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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月何日起,我开始写《骆驼祥子》?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的抗战前的日记已随同我的书籍全在济南失落,此事恐永无对证矣。
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写它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时候,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象写作那样的愉快。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云,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由一九三六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因为酝酿的时期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并没感到多少阻碍。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祥子》的运气不算很好:在《宇宙风》上登刊到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战。《宇宙风》何时在沪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过没有。后来,《宇宙风》社迁到广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单行本。可是,据说刚刚印好,广州就沦陷了,《祥子》便落在敌人的手中。《宇宙风》又迁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出版的机会,但因邮递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见到它。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它才在大后方稍稍活动开。
近来,《祥子》好象转了运,据友人报告,它已被译成俄文、日文与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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