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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北撤,汴京解严,京城四壁守御使的使命到此完成。靖康元年二月十四日赵桓颁旨,李纲改任知枢密院事。
枢密院乃宋代总理国家军务之最高机构,位于阙门西南,与全国行政最高机构中书门下相对应,并称“东西二府”。举凡军机、兵防、边备、戎马之属,全国的禁军厢兵,乃至皇宫里的侍卫班直等武装力量,俱在其管辖权限之内。知枢密院事又称枢密使,品级为从一品。这个官职,处于与宰相对掌文武大政的地位,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而其任职者的资历须与宰相相近,由此可见该位权柄之重。
同日,吴敏迁少宰。隔数日,中丞许翰迁同知枢密院事,何栗迁右丞御史。这几个人都是与李纲关系不错的。太宰一职并未落到张邦昌头上,而是擢拔了一个各派人物都对其非议较少的大臣徐处仁。朝廷中与李纲政见不合者,除了已被罢黜出京的李邦彦、蔡懋,又有王孝迪、李棁等大臣相继落职。
如此一番人事变动,自然使李纲的行情见涨。趋炎附势乃官场常态,位高轿夫众,权重马屁多。如果李纲有意结帮拉派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广交善缘的很好机会。然而李纲生性不善此道,脑子里根本没这意识。对于曲意附比者,他一笑置之;对于求官谋职者,亦从不徇情许诺。这就不免时常开罪于人,在不知不觉中结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怨恨。张邦昌旁观此状暗自冷笑:你姓李的莫要牛皮哄哄得意得太早,如此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早晚有你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其实,李纲此时倒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
几天来,眼睁睁放走金东路军的深切遗憾,似一块浓重的阴云积郁其怀,始终不得释然。官迁知枢密院事,看上去位高权重,实际上却并不尽然。因为,依照宋制,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却无统兵之重。也就是说,他虽然有权调兵遣将,但实际上手里却无兵。统兵权是归所谓“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的。而这三衙之间亦互不统属,因此禁军没有最高统帅。遇有军事行动,将领们须分别听令于皇上本人。经过这么分权制约,无论是枢密使还是三衙中的任何一个都指挥使,其能够单独行使的职权,便被束缚得相当有限了。
此制始自太祖赵匡胤,其目的就是要将兵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里。它在立朝之初,对巩固新生政权,防止产生内乱,曾经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其弊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时间越久,其弊越重。多年来宋军屡次败绩沙场,军事指挥系统混乱、将帅无随机应变之权,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位居知枢密院事,若要以权谋私,空间可谓不小;但若欲决策军国大计,却远无自主之便。
这种相互掣肘的制度让李纲感到很不舒服,它不仅使他虽居其位而难尽其才,还往往会因政出多门而来回扯皮贻误大事。然而此制乃钢浇铁铸的镇国之宝,是赵宋王朝的祖传法典,纵有天大的弊病也说不得。你想动摇它,就是欲从皇上手中夺权。难道你想谋反不成?你有几个脑袋?李纲屡遭良策流产之痛,深知戴着镣铐跳舞之难,自然不会那从一品的乌纱一戴,便忘乎所以飘飘然乎。
况且,宦海沉浮不定,圣意反复无常,在过去的数月中,他对此感受很深。六月的天皇上的脸,知枢密院事这顶七梁乌纱他能戴多久,那是说不准的。既然如此,则升之何足喜,贬之何足悲?官场中人能持此心境者不多,这就是所谓荣辱不惊了。其实李纲也尚未真正修炼到那个境界,他之所以能以较为坦然的态度去面对潮涨潮落,不过是面对现实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而已。
不管现实中有多少桎梏,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该干的事还是得干,这一点李纲绝不含糊。有的人当官是为了发财,有的人当官则是为了成就功名。李纲的功名心是很强的,他的愿望,就是趁着手里有权,多做成一点事。能做多少算多少,总比一事无成强。所以在履行职责上,他是从不会消极应付的。
朝廷刚刚经过一场大劫,国计民生问题成堆,要想做事,那有的是事情需要做。由于战时是由他全面主政,战后的许多恢复整顿工作仍需他去参与完成,光这些事情就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不过他现在既然担任军事长官,其思考重点必然要落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外患未除的情况下,他认为军事工作理应成为重中之重。
