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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务所。反常的闷热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她打开窗户，一阵微风把写字台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封信，装在一只长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的是罗纳德·卡伦德的诉状律师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内容很简短。

亲爱的女士：

随信附上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用以支付您应已故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之聘对其子马克·卡伦德之死进行调查所花费的资金。如果您对这个数额没有异议，就请在所附的收据上签字并寄回，我将不胜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说，这至少能够支付她的部分罚金。她还有一些钱，足以让事务所再支撑一个月。如果到那时还接不到案子，还可以去找费金斯小姐，再找一份临时工作。一想到费金斯秘书社，科迪莉亚就毫无热情。日理万机（用这个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费金斯小姐小办公室与科迪莉亚的一样寒碜，但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花花绿绿的墙壁，各种容器里插着的纸花，还有些瓷器装饰品和一张招贴画。那张招贴画总是让科迪莉亚觉得好玩：一个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穿着热辣的短裤，脸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跃过一台打字机，并尽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时两手各抓一把五英镑钞票。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做一个星期五女郎，与有趣的人在一起。最优秀的克鲁索[12]都在我们的书里。”

在这张招贴画的下面，坐着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圣诞树一样灿烂的费金斯小姐。她总是在和一个个无精打采、年龄偏大、相貌丑陋、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谈。她的这些“奶牛”中，难得有人能脱离苦海，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费金斯小姐会告诫她们，接受固定工作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语气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在告诫孩子性问题一样。不过科迪莉亚喜欢她。费金斯小姐会欢迎她回去，原谅她投奔了伯尼。接着，她会与幸运鲁滨逊私下里通一次电话，然后就有一只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亚，就像妓院的老鸨会把新人推荐给挑剔的客户。“我们这儿最高级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一定会喜欢她——而且工作能干！”她还会在最后几个字上加重惊奇语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广告诱惑被费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临时雇员当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来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机构还有很多，但是费金斯小姐只有一个。出于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诚心理，科迪莉亚几乎很难逃脱那只闪亮的眼睛。确实，在费金斯小姐的克鲁索那里，很可能有一堆临时工作给她干。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枪械管理法案》第一节规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当事人从此将终身无缘参与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与社会责任、安全相关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机旁边，翻开电话号码簿的黄页，准备把材料向名单上最后二十位诉讼律师分发完。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难堪和郁闷。这篇东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几遍草稿后编造出来的，当时看来，这封信似乎还不算离谱过头。可由于伯尼的死以及卡伦德案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谓全面的专业服务、立即在国内任何地区展开工作、思维缜密且经验丰富的侦探人员以及收费合理等自卖自夸的话语，现在看来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地步。《商品说明法》中不是还有关于虚假表述的条款吗？不过，其中所说的合理收费承诺以及绝对自由选择，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没法找利明小姐来作证。捏造了不在场证明，接受了警方审讯，成功地掩盖了一场凶杀，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了伪证。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事务所里太安静，她甚至忘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她心中不觉一阵害怕，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电话看了好几秒钟，才伸手抓起电话。

对方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恭敬。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恶意，但科迪莉亚却觉得每一个词都带有明确的威胁。

“是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吗？这里是苏格兰场。我们还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了事务所。你今天能不能找个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达格利什高级警司想见见你。”

十天后，科迪莉亚第三次被传唤到苏格兰场。现在，对这幢离维多利亚大街不远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科迪莉亚已经熟门熟路了。不过，她在走进大楼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暂时抛开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进清真寺前必须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样。

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房间里没有多少反映他个人特点的东西。统一配置的书架上，一看就全是关于法律的教科书、各种条令条例以及议院的各种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书。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画，画的是坐落在维多利亚堤岸的诺曼·肖大楼

[13]，视角取自泰晤士河上，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灰色与浅赭色的大厦外观被皇家空军纪念柱上的金鹰双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几次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钵玫瑰花，都是从花园里采的，枝干粗壮，弯曲的花刺就像强劲有力的喙，不像伦敦西区花店里卖的那种缺乏阳光、没有香气的玫瑰。

伯尼从来没有描述过达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欢翻来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论转述达格利什。科迪莉亚对这个名字听得烦了，便从没多问过。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与面前这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进来，他就站起来与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她紧张不安。她突然对伯尼感到一阵恼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这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岁，不过没有她想的那么老。他皮肤黝黑，个子高挑，四肢灵活，不像她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皮肤白皙，虎背熊腰。他很严肃，跟她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长辈那种高傲的口气，而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着关切与体贴，但丝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欢他那双手，喜欢他的嗓音，喜欢她看到的皮肤下的骨骼轮廓。他说起话来温和可亲，但是暗藏陷阱，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危险而残酷的人，所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对待伯尼的。在审讯过程中，她时不时地在想，他——亚当·达格利什——怎么同时是个诗人[14]。

他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他介绍说她是曼纳林警官。她总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写字台边上。科迪莉亚觉得自己很了解曼纳林警官这样的人，比如她学生时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她们的皮肤光洁润滑，从来不长粉刺；她们的金发按照规定剪至校服领子上方，卷曲得恰到好处；她们的声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欢快，从来不尖声说话。她们对人世间的正义和逻辑以及她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亚走进来的时候，曼纳林警官冲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表现得很坦然，没有过分地示好，因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调查，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这个表情几乎可以让科迪莉亚掉以轻心，但她可不愿意在那双老到的眼睛注视下表现得像个傻瓜。

