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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迅速转化。
自正月十五日下午起,宋朝的各路勤王兵马陆续抵近,日达数万人。李纲闻讯,立即派人前往联络,并于京城四壁设置统制官,专门负责召集来京部伍,为其补充粮草兵器,帮助其扎寨安营。
正月十八日,统制马忠率部由西京洛阳开至汴京,在郑州门外与金军遭遇。马忠果断地命令部队展开突袭,斩敌数百,使金军的游骑从此不敢再轻涉城南。正月二十日,勤王部队中兵力最强的泾原、秦凤路大军,在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的率领下,亦相继赶到了汴京。
种师道字彝叔,统军镇守边关多年,曾在抵御西夏入侵的战斗中大破敌军,为徽钦两朝之名将。他以荫补三班奉职,从推官知县等基层官员做起,凭着卓著的战功一直累迁至禁军都统制、保静军节度使,却因得罪了童贯,横遭诬陷被迫致仕。金军南寇,国势濒危,良将难求,他才又被朝廷想起,起用为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而当这位老将重披戎装再执帅印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
种师道久经沙场,深谙用兵之道。当他提兵行至洛阳时,宗望已经屯兵汴京城下。部将探知贼势甚锐,建议是否且不事先声张地将部队驻扎于汜水一带,静观其变再做图谋。种师道却认为目前贼焰越猖宋军越宜大张军威,应当首先在气势上压住强敌。因此他非但没有低声敛息地驻足观望,反而公开亮出了旗号,向着汴京大踏步地挺进,一路上还大肆宣扬,此乃“大宋名将种少保统领甘陕雄兵百万东进勤王”。兵抵京西汴水南岸,他即下令前锋部队马不停蹄立刻渡河,咄咄逼人地迫近敌营扎下了营寨。
宋军这种旁若无人的进军架势,果然唬住了宗望。他一时弄不清这位赫赫有名的种少保到底带来了多少兵马,为慎重起见,他只好下令收缩阵线,将两翼的营寨悉数北迁,以便集中守卫中军驻地牟驼冈,并且禁止各部再出动游骑进行劫掠,以防被宋军各个击破。
金军这一收缩,便给宋军让出了通道。种师道、姚平仲即率兵长驱而入开进京城。马忠等其他各路勤王兵马亦乘机向前移师,靠拢了京城四壁。密切关注着战场动向的李纲则及时地派兵策应,以亲征行营司的名义为各路兵马一一安排下了屯兵之地。在京城内外颇为默契的配合行动下,连日来在汴京城下便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宋朝禁军大会师。
汇计到京的勤王兵马总数,已达二十余万人。这个数目是金西路军兵力的三倍有余。这还不包括汴京城里原有的守军和正在北上途中的江南勤王部队。如此一来,宋金的实力对比便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不是汴京将被宗望、宗翰的两路征伐大军合围,而是宗望那深入宋朝腹地的六万孤军即将陷入宋军重围的问题。
数日之间,局势发生了如此巨变,汴京军民无不欢欣鼓舞。
赵桓亦一扫心头阴霾,精神振奋地临朝崇政殿,接见了种师道等各路勤王兵马将帅。
在金殿面圣时,众将一致认为,女真人目光短浅,孤军深入,粮草后援难以接济,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汴京城池方圆近百里,城高数十丈,城中的粮草可支数年。金军对我围不胜围,攻难速克,只要我们严加防守,坚持数月,俟四方勤王之师云集,必可令金军陷入灭顶之灾。这些见解其实李纲不止一次地对赵桓说过,但处于惶恐中的赵桓总以为这不过是水中望月。而在如今的形势下,听众将这样说,就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赵桓似乎忘记了他曾数度欲弃城逃跑,而且目前还在为难以凑足金银讨好金人而焦虑不已,面对众将,他很自然地做出了一副大义凛然之状,堂皇称曰,朕身为大宋天子,岂有畏惧金虏之理。纵然贼势万分猖獗,朕自稳如泰山岿然不动,盖因众卿所议,俱在朕意料之中。
然后,他语气铿锵地传谕,从即日起停止向金营输送金银宝器及任何物资,各部兵马速加整顿,准备与金军决一死战。他在新形势鼓舞下陡然产生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弯,使连日来饱受压抑的主战派大臣尽皆扬眉吐气。
面对此况,李邦彦却深感不安。
一方面,李邦彦认为,赵桓是过于轻率冲动,考虑问题太不周全了。勤王兵马虽众,但其战斗力如何却很难说。他担心朝廷既已应允议和,却又中途变卦,将来万一出现不测,金人必将变本加厉,局面就会更难收拾。另一方面,即使宋军战之能胜,于他亦无益处。到那时,他的这个太宰之位,很可能会被身居首功的李纲取而代之。总之,他所希望的结果,只能是以和退敌,而不是以战退敌。
可是如今张邦昌不在朝中,他缺少了这个得力的盟友。其他主和派大臣虽是人数不少,却没人敢在这时出面扫皇上的兴。他李邦彦现在是孤掌难鸣。所以他在心里掂量了半天,到底未敢将还是应当坚持既定国策、继续与金军议和的主张公然说出口。他知道就是说了,也不会得到头脑正在发热的赵桓的认可。
