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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好的，先生。”他看了看表。“可以给我妻子打个电话吗？我不愿让她开车到机场接一架没有我的飞机。”

“当然可以。打完后下楼来，我想让你认识一位以前为我工作过的国防情报局的成员，看看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多少有用的数据。如果这是一次演习，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明天你仍然可以带着你的‘冲浪巴比’回家。”

应该是“滑雪巴比”，但是瑞安没再纠正他。

第六天　12月8日星期三

中央情报局总部

中央情报局局长阿瑟。穆尔原是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办公室比格里尔的更加宽畅，可凭窗眺望波托马克河谷宜人的景色，室内看来是经过专门装饰的反映了局长原籍的许多特色，显示了美国西南部文化传统的风格。瑞安从前曾来过好几次，呈送情报简报或偶尔转交巴兹尔。查尔斯顿爵士给局长大人的私人信件。这时，他和格里尔中将都坐在靠窗的一张沙发上。格里尔招手把瑞安叫到跟前，交给他一个文件夹。

这是一个四周带白边的红色塑料文件夹，按扣封口。面上贴着一张普通的白纸标签，上面印着“仅供阅读△”和“柳树”字样。这两个代号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是在兰利总部的地下室里用计算机随意选择的名字，这样能够防止外国间谍从代号名称上猜测到文件的内容。瑞安打开文件夹，先看了看索引。很清楚，这份代号“柳树”的文件一共只有三份，每份都有收文人的草签。瑞安手上这份是由局长本人草签的。在中央情报局里，这种只印三份的文件是极为罕见的。对瑞安的忠诚调查是最高级的，“星云”级别，他还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从穆尔和格里尔严肃庄重的脸上，他猜到他们是该文件的两个收文人；估计另外一个是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局长罗伯特。里特，他也是得克萨斯人。

瑞安翻过索引页，发现报告是复印的，原件是用手动打字机打的，而且打字人不是职业秘书，因为多处出现叠字情况。如果连南希。卡明斯和其他高级行政秘书都不许看，那么……瑞安抬起了头。

“没关系，杰克，”格里尔说。“刚才已经决定特许你阅读‘柳树’报告。”

瑞安坐下之后，虽然很激动，但还是慢慢地仔细阅读起来。

提供报告的人代号叫“红衣主教”。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最高级的间谍，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由另一个已故的传奇人物奥列格·潘科夫斯基在20多年前吸收的谍报员。当时，潘科夫斯基是苏联军事情报总局的一名上校军官，这个情报总局相当于美国的国防情报局，但规模更大，活动力更强。他的职位使他每天都能接触到苏联军队中各方面的情况，从红军的指挥机构到洲际导弹的战备状态，无一不晓。他的情报通常通过一名英国联系人格雷维尔·温送出苏联。这些情报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十分看重他的情报，甚至有点过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潘科夫斯基终于暴露了。当时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他整理送出了情报，正是这份情报使肯尼迪总统了解到苏联的战略系统并不准备打仗，从而使总统能够把赫鲁晓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归功于肯尼迪神经坚定的那著名的一瞬间，正是由于他看到了对方手中的牌，这在历史上并非鲜见。肯尼迪的优势是这名勇敢的间谍给予的，但总统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华盛顿曾向潘科夫斯基发出了急报要求，但潘科夫斯基对此未免操之过急了，再加上他已经受到了怀疑，这一切终于断送了他。他为他的叛国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前，“红衣主教”首先得知潘科夫斯基在这个人人都受到监视的社会里已成为重点监视的对象，他警告了他，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当上校明白他已经无法逃离苏联时，他要求“红衣主教”立刻告发他，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推动他所吸收的一名间谍的事业发展，这就是这个勇士开的最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玩笑。

“红衣主教”的工作一定要象他的代号一样秘密。他成了一名政治局委员的高级顾问和心腹，经常作为他的代表出入苏联的军事机构，接触到大量最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情报。因此他所提供的情报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但是反过来，同样又非常值得怀疑。在中央情报局，他的情况只有极少数几个高级谍报官员知道，但他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成千上万专门监视所有人和所有事的克格勃反间谍官员，居然会没有一个能在某个时刻把他“转过去”！因此，“红衣主教”提供的材料一般都要用从其他间谍和渠道获得的情报进行反复核实。但是，他的情报都经受住了验证。他胜过了众多的小间谍。

