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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艺术（第1页）

《战胜诱惑》是一幅15世纪中期的德国木版画，主人公是一位卧床不起的垂死之人，天堂和地狱的使者围绕在他身边，争夺他的灵魂。画中的魔鬼有一张猪的面孔，伸出爪子企图将他拖进火热的地狱；他的上方簇拥着一群天使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后者正领着一个小号的主人公（应该是他的灵魂）升入天堂。在这场争夺战中，主人公看起来异常安详，仿佛内心充满了禅意，脸上的笑容好像在对观者说：“是的，我就要死了，这我知道。”

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像这个人一样？他冷静地迎接自己的死亡，为死神的到来做好准备。

这幅版画代表了中世纪晚期流行的一种题材：死亡艺术。“死亡艺术”就像是指导手册，专门教基督徒如何获得善终，例如忏悔罪过后才能升上天堂。这种观念将死亡看作一种“艺术”或“实践”，而不是没有情感的生物过程，因此具有非凡的鼓舞人心的作用。

现在的社会没有“死亡艺术”指南一说，所以我决定亲自撰写一部。这不仅事关宗教，还关系到日益增多的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追求精神寄托的人。对我来说，善终意味着做好了死亡准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好消息和坏消息都及时通知给相应的人；意味着临死前我的头脑仍旧清晰、没有遭罪；意味着接受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不做无谓的反抗。这是我的理解，但就像传奇的心理治疗师卡尔·荣格所说：“我对死亡的看法对你用处不大。”你与死亡的关系只和你自己有关。

不久前我从洛杉矶飞往里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名日本中年男子。他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叫《痔疮研究》的医学期刊，封面上印着肛管连接处的特写照片，给胃肠病学家看的杂志貌似不再用日落或山峰这种隐喻性图片当封面了。而我手中拿的是一本行业杂志，封面印有“腐烂专刊”几个大字。我们两人相视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深知对方手里的不是什么大众读物。

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告诉我他是医生，也是医学院的教授；我则告诉他我是殡葬人，正试图让更多的大众参与对死亡的讨论。听说我手头上的工作后，他说：“太好了，很高兴你能这么做。到2020年，医生和护工将大量稀缺，但现在没人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都听过“我们生活在死亡之中”这句话。是的，我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但由于先进的医疗技术，大多数美国人都将积极等死。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就是85岁以上的人群，我把他们叫“激进的老年人”。到了85岁，你很有可能惨遭老年痴呆症或绝症的折磨，而且数据显示，你有50%的概率在养老院临终，质问自己到底用质量还是金钱来衡量活得是否幸福。以前的人们可没有慢慢死去的机会，一天之内就断气了。19世纪的老照片中经常出现早逝的年轻人，他们的尸体还未腐烂，看上去像活着一样，死因通常是猩红热和白喉。1899年，只有4%的美国人口超过65岁。85岁？想都别想。现在，躺在病榻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死神才会降临。医学给了我们一个为自己守灵的“机会”（请按照广义概念理解）。

但延缓死亡的代价非常惨重。很多方法都能让尸体变得恶心，无头尸和在水里泡了几天的浮尸就很骇人，后者的绿色皮肤几乎呈条状脱落。但没有什么能比褥疮更容易让人产生心理阴影。“褥疮”（decubitus），源于拉丁语“decumbere”，意思是“躺着”。根据惯例，长期卧床的病人每隔几个小时就要跟摊煎饼似的翻身，避免身体重量压迫骨头、内部组织和皮肤，造成血液不流通。如果血流不畅，压迫的部位就会腐烂，生成褥疮。长期躺在床上不动的病人就会如此，这种情况在人手不够的养老院很常见。

也就是说，这些病人还没死就开始腐烂，活生生地被坏死的组织吞掉。有一具尸体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时我还在西风上班，她是一名90岁的非裔美国人，死在一所条件极差的养老院。在那里，不用卧床的病人只能无精打采地待在房间，直愣愣地盯着墙壁发呆。当把她翻过来清洗后背时，我惊讶地发现，她的后背下方有一个足球大小、皮开肉绽的大洞，狰狞得就像地狱之门。从这个伤口你就能看到我们悲惨的未来。

我们还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资源妥善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好坚持用医学干预延缓他们的生命。如果让他们顺其自然地死亡，那就等于宣告现代医疗系统的失败，而我们通常认为这个系统应该万无一失。

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杀伤力极大的文章，主题是人口老龄化。他写道：“许多关于老龄的畅销书都使用‘明年更年轻’‘不老泉’‘永恒’‘性感晚年’等表达作为标题，但回避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举个例子，社会需要改变，但我们没有及时做出这种改变……未来30年内，80岁以上的老人将和五岁以下的孩子一样多。”