但是他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李纲又春风得意起来。毕竟他在玩弄权术上是有点经验的,稍加思索后,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自从就任亲征行营使、担负起守城总指挥这一重任以来,困扰着李纲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开战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经过正月初九一整天的激战,李纲对此有了越加深切的认识。他在内心里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数倍于敌的兵力优势,长期相持下去,宋军绝对不是金军的对手。尽管招募了大量的厢兵义勇作为后备兵员,但那些人多半没打过仗,有的人甚至没习过武。像索天雄父女组织起来的那种拉上去便能顶用的民间武装没有几支。在这种情况下,如要长期坚守城池,仗必然会越打越艰难。
勤王兵马的陆续到达,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所以这几天李纲情绪亢奋如释重负,大有如虎添翼之感。他认为,各路兵马理所当然地应当悉归亲征行营司节制,纳入统一的京城防务体系,从而形成强大完整的军事阵营。果能如此,若金军再敢挑衅,则无异于蚍蜉撼树了。
而李邦彦欲阻挠李纲建功,恰恰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使绊子。他决心要打乱李纲统掌兵权这个想法。
这个绊子下得准确。
接见过勤王部队的将领后,赵桓将宰执大臣们留下议事,议的就是部队的指挥方式问题。这是个亟待明确的问题。从各地抵京的部队番号杂乱,归属不一,如不理顺指挥系统,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协同作战。李纲已经就此具折,指出“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并坦率地提出了“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
许翰曾劝李纲,此议慎提,以免令皇上心生猜忌。而李纲自恃是出以公心,还是直言不讳地提了。赵桓阅过李纲的奏折,起初是意欲以种师道接替曹蒙为亲征行营副使,但执笔拟旨时却产生了一丝犹豫。他想到,如此一来,就等于将朝廷禁军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李纲手里,这样做是否妥当呢?李纲这个人本来便固执得令人头疼,一旦集天下兵权于其一身,会不会更难驾驭?于是他便暂未下诏,打算听听宰执们的看法再做定夺。
李邦彦一见皇上要议此事,心里马上有了底:皇上对李纲并不放心。如果皇上意属李纲,在金殿上当场诏令各部将帅悉听李纲节制就是了,何须召集宰执另议?
这对李邦彦太有利了,他立即做出襟怀坦荡状,毫无顾忌地首先表态道,太祖废除前朝军制,盖因太祖深谙其弊。依太祖治兵之法,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如今李纲之权,已超于枢密及三帅之上,若再将勤王之师悉交其手,即不合乎祖制,且又隐患无穷,窃思断不可为也。
赵桓本无定见,此时若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在非常时期可以打破常规,一切应以有利于指挥作战为准,对他的决断亦会产生影响。可惜没人这么提。几个宰执倒并非皆似李邦彦那样居心叵测,但对李邦彦冠冕堂皇地提出的祖制,却都是不敢不认同的。其中怀有善意者,还认为不让李纲拥兵过重,乃为令其免祸之道。
由于这些人都不懂军事,对于分散指挥权将在作战中带来的麻烦和弊病均无切实考虑,更谈不上给予高度重视,因此商议下来,经赵桓首肯,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于亲征行营司外另置宣抚司,以种师道为签枢密院事,兼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各路勤王之师,以及原来驻扎在城外的前后两军,均属宣抚司统辖,驻扎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仍归行营司统辖。
而且,在李邦彦所谓宜职责分明的建议下,赵桓特地在诏令中明确申敕,行营宣抚两司节制既分,行事独立,相互之间不得侵紊。
这样一划分,李纲非但没有得到统一指挥权,反而连原来辖下的兵马也被划走了半数,可节制者只剩了两万余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城防总指挥实际上已是变得徒有其名。不动声色地将李纲挤对到如此地步,李邦彦感到相当满意。
李纲接到诏令,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感到非常意外、非常失望、非常寒心。这种安排,使他的雄心勃勃的宏伟抱负基本上泡了汤。
他本想再上奏折力陈己见,但是思忖再三,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皇上不肯将兵权悉付行营司,显然说明了对他是心存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再明目张胆地去上书争权,岂不是更会加深皇上的误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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