军事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匮乏问题。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欲带出精兵劲旅,主将的人选是个关键。纵观汴京保卫战的全过程,李纲感到在禁军中智勇兼备可堪大任的将领为数不多。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指挥水平,亟须擢拔一批优秀将领。一个杰出的将才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现的,而一旦发现了,就不容错过。因此,当不少人托人说情希望他帮忙安排个一官半职,他一概不予理睬时,他却想主动为一个人安排一个适当的军职。这个人便是索天雄。
李纲与索天雄纯属萍水相逢,相识的时间只有两个来月,其间接触的次数屈指可数。以李纲日理万机之繁忙,应对人员之众多,对于一个与其仅有数面之交而且社会地位悬殊的平头百姓,一般来说应当不会留下什么特别印象。但是这个索天雄却不同。他不仅给李纲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那印象还很不寻常。
那种不寻常,并非出于索天雄的刻意为之,而是从他的言谈举止气质风骨中自然透露出来的。通过与索天雄打过的有限的几次交道,李纲明显地感到,这个人不仅豪爽仗义武艺超群,思维缜密行事稳健,胸有韬略胆识过人,而且还富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是属于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式的人物。以李纲的目光判断,此人恐不止是个将才,经过一定的历练,委其执掌一方帅印,估计亦可游刃有余。
草履布衣中竟会有这等奇才吗?这个评价是否过于夸张啦?那可未必。古时的韩信、孔明,出身皆微不足道,被不拘一格委以重任后,均大显身手创建了伟业。中华大地藏龙卧虎不计其数,只不过是多半无缘出山而不为人知罢了。目下国难未已,正是用人之际,京城解严后所有的市民武装俱已遣散,徒令这样一条蛟龙潜卧民间实在可惜,应当让他继续发挥才能为国效力才是。
当然,依照朝廷的授官制度,没有直接对一介平民委以军职的道理。但是乱世不可循常规,英雄何须论出身。这就需要动用一下手中的这点职权了。李纲思量他虽不直接掌兵,但在这事上说句话还是管用的。既然一些州府级别的官职都能用钱买到,我为朝廷选择良将,采用一点非常手段又有何不可。
主意打定,李纲便差甘云去请索天雄到西府来一叙。
按李纲的估计,他将此想法对索天雄一提,索天雄肯定会欣然诺之。因为,首先,索天雄显然是个深明民族大义之人,以往他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现在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当然应是求之不得。其次,李纲准备将他直接委任为禁军统制,统制属于中级军职,位在统领之上,可以独领一军,其俸禄也比较可观。而且此职距都统只有一步之遥,一俟立有军功,即可步入高级武将行列,前程可谓远大。可以说无论于公于私,此事对索天雄来说,都是件显而易见的好事。
然而让李纲意外的是,索天雄听他表明意思,稍作沉吟,很诚恳地谢过他的器重之后,即十分明朗地谢绝了这事。
索天雄据以推托的理由有二:其一,索某生性散漫,自在已久,难习军中戒律约束;其二,小女飞春自幼与索某相依为命,未曾须臾分离,不便留其独守家门。
这两条理由,尤其是后一条,听起来确实在理。但李纲总觉得这似乎都是索天雄的托词。因为据他观察,索天雄这人的习性并不散漫,相反地倒颇有令行禁止的军人气质,遵守军队戒律对他来说似乎不是问题。父女不忍离别倒是事实,但索飞春毕竟不是三岁的孩子,以她的处世能力看,并不至于离不得父亲膝下。如果索天雄立志为国建功,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他李纲也可以帮助解决。可是索天雄并没在这上面留什么商量的余地。
那么索天雄为何不愿进入禁军?是畏惧征战贪生怕死吗?否,索天雄在战场上一马当先的表现,李纲是亲眼见过的。要说他怕死,天底下就没有不怕死的汉子了。
不是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呢?索天雄不多说,李纲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很惋惜地表示:“既然索义士有难处,本官也就不强人所难了。”
索天雄相当过意不去地向李纲致以歉意,表示如蒙李大人不弃,今后他或许另有与之合作的机会。李纲当时随口应道:“但愿。”而事后回想,他才品味出,索天雄那话虽是说得谦和随意,实则口气不小。他说的不是“效力”而是“合作”。“合作”?一介平民有什么资格与朝廷的一品大员谈什么“合作”?李纲没有因此而动气,但这更使他觉得索天雄这个人难以捉摸。
谈话结束时,索天雄取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李纲。他说:“李大人为了百姓夙夜操劳,很少有时间照料自己,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飞春缝了两双袜子让我带给李大人,算是聊表寸心吧。”
李纲忙双手接过连声致谢。两双袜子不值什么,却是一种浓重情谊的体现,这里面,是包含着索天雄对李纲的由衷尊重的。李纲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已不知不觉地将索天雄当作了民心民意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听说这两双袜子是索飞春亲手缝制的,更使他感到温馨,而同时在心头亦不免升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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