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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在二〇五教室复活 12（第1页）

我从都柏林回来一年后，我们的老朋友艾琳·达尔伯格把我介绍给罗杰·古德曼，斯特伊弗桑特高中英语部主任。他问我是否对在乔·柯伦先生养病的一两个月期间接替他的班级感兴趣。斯特伊弗桑特据说是这座城市的顶级高中，高中里的哈佛，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詹姆斯·卡格尼的母校。孩子们一旦被这所学校录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就会向他们敞开大门。每年有三万名学生参加斯特伊弗桑特的入学考试，而学校只录取前七百名。

现在，我在一所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七百人之一的学校教课。

几个月后乔·柯伦归来，但罗杰·古德曼给了我一个永久职位。他说孩子们喜欢我，说我是位充满活力、可爱的老师，我的加入对英语部很重要。这些赞扬让我很尴尬，但是我说：好的，谢谢你。我向自己保证我只待两年。这座城市所有的老师都争着到斯特伊弗桑特高中工作，我却想离开教学岗位。在学校上完一天课后，你带着满脑子青春期孩子的噪音、他们的担忧和他们的梦想离开学校。这些东西会跟着你吃饭，跟着你看电影，跟着你洗澡，跟着你睡觉。

你努力将它们驱赶出去。走开！走开！我要看书，改作业。那是厄运临头的预兆。走开！

我想做一些属于成年人的事，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事，比如：参加会议，对秘书发号施令，和富有魅力的人一起坐在红木大会议桌旁，坐飞机出席大会，在时髦酒吧里放松休息，和性感女人一起悄悄上床，在上床前和上床后用风趣幽默的枕边风逗她们开心，乘车到康涅狄格。

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的幻想在她甜蜜的现实面前渐渐消退。我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很舒适自在。每天早上，我喂玛吉喝奶，给她换尿布，在厨房水池里用温暖的肥皂水沾沾她的小屁股，抵制晨报（因为看报会消耗时间），在高峰期和上班族一起站在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地铁上，沿着第十五街走到斯特伊弗桑特，从等待开门的学生中间挤到学校前门，推门进去，对门卫说声“早上好”，在计时钟前打卡上班，从信箱里拿出一摞作业，和打卡上班的老师说声“早上好”，打开空荡荡的教室（二〇五教室），用长杆推开窗户，坐下并俯视空空的课桌，在第一个班的学生进来之前放松几分钟，想着那天早上在厨房水池里咯咯笑的女儿，看着灰尘在透进教室的那缕阳光中跳舞，从抽屉里拿出考勤本摊在讲台上，擦掉黑板上昨晚成人夜校法语课的语法笔记，打开教室的门，对着一拥而入的第一个班的学生说“嗨”。

罗杰·古德曼说教图解法很重要，他喜爱图解法的结构和欧几里得式的美感。我说：噢！因为我对图解法一窍不通。在学校旁边街角的加斯·豪斯酒吧餐厅里吃午饭时，他告诉我这些事。

罗杰是个秃顶的小个子，秃头在那黑中带灰的浓眉衬托下更加显眼。他留着短胡须，这给了他一种顽皮的神情。

他和老师们一起吃午饭，这使得他有别于其他校长助理，他们让我想起《卡伯特们和洛奇们》这首歌。

在波士顿这个大豆和鳕鱼的故乡，卡伯特们只和洛奇们说话，而洛奇们只和上帝说话。

有些下午，罗杰来到加斯·豪斯酒吧和我们一起喝酒。他不装模作样，总是很开心，总是鼓励人，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上司。他不摆架子，不假装聪明，还嘲弄官样文章。我认为他不会在不咯咯笑的情况下说“制订教学战略”。

他信任我，似乎认为我可以教高中四个年级中任何一个年级的课：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他甚至问我喜欢教什么课，还把我带到按年级摆放书籍的屋子。这些书被摆在顶到二十英尺高天花板的架子上，并被堆在推车上以便运往教室。这一幕让人看了赞叹不已。那儿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选集，成堆的《红字》、《麦田里的守望者》、《上了漆的鸟》、《白鲸记》、《阿罗史密斯》、《坟墓的闯入者》、《躺在黑暗中》和X.F.肯尼迪的《诗歌概论》，有字典、诗集、短篇小说、话剧、新闻和语法的教科书。

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罗杰说，如果还有什么你喜欢的，我们可以去订购。不着急，今晚好好想想。我们去加斯·豪斯酒吧吃午饭吧。