第一次去之前，她至少还有时间研究对策。掩盖事实毫无优势，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如果问到她，她可以透露自己与蒂林姐弟和马克的导师都谈过马克·卡伦德的事，曾经设法寻找并约见了戈达德太太，去拜访了格莱德温医生。对于有人想害死她以及她去过萨默赛特府的事情，她准备只字不提。她知道哪些事实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祈祷书中的线索，马克死亡的真相。她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被拖进案情讨论，不能谈及她自己、她的生活、目前的工作，还有她的抱负。她想起了伯尼对她说的话：“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人缄口不言，谁也无法强迫他开口，言多必失。多数人都管不住自己的嘴，这对警察来说是好事。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是最糟糕的。他们想表现自己是如何的聪明，一旦与他们探讨案件，即使是泛泛的探讨，你也能抓住他们的漏洞。”科迪莉亚提醒自己当初是怎么告诫伊丽莎白·利明的：“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达格利什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请个律师，格雷小姐？”

“我没有律师。”

“法律协会可以向你提供一份可靠、有用的律师名单。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请律师我还得花钱，不是吗？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还要请律师呢？”

“大部分人正是在开始说实话的时候，才觉得需要请一名律师。”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说谎呢？”这个反问是个错误。他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像她真的想了解似的。

“这个嘛，可以保护你自己——虽然我认为不大可能——或者保护另外某个人。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出于爱、恐惧或正义感。我认为，这个案子中的人和你认识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你对他们的感情不会太深，因此爱就可以排除了。我看你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倒的人，所以剩下的就是正义感。格雷小姐，所谓正义感，可是个非常危险的概念。”

之前她也受过严密的审问。剑桥警方的调查就做得非常透彻。可是这回，她第一次被一个自己所了解的人审讯。这个人知道她在说谎，知道马克·卡伦德不是自杀。而且她内心非常清楚，所有的一切他都会知道。她不得不迫使自己接受现实。他也许不那么有把握。他没有掌握合法的证据，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除了伊丽莎白·利明和她两个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把真相告诉他了。而她也不准备说。达格利什可以用他无懈可击的逻辑、奇妙的友善态度、他的礼貌和耐心来摧毁她的意志。但她是不会开口的，在英国，他还没有办法让她开口。

见她没有回答，他愉快地说：“好吧，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进展。从你进行的调查来看，你怀疑马克·卡伦德有可能是他杀。你没有对我承认，可是你去找了剑桥警察局的马斯克尔警长，这就清楚地说明你在怀疑这一点。后来你又去找他母亲以前的保姆，从她那里了解到马克小时候的一些事、卡伦德的婚姻状况以及卡伦德太太的死。此后你又去见了格莱德温医生，他是卡伦德太太生前的全科医生。你使了点手段，弄清了罗纳德·卡伦德的血型。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你怀疑马克不是他父母的婚生孩子。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做接下来的事情，去萨默赛特府查阅乔治·博特利的遗嘱。这样做很有道理。如果你怀疑是他杀，那就要考虑谁得到了好处。”

如此看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去萨默赛特府和找维纳布尔斯医生的事。不过，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他认为她的聪明才智与他不相上下，她所做的事情他也同样会去做。

她依然没有开口。

他说：“你并没有把你掉进井里的事情告诉我。但马克兰德小姐说了。”

“那是一次意外。我现在什么都记不清了，我当时肯定是想去看看那口井，结果失足掉进去了。我对水井历来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那不是什么意外，格雷小姐。没有绳子你是没办法打开井盖的。马克兰德小姐被一根绳子绊了一下，不过绳子是盘着的，放在矮树丛中不显眼的地方。如果你只是去看看，你会把绳子从钩子上解下来吗？”

“我不知道。我掉下去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掉进水里。我不明白这件事和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死有什么关系。”

“也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有人想杀了你，而且我认为他们确实是想杀了你，那个人可能就是加福斯庄园的。”

“为什么？”

“有人想要你的命，大概是因为你在调查马克·卡伦德的死因，从而对某个人造成了威胁。杀人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职业杀手都不愿意干。即使是业余杀手，在杀人问题上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乐观。你肯定已经成为某个人心目中的危险人物。有人把那个井盖又盖上了，格雷小姐，你总不会是穿过坚硬的木头掉下去的吧？”

科迪莉亚仍旧不出声。一阵沉默之后，他又接着说：“马克兰德小姐对我说，她把你从井里救上来后，不愿意让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可是你坚持叫她走。你对她说，你一个人在那里并不害怕，因为你有一把枪。”

科迪莉亚暗自吃惊，这个小小的不慎后果竟会如此严重。可是她怎么能怪马克兰德小姐呢？这位高级警司知道怎么对付那个女人，也许他劝过她说实话，说这样都是为了科迪莉亚好。也罢，她也可以透露一点秘密作为回敬。至少，这个解释会显得比较真实。

“我是想把她支开。她跟我说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说她的私生子掉进那口井里淹死了。我自己刚刚被救上来，不想听这些，当时我根本听不下去。我骗她说有枪只是想让她走开。我并没有求她向我倾诉这些秘密，她那样做不公平。她只是想求助，而我却无法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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