草丛中的杂乱鬃毛，动物脚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点。每天向冬天迈进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贫瘠与衰败。

尼娜和刘易斯住的房子是184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时候的风格。在客厅或饭厅，你不但可以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还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尼娜希望刘易斯能够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她吹着口哨走进屋门，尽量吹得好一些。看，凯旋的英雄回来了。

“我赢了。我赢了。人呢？”

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行了。事实上，他一直想自杀。床头柜上放着四个小塑料包，衬着锡纸。每个里面有两片烈性止痛药。另外两包放在旁边，没有动过，白色的胶囊还在塑料盖里。后来，当尼娜捡起这些，她看见其中一个的锡纸上有一点痕迹，好像他刚开始用指甲挖进去，就放弃了，仿佛确定他已经吃的够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没有洒出来。

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计划达成了一致，但总是像一件在将来才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尼娜设想那时她会在场，而且会有某种正式的仪式。音乐。枕头摆好，拉过来一把椅子，这样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有两件事情她没有想到—他特别不喜欢仪式，这种合作的负担会落在她身上。问题提出来了，意见交换过了，她的风险仅在于作为行动一方。

他这样做是尽量不给她留下需要掩饰的地方。

她寻找便条。她认为上面会写什么呢？她不需要指示。她当然也不需要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便条告诉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们谈论过—或者说是他谈过—忍受无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还有意识到那个极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过去。宁可早点，而不是晚点。

同样，他似乎没有什么还没有对她说的话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觉得当他最后一次放下杯子时，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条从床头柜拂到了地上，或者他会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这样—她又检查了台灯底下。然后是桌子的抽屉。他的拖鞋下面和里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书，抖抖书页，那是一本古生物学的书，她认为，是关于所谓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绒被，然后是床单。他躺在那里，穿着几星期前她给他买的深蓝色丝绸睡衣。他抱怨过冷—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床上感觉过冷—所以她出去买了商店里最贵的睡衣，因为丝绸又轻又暖，因为她看见的所有其他睡衣—它们的带子，它们散发着或古怪或顽皮的气质—让她想到老人，或滑稽剧里的丈夫，失意的洗牌者。它们几乎和床单一样颜色，只向她露出他身体的很少的部分。脚，脚踝，胫。手，手腕，脖子，头。他侧身躺着，背对着她。决心要找到便条，她移动着枕头，从他的头下拖出来。

没有。没有。

从枕头挪到床垫上时，他的头发出某种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就是那样，像铺展的床单一样明显，似乎在对她说她的寻找是徒劳的。

药片可能是让他睡着了，秘密中止了他身体器官和组织的运行，所以没有死不瞑目，没有面目扭曲。他的嘴微微张开，但是很干。最后这几个月他变了很多—到现在她才真正感觉到。当他睁着眼睛时，甚至他在睡觉时，他的一些努力让人们觉得损伤是暂时的—一个有活力的六十二岁的男人还在那里，在他发蓝的皮肤皱褶下，对疾病的冷漠警惕下，总是蕴涵着积极向上的潜能。从来不是骨骼的结构让他的脸呈现出凶猛生动的特点—而是深陷的眼睛、抽搐的嘴与随和的表情，迅速变化的皱纹影响了他表现嘲弄、怀疑、有讽刺意味的耐心和痛苦的厌恶的全部才能。课堂全部曲目—而且并不总是局限于此。

没了。都没了。现在，在死亡后的几小时之内（一定是她一离开他就开始行动了，不想冒险等她回来时自杀还没有完成），现在，很显然虚损和颓废终于胜出，他的脸深深地萎缩了。它被死亡盖上了封印，疏离，衰老，稚气—也许就像出生时已死的婴儿。

疾病有三种发作形式。一种是在手和胳膊上。手指麻木笨拙，很难或根本无法握拳。或者可能是腿先变得虚弱，脚开始踉踉跄跄，很快无法抬起上台阶，甚至迈上地毯的边缘。第三种，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种，是对咽喉和舌头的侵害。吞咽成了靠不住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戏剧，讲话成了烦人的音节滞涩的语流。常常是控制肌肉受到了损坏，一开始听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心脏和大脑没有故障，不会发出有问题的信号，也没有恶性的人格错位。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最好的是智力，还像从前一样活跃，强大。大脑忙于调节外部的失灵，合计错误和消耗。这不是比其他状况还要好吗？

当然，刘易斯说过。不过那只是让你采取行动的机会。

他的问题是从腿部肌肉开始的。他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健身班（尽管他不喜欢这样做），看看是否能加强些肌肉力量。头一两个星期他觉得是奏效的。但随后腿就变得像铅一样重，总是拖沓和绊倒，不久，诊断出来了。他们刚了解到足够的真相时就开始谈论料理后事的问题。夏天开始的时候，他拄双拐走路。到了夏末，他就根本走不了路了。不过手还可以翻动书页，还能很困难地拿叉子、勺子和笔。对尼娜来说，他的讲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来的客人听不清楚。他还是决定不见客了。他的饮食也变了，为了让吞咽更容易一些，有时一连好几天都能顺利度过。

尼娜询问过轮椅的事。他不反对。他们不再谈论那个全面瘫痪。她甚至想，是否他们—或他—会进入一种她曾在书上读到过的阶段，处于致命疾病中期的人们会发生的一种改变。乐观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不是理应如此，而是整个经历已经成为现实而非空想，应对的办法早有定数，并非无稽之谈。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活在当下。抓住今天。

这种心境似乎和刘易斯的性格不符。尼娜没想到他能这么最为有效地自我欺骗。但是她也从来没想到他会被身体垮掉而击败。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其他的就不会发生吗？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不是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吗？隐秘的希望，突然的转机，狡猾的交易？

没有。

她拿起床头电话簿，寻找“殡仪员”，这个词当然是不会出现的。“葬礼指挥”。她总是和他一样对此类事情感到愤怒。殡仪员，看在上帝的分上，殡仪员有什么不妥的吗？她转头看着他，发现自己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无助地暴露着。拨号码前她又重新盖上床单和羽绒被。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她，有没有医生在场，医生还没有到吗？

“他不需要医生。我进来时他已经死了。”

“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你发现他死了？那么—你的医生是谁？我打电话叫他过去。”

尼娜和刘易斯正式讨论自杀的时候，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件事要保密还是公开。某种程度上，她确信他想公开。他想让人们知道，他这样处理自己的问题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许不想曝光。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这是丢了工作的结果，他和学校的斗争失败了。让人们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失败而屈服于此的—这会使他大发雷霆的。

她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满的和空的，都找了出来，冲下了马桶。

殡仪人员带来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有他原来的学生，无法掩饰的紧张与难堪。医生也很年轻，是个陌生人—刘易斯的医生去希腊度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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