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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确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与某些人认为“三三制”是为了保证*地位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有丧失地位，在*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的文化，也没有*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对是否处死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最后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赢了，下场也很悲惨，破家是肯定的了，最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这个人命大，平安无事，回到家乡也会被官府视为刁民，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清朝道咸年间云南乡绅杜文秀，就是因为上控，控到最后逼上梁山，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变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

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辽宁抚顺一位开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　一群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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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之忧（1）

重大事故问责制度的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是为了强化安全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作用。

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

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起作用的机理，未必尽如制度设计之意。官员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但是也可能在出事之后，隐瞒实情，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重大事故变得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煤矿而言，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有得力的干部主持，花大精力投入。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

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固然会冒一旦露馅遭到惩罚的风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二来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控制住，就*不离十。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使所有媒体记者铩羽而归。

压力之下，不能对官员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非让他们选择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往往恰恰相反。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作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现在的问责制，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上面，一面人为地“减少”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害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在历史上，一种制度的设计，最后达到的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是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权旁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问责制之忧（2）

首先，不仅应该有行政系统垂直的问责，更应该有同级人大的平行问责。在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的，理应由人大出面问责。只是目前人大制度还没有真正起作用，更多地起一个仪式作用，事实上，只要人大制度被激活，赋予这个制度宪法上应有的权力，人大代表切实负起责任来，这种问责就会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于人大代表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设，包括安全建设的关切度要高得多，会鼓励官员向这方面努力，而官员要想隐瞒事故，在当地人众目睽睽之下，也要难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种问责，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员隐瞒，促使他们向加强安全方面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问责，应该事实求是，把责任细化、科学化，该是谁就是谁，该负责多少，就惩罚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数，只要出了事，就全体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比如歌厅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导致大量人命伤亡，跟矿难同样的人命伤亡，根本就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属于高危行业，尽管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减少事故，但完全杜绝事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是矿难，原因各有不同，失职失责者有之，属于天灾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问责，应该有所区分，把责任算到细处，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叶，笼而统之。更不能因为民意群情激愤，需要有人负责，就扩大处罚的尺度。这样，才能做到让受责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遏制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应该为媒体监督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确出现过一些假媒体借机敲诈，以及某些不良媒体借机牟利的问题，但是，毕竟作伪的官员真正害怕的还是让事件见光，如果媒体监督的渠道畅通，不仅官员的正向努力会得到鼓励，不良媒体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媒体监督，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无论制度设计多么严密，都是必须存在的。

自古以来的中国制度建设，都喜欢就事论事，因事设制，为了特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补丁，不大注意这些补丁跟整体制度的协调。就问责制度而言，必然涉及中国现存的干部制度，不对这个制度做整体性的修正，仅仅着眼于应急，最大的可能，往往会救了眼前而损害了其他部分。

18世纪末，英国人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要跟中国建立平等经商关系，结果因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中国朝廷的三跪九叩之礼，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当年刘邦做亭长的时候，偷鸡摸狗无所不为，做汉王的时候一边洗脚一边就见客了，但是，做了皇帝得有排场，排场离不开礼仪，马上找人制礼，群臣上朝，打扮齐整，什么时候趋，什么时候立，什么时候下跪，什么时候叩首，井井有条，一步迈错，帽子掉了，都要被拉下去治罪。刘邦得意地说，今日方知皇帝之贵。

排场，就是一种有形的精神享受。自秦汉以降，朝代可以变更，但仪式排场却始终如一。但凡是个官儿，出行虎头牌一对对排开，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皇帝出来就更了不得，卤薄仪仗加上护卫，得排上几里地，连马桶和虎子都得带上。在家里开会上朝，大宴群臣，品级山上，文武两列，下来摆酒，边跪拜边饮酒，声势浩大，整齐划一，讲究的就是仪式场面。

为什么儒家偏受独尊？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只有儒家会讲究礼仪，能给皇帝和百官设计出排场讲究来。

没有富贵的人们，也未必不喜欢排场，平时不讲究，那是没有条件。婚丧嫁娶，攒了一辈子的钱，一天的礼仪排场就都花出去了。一旦农民发了家，排场讲得比从前的东家还厉害，太平天国几个农民忽然做了天王东王什么的，出门的仪仗，从城东门可以排到西门，讲究细致得大家都背不下来。即使没钱搞排场的时候，站在边上看皇帝或者官老爷抖威风，也未必都是满心的怨恨，项羽当年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矣，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野心没有这么大的人，心中艳羡者，恐怕也不少，会觉得当官就得这样。

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清官包拯大老爷，在民间的戏剧中，还不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前呼后拥？包公如果不这样八面威风，有谁会相信他呢？当然，民间排场的讲究，是跟官场学的，君不见，作为白丁的老百姓在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照例一边官帽子，一边凤冠霞帔。

有权有势之人，人生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仪式，盛大而隆重的仪式。出行的时候，依旧是前呼后拥，依旧是随从一队，只是八抬或者十六抬大轿变成了四个轮子的轿车，虎头牌变成了警车开道。下属在辖境边上恭候如仪，然后接风，然后讲话，然后请入酒席，请上座。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早就安排好，按台本走台就是；大小会议，都成仪式，无论多大规模的会议、展览，还有名目繁多的节、祭典，开幕式和闭幕式最为隆重，也最为无用。领导嘉宾，按衔级大小依次讲话，大抵照本宣读，所讲的内容，换个抬头，另一个会照样适用。只要够级别的领导来了，哪怕仅仅站了一站，整个的会议都蓬荜生辉。现在连学术会议也渐染此习，开幕式完了，下面的议程可有可无，大家大可以去风景名胜玩也。

某些人生就是仪式，就是排场，一个排场接着另一个排场，生命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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