在华盛顿，知道“红衣主教”这个名字的只有中央情报局的三个最高行政官员。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都给他的资料取一个新的代号，知道这个代号的人仅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最高层的官员和分析专家。这个月的代号就是“柳树”。在万不得已需要把“红衣主教”提供的情报告知局外人时，就象黑手党掩盖其经济收入来源一样，事先要把材料仔细地处理一番，以掩盖其来源。中央情报局为了保护他还制定了许多专门的安全措施。为了防止因密码被破译而暴露“红衣主教”的身份，他的情报一律不通过无线电或陆上通信线路传送，而全部采用专人递交方式。“红衣主教”本人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潘科夫斯基的命运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中间人被送到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站长手里。这个站的站长已经换了12任，而他却一直活动着。其中有个站长是个野战军退役军官，他有个兄弟是耶稣会教士，也是纽约福德姆大学的哲学和神学讲师。他每天早晨都要做弥撒，为这个他永远不会相识的人的安全和灵魂祈祷。“红衣主教”之所以能够一直幸存下来，最好的解释莫过于此。

中央情报局曾经先后四次为他安排了逃离苏联的机会，但他都一一拒绝了。一些人因而认为，这足以证明他已经被转过去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恰好证明了他象大多数有成就的间谍一样，是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些东西的驱使下干这行的，因此，他也和他们一样，只不过可能略为迷恋干这一事业罢了。

瑞安现在看到的这份情报经过了前后20个小时的辗转传送。拍好的底片经过五个小时才送达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立刻交到了站长手里。站长是一个老练的野战军军官，曾经当过《纽约时报》的记者，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新闻专员。他马上把底片拿到他的私人暗室里显影。从底片到达至显影完毕仅用了30分钟。站长用放大镜把五张底片的内容看了一遍，然后给华盛顿发了一个“特急”电报，说“红衣主教”的信号正在途中。然后，他一边翻译一边用便携式打字机把情报打到紧急电文纸上。这项保密措施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消灭谍报员的笔迹，二是通过翻译整理除去谍报员的语言特征。接着立即将底片焚毁，把报告折叠起来装入一个烟盒似的金属盒里。盒子里装有一枚小型烟火弹，一旦打开盒子的方法不对或受到突然的震动，情报就会自动销毁。过去，曾有两次因盒子不慎落地而毁掉了“红衣主教”的情报。站长再把盒子交给使馆的信使，他已经订好了一张苏联民航直飞伦敦的机票。三小时以后，信使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转乘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班机飞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最后转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达华盛顿国家机场。早上八点，这个外交邮袋到了国务院，一直守候在那里的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取出盒子，立刻驱车把它送到兰利，直接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盒子由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科的一名技术指导打开，取出情报，局长首先用他的专用静电复印机把情报复制三份，再把原报告在烟灰缸里烧掉。一些新上任的局长曾经认为这些保安措施滑稽可笑，但是当他们看过第一份“红衣主教”的报告之后，就意识到这些措施是何等必要。

瑞安把报告看完之后，又翻到第二页重新阅读，并且不由自主地轻轻摇了摇头。这份“柳树”文件第一次使他如此强烈地感到，千万不可打听情报的来源。他合上文件夹，把它还给了格里尔中将。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先生。”

“杰克，我知道不说你也明白，但是还得说。你刚才看到的东西连总统、巴兹尔爵士都没有看过，就是上帝要看也不行，没有局长本人亲自批准，谁都别想看到它，你明白吗？”格里尔打着官腔对瑞安这样说。

“是，先生。”瑞安徽微地点点头，象个小学生。

穆尔法官从夹克衫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烟，一边点烟一边透过火苗紧盯着瑞安的眼睛。人们都说法官在军队服役时是一个了不起的野战指挥官。在朝鲜战场上他同汉斯·托夫特并肩战斗过，在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起神秘事件中起过作用。这就是那艘为中国志愿军运送医务人员和药品的挪威船失踪的事件。这一事件使中国人的进攻推迟了好几个月，挽救了数千名美国和盟军士兵的性命。但那是一场血腥的行动，船上所有的中国医务人员和挪威船员统统失踪了。从简单的战争数学来看，这是合算的，至于它是否道德，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因此，也许还有别的原因，穆尔在那以后不久便离开了政府公职，回到得克萨斯老家当了一名辩护律师。他在司法行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便由一个有钱的出庭律师上升为上诉法院的著名法官。由于他非常难得地同时具有正直的品德和熟悉非法活动的特长，三年前，中央情报局将他召回。穆尔法官从此藏起了他的哈沸大学法律学学位和高度严谨的思维方法，摇身一变，扮出了一副得克萨斯牛仔的形象。尽管他从未体验过牛仔的生活，但他仍然表演得得心应手。

“瑞安博士，你的意见如何？”穆尔正说着，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局长走了进来。“你好，鲍勃，来的正好，我们刚给瑞安看过了‘柳树’情报。”

“哦？”里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三个人正好把瑞安围在墙角里。“将军的宠儿有何高见？”

“先生们；我估计你们对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毫不怀疑，”瑞安谨慎地说道，得到首肯后继续说：“先生，哪怕是迈克尔大天使亲手送交这份情报我也难于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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