我的邻座，那位胃肠病学家兼大学教授，每年都要面对一群心怀畏惧的新生。鉴于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他希望多给几个班开设老年病学（研究老年人疾病与疗法的学科），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医学院学生不愿选修老年护理专业，因为工作内容过于生猛，收入却不高。所以毕业生里有那么多整容医生和放射科医生也不足为奇了。

葛文德还写道：“我咨询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老年病学教授查德·博尔特，问他什么方法可以保证我国拥有数量足够的老年病医生为日益增多的老年患者服务。‘没有，’他直接说，‘现在为时已晚。’”

邻座医生的开放姿态打动了我（我和他绝对志趣相投，真的），他说道：“我告诉临终的病人，我可以延长他们的生命，但不能保证治好他们。如果他们想再活得久一点，就要承受痛苦和折磨。我不想这么残忍，但他们需要理解诊断结果。”

“最起码你的学生可以从你身上学到这一点。”我满怀希望地说。

“差不多吧，但问题是，我的学生从不想给出临终诊断。我不得不一再过问：‘你们有没有给病人完全解释清楚？’”

“难道他们……不告诉人家快不行了？”我错愕不已。

他点点头：“因为他们不愿面对死亡的命运。他们宁愿参加八次解剖考试，也不愿面对一个垂死之人。医生、老年人、我的同龄人在这方面甚至更糟。”

我的外婆露西尔·凯普在88岁时脑部出现问题，但严格来讲，她的身体一直活到92岁。那晚她半夜起来上厕所时摔倒，头部撞到咖啡桌，导致硬脑膜下血肿（医学术语，就是颅内出血）。外婆在康复中心待了几个月，和一个名叫艾黛儿特劳·张的女人（我提到她是因为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名字）住同一间病房，然后就回家了。但她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脑损伤让她有些神志不清——我实在想不出还能用哪些花哨的医学词汇。

在没有医学干预的情况下，图图（夏威夷语里对外婆的称呼）很快就会死于外伤性脑损伤。可她挺了过来。虽然事故发生前她曾一再强调：“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以后别让我遭罪。”现在却痛苦地困在生与死之间。

出现血肿之后，图图总会讲起自己摔倒受伤的经历，篇幅冗长，情节奇幻。我最喜欢的版本是，火奴鲁鲁市政府邀请她在市政厅入口处创作一幅壁画，当她兴致勃勃地带领一群画家爬树取景时，一根树枝突然断裂，她重重摔在地上。

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图图以为我的父亲是个企图偷她珠宝的维修工人——他俩其实已经认识四十多年了。另外，据她所说，我外公（几年前死于阿尔茨海默症）死后还继续与她见面，跟她分享机密信息，比如政府暗杀了戴顿爷爷，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卡特琳娜”飓风后大坝决堤真相的人。

图图就是常人口中所谓的剽悍的老太婆，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但她的肺始终像婴儿屁股一样粉嫩（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她在中西部地区长大，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每天只能穿同一条裤子和裙子，一穿就是一整年。和我外公结婚后，两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从日本到伊朗，并于20世纪70年代定居夏威夷。他们住的地方离我家只隔一个街区。

摔伤之后，图图在市中心的退休公寓过着示巴女王一样的生活。一个叫瓦莱丽的萨摩亚女人负责照料她，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陪在身旁，奉献度堪比圣人。瓦莱丽陪图图走完了生命全程，哪怕外婆的身体每况愈下，瓦莱丽也坚持每天早上帮她起床，给她洗澡、穿衣（还不忘给她戴好珍珠项链），带她出门遛弯。有时图图情况不佳，出不了门，瓦莱丽就体贴地给她点上香烟，把电视调到CNN频道。

开诚布公地承认死亡至关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风烛残年的老人都不会像图图那么幸运，拿着高昂的退休金，享受全天候看护，连床都是可调式记忆泡沫款。图图是这场悲剧中的例外。正是因为老年人的数量逐渐扩大，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我们才使之置于盲点。大多数老太太（我们的性别在老年大军里占绝对优势）在人满为患的养老院里痛苦地等待解脱。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如果我们拒绝和所爱之人谈论死亡，没有预先立下遗嘱，没有确认是否签署不予急救同意书，没有敲定葬礼安排，我们就是在葬送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在毁掉当下。对于生命垂危的患者如何善终这一问题，我们不仅没有引发有关死亡的社会讨论，反而欣然接受不可容忍的极端案例——寡居在奥克兰的安吉丽塔不堪忍受关节炎的病痛折磨，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自杀了；洛杉矶的维克多第三次化疗失败，于是在家中自缢，尸体被儿子发现。还有那些无数长有褥疮的遗体，比婴儿和自杀者更令我揪心。当他们出现在殡仪馆中，我能做的只有向他们的家人表示同情，并且努力不让更多人因社会的沉默而丧失死亡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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