学校、书和午饭对于罗杰来说是一件事，一成不变。结束一天的工作，老师们排队打卡回家时，他会动动眉毛，邀请你到街角去喝一杯饯行酒。一个人要走完从学校到位于布鲁克林区另一头的公寓那段遥远的路程，需要营养。有时候，他会开车送我回家。在喝了三杯马提尼酒的日子里，那些驾车旅行总是又慢又谨慎。坐在垫高了他矮小身躯的座椅上，他抓着方向盘，就像在指挥拖船一样。第二天，他会说他不大记得那趟驾车旅行了。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在教室里感到自由自在，我可以教任何喜欢的东西。如果外面的人将脑袋贴在门上，那也没关系。在罗杰难得地来听课时，他都会写些热情洋溢、正面积极的报告。他打破了我对任何地位高我一两级的人的抵触情绪。我对他讲我在班里的所作作为，得到的都是鼓励。有时，他会信口插进一两句关于有必要教教图解法的话，而保证会试一下。但过了一段时间，那成了句玩笑。

我试了，但失败了。我在黑板上画了各种线条：垂直的、水平的、斜的，然后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直到一个华人学生主动接替老师的工作，教老师老师应该知道的东西。

学生们都很耐心，但是我可以从他们交换眼神、来回传递笔记的动作中知道自己身处语法的荒野。在斯特伊弗桑特，他们得了解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语法。

罗杰很理解。他说：也许图解法不是你的强项。他说有些人就是没有这本事。艾琳·达尔伯格有。乔·柯伦当然也有，毕竟，他是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的毕业生。这所学校比斯特伊弗桑特早两个半世纪成立，而且据他说，声望更高。对他来说，在斯特伊弗桑特教书是降了一级。他可以用图解法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或许还有法语和德语，那是你在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接受的训练。杰西·洛温塔尔也有这本事，他当然会有。他是部里最年长的老师，穿着优雅的三件套西服，金表链缠绕在马甲前，戴着金边眼镜，一副欧洲派头，学识渊博。杰西不想退休，但是计划在退休后将时间花在研究希腊语上，还打算嘴里念着荷马走向来生。知道自己的部门里有一个由众多精通图解法的老师（在重要时刻，可以依赖他们来教授图解法）组成的牢固核心，这让罗杰很开心。

罗杰说乔·柯伦有这么个酗酒的毛病，真是让人伤心。要不然，他就可以回忆荷马的长途吟游，以此来逗杰西开心。如果杰西想取胜，他就用维吉尔、贺拉斯，以及乔在极度愤怒时才喜欢的尤维纳利斯来还击。

在教师自助餐厅，乔对我说：读读尤维纳利斯吧，你就会明白这个悲惨而该死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

罗杰说关于杰西，有件伤心事。在人生的暮年，他知道自己还有几年书可教。对于一天五个班的工作量，他已经力不从心。他要求将工作量减到四个班，但是校长说“不”，教育局长说“不”，各级教育系统都说“不”，所以杰西说“再见”。嗨，荷马。嗨，伊萨卡。嗨，特洛伊。这就是杰西。我们就要失去一个伟大的老师。好家伙！他会图解法！他讲解句子和用粉笔的样子会让你震惊，美极了。

如果你让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孩子们写一篇三百五十字、题材不限的文章，他们会交来五百字。他们有话要倾诉。

如果你让五个班的学生每人写三百五十字，那么在夜晚和周末，你就会有三百五十乘以一百七十五，也就是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个字要读、要改、要评、要打分。如果你很明智，每星期只给他们布置一篇作文，结果就是这样。你得改正拼写和语法错误，修改糟糕的结构和过渡，还有凌乱的构思。你得就内容提出建议，写个总评解释一下分数。你提醒过他们，沾有番茄酱、蛋黄酱、咖啡、可乐、泪水、油渍和头皮屑的作业不会额外给分。你强烈建议他们，在桌子上而不是在地铁、公交车、电梯上或者在街角的乔氏原味比萨店里写作业。

即便每份作业你只用五分钟，也要花十四小时三十五分钟在这些作业上。工作量超过两个教学日，周末也就报销了。

你对布置书评很犹豫。它们更长，而且许多是抄袭的。

每天，我都用一个棕色的假皮革袋子拎着书和作业回家。我的意图就是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看作业，但是在和五个班一百七十五个少年度过一天之后，我不想用他们的作业来延长这一天。它可以等等，该死的。我应该喝杯酒或者茶，我可以在晚些时候改作业。是的，喝杯好茶再看作业，或者在附近散散步，或者和小女儿玩几分钟，听她讲学校的事、她和朋友克莱尔一起做的事。我还应该浏览一下报纸，以便跟上时代。英语老师应该知道世上正在发生什么，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学生会提及对外政策或者百老汇戏剧，你不想陷入站在教室前面、嘴巴在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的困境。

这就是高中英语老师的生活。

那个袋子坐在厨房一角的地上，没有离开我的视线和头脑，就像一个动物，一条等待主人注意的狗。它的目光追随着我。我不想把它藏进壁橱，因为害怕可能会彻底忘记还有作业要看、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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