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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页）

伯尼·普赖德死的那天上午——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因为他擅自在方便的时候死了，也不觉得这一时刻值得记录——科迪莉亚因地铁贝克卢线故障被困在北兰贝思，到事务所时比平常晚了半个小时。她走出牛津广场地铁站，步入六月的明媚的阳光中。她快步走过正在浏览迪金斯&琼斯百货商店橱窗的顾客，来到喧嚣嘈杂的金利街。行人挤满了人行道，锃亮的轿车和面包车拥堵在狭窄的马路上，穿梭于其中，她知道其实着急也没什么意义，只是遵章守时成了强迫症。今天没有约谈，也不用去见客户，手头没有特别要紧的案子，甚至连需要写的报告都没有。在科迪莉亚的提议下，她和临时打字员斯帕肖特小姐将事务所的介绍材料分发给伦敦的律师，希望能吸引到一些客户。此时此刻，斯帕肖特小姐恐怕正不停地瞄着手表，一边重重敲打键盘，对科迪莉亚的迟到发泄着满腔的怨气吧。斯帕肖特小姐是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嘴巴总是紧紧抿着，好像生怕那几颗龅牙会从嘴里弹出来。她那后缩的下巴上长了一根粗毛，而且长得和拔得一样快。浅色的头发僵硬地呈现出“屋脊卷”。在科迪莉亚眼里，她的下巴和嘴是对“人生而平等”这种说法活生生的讽刺。科迪莉亚不时尝试着去喜欢和同情斯帕肖特小姐，她住在卧室兼客厅的房间里，使用煤气灶时连五便士的钱也要计较，衣着样式仅限于拼缝和手卷边。她擅长缝纫，是大伦敦市政会夜校缝纫班的勤奋学员。她的衣服做得很精致，但是看不出时代，永远赶不上潮流。灰色或黑色的直筒裙都是她练习打褶或装拉链的作品；她的上衣颜色朴素，领子和袖口是男式风格，上面却不加分别地点缀着收集来的饰物；褶边裙子经过精工裁剪，长度却恰恰暴露出她那走形的双腿和臃肿的脚踝。

科迪莉亚推开临街的大门，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没有一点不详的预感。这扇门从来不上锁，这样既方便这里的神秘主人，也方便同样神秘兮兮的造访者进出。大门左侧，一块新铜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门上的积灰和剥落的油漆形成极不协调的反差。科迪莉亚满意地看了它一眼。

普赖德侦探事务所

（经营者：伯纳德·G.普赖德?科迪莉亚·格雷）

科迪莉亚花了几个星期进行耐心、巧妙地劝说，这才使伯尼相信，无论是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前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局警察”，或者是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小姐”字样，都是不合适的。标牌上倒也没别的问题，因为科迪莉亚作为合伙人，并不具有任何资质或相关经验。她没有什么资本，只有娇小却强健的二十一岁的身体，以及不可小觑的智慧，对此她怀疑，伯尼对她与其说是欣赏，倒不如说感到不安，并对他自己半是恼火，半是怜悯。科迪莉亚早就看出来，伯尼的生活貌似平淡，但运气总故意和他作对。她看出了一些苗头：伯尼从来没有坐到过公车左前侧那个令人羡慕的座位；每当他要欣赏火车窗外的风景时，立刻会有另一辆车来挡住他的视线；如果他的面包掉在地上，准是涂着黄油的那一面着地；她开那辆迷你车一贯稳当，但只要载上了伯尼，就会在最繁忙、最不便捷的十字路口熄火。有时她想当初因一时的情绪消沉或任性自虐而接受他的合伙邀请，这样做是不是自投了他那张倒霉的罗网。而她也认定，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楼梯上一如既往弥漫着腐臭的汗味、家具油漆味以及消毒水味。暗绿色的墙壁一年四季都那么潮湿，好像会分泌出混杂着落魄与失败的瘴气来。楼梯的熟铁栏杆上带有华丽的纹饰，地上铺着污迹斑斑、四处开裂的旧油毡，只有当房客提意见，房东才会用颜色极不协调的各种材料把它修补起来。侦探事务所在四楼。科迪莉亚进门时，没有听见键盘的敲击声。她看见斯帕肖特小姐正忙着清洁那台打字机，那机器已经老掉牙了，因此经常招致抱怨也情有可原。她抬头看了科迪莉亚一眼，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后背像空格键一样挺得直直的。

“我一直在琢磨你什么时候才来，格雷小姐。我很担心普赖德先生，他肯定在里间的办公室里，但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门也锁着。”

科迪莉亚的心头掠过一丝寒意，她用力转了转门把。“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

“我能怎么办呢，格雷小姐？我敲过他的门，还大声跟他打了招呼。这可不是我该过问的事，我只是个临时打字员，在这儿什么权力也没有。如果他答应了，我可就尴尬了。毕竟，他有权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再说了，他究竟在不在里面，我也说不准。”

“他肯定在。门是锁着的，而且他的帽子还在这儿。”

伯尼的软呢帽就挂在弯弯的衣帽架上。这是一顶圆顶礼帽，上翘的帽檐有点脏了，散发着孤独与衰老的气息。科迪莉亚把手伸进挎包里，去摸自己的那把钥匙。像往常一样，最需要的东西总是在最底下。

斯帕肖特开始敲起了键盘，好像想要逃离即将来临的痛苦。敲击声中，她以防备的口吻说道：“你办公桌上有封信。”

科迪莉亚拆开信封。信的内容简明扼要——伯尼说话时，总能表达得非常简洁：“对不起了，伙伴。他们告诉我是癌症，这是最简单的解脱方式。我见过别人是怎么治疗的，我不想那样。我立了遗嘱，在我的律师那里。你在办公桌里能找到他的名字。我把这些都留给你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设备。祝你好运，谢谢。”后面是死者在欠考虑的情况下，以潦草的字迹写下的最后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发现我还活着，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等等，别急着求助。拜托你了，伙伴。伯尼。”

她打开里间办公室的门，走进屋，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眼前的情景让她松了口气。没有等待的必要了，伯尼已经死了。他伏在办公桌上，像是累得筋疲力尽。他的右手半握着，一把打开的锋利剃刀从手中脱落，滑过桌面，恰好停在了桌子的边缘，并在桌面上留下一道细长的血迹，宛如蜗牛爬过的痕迹。他的左手掌心向上，搁在科迪莉亚用来洗东西的搪瓷碗中，手腕上有两道平行的口子。伯尼事先在碗里倒了清水，但现在，里面的液体已经溢出，只有惨白的小手指露在碗沿上，带着令人作呕的甜味。浸在水里的手指弯曲着，仿佛在祈求，白嫩的手指看上去就像孩子的一般，光滑得如同蜡一样微微闪亮。血水从碗里漫出来，淌到办公桌和地板上，浸透了那块色彩艳丽的长方形地毯。这地毯是伯尼最近才买的，目的是让访客们注意到他的身份，不过科迪莉亚私下里却认为，这反而衬托出办公室里其他物品的寒酸。伯尼手腕上其中一道口子只是尝试性的浅伤，另一道却深及骨头，切口已经失去了血色，就像解剖教科书上的图示那样清晰可辨。科迪莉亚记得，伯尼曾讲过自己年轻当警察时，第一次巡逻发现的就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那是个老人，蜷缩在一间仓库的门洞里，用一只破瓶子割开了自己的手腕。但是，一个凝固的血块覆盖住了血管断面，于是，他又被拽回那种求死不能的生活。伯尼记住了这一点，并采取措施防止了血液凝结。她发现他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办公桌右边有一只空茶杯，是她给他倒下午茶用的杯子，杯口和杯壁上沾了一些粉状物，可能是阿司匹林或巴比妥。他的嘴角挂着一道类似的黏液痕迹，已经干透了。他的嘴唇微微皱起，半张开着，像个任性又易受伤害的孩子正在熟睡。

她把头伸出办公室，轻声说：“普赖德先生死了。别进来，我在里面打电话报警。”

警方冷静地做了电话记录，并表示会派人过来。科迪莉亚坐在尸体旁边等着，觉得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同情，于是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伯尼的头发上。这些冰冷无力的细胞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减少，它们摸起来就像动物的毛一样，粗糙却又栩栩如生，令人生厌。她迅速把手拿开，又犹犹豫豫地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的皮肤黏湿冰凉。这才是死亡，跟她父亲当年的感受一样。对于伯尼，做出怜悯的姿态既没意义也无关紧要。他已经死了，能做的交流不会比生前更多了。

她心里在纳闷，伯尼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现在谁都没法知道了，也许连伯尼本人也不知道。她思忖，肯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不再是伯尼，而变成了一摊无足轻重、尊严扫地的皮肉和骨头。一个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时刻，他怎么会就这样毫无知觉地度过了呢？她的第二位养母威尔克斯太太会说，伯尼其实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将迎来一个无法形容的荣耀时刻，有闪亮的城堡、无尽的歌声、充满喜悦的天空。可怜的威尔克斯太太！一个寡妇，独生子又死于战争。她的小屋里总会传出孩子们的喧闹声，那些孩子都是她收养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需要有自己的梦。而那些使人慰藉的格言，则是她活下去的支柱，就如同寒冬里的煤炭。多年来，这是科迪莉亚第一次想到她，耳边再次回响起她那一成不变、坚定昂扬又略显疲惫的声音：“倘若主在出行时没来看你，归来的时候肯定会的。”好吧，无论主是出行还是归来，都没来找伯尼。

即使钱箱里剩下的几枚硬币只够支付煤气费时，伯尼对他们的业务也丝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自暴自弃，轻易放弃了希望。这种做法虽然奇怪，倒也符合伯尼的作风。抑或是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感到，自己和这个事务所都前途渺茫，所以决定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做一个体面的了断？作为一个精通死亡之道的警察，他采取的方法固然有效，但现场却凌乱得令人惊讶。接着，她意识到他为什么选择了刀片和药物。那把枪——其实他并没有选择最简单的方法，他本来完全可以用枪的，可他一直想把手枪留给她。除了这把枪，他还留给她几个快要散架的文件柜、一台老爷打字机、现场勘察工具箱、一辆迷你小汽车、一块防摔防水手表、被鲜血浸透的小地毯，以及一大堆让人不知如何处理的稿纸，上面还印着“普赖德侦探事务所——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的字样。所有的设备，他还特意强调了“所有的”这个词。他肯定是想提醒她别忘了那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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