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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在延迟多日后终于降达军营。但那圣旨却如当头一棒,将李纲的决战梦想击得粉碎。
李纲上书提出的请求,圣旨中只字未复,亦已无须作复,因为其事已与李纲无关。圣旨的大意是:两河宣抚使之职仍由种师道就任,命李纲交割职事后,着即离营赴阙。
言辞冰冷的圣旨宣毕,不仅李纲如雷轰顶,三军将领亦面面相觑。他们搞不清李纲何罪之有,竟被倏尔免职,心中都有些不平,但无人敢置一喙。
为时尚不足两个月,宣抚使来回撤换,已属咄咄怪事,临阵易帅,更属反常。李纲料想,必是自己又遭到了恶毒中伤。但他自思行端影正,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把柄可抓,又有许翰等人为之周旋,何至于皇上的态度发生如此的剧变呢?后来他才知道,此间变故的缘由非止一端,殊非许翰之辈可阻。先后被罢职者亦非止一人,其中就包括了许翰、吴敏乃至太宰徐处仁。
原来当宗望回师兵抵中山、河间时,因该地的兵民固守不降,两镇俱未沦于敌手。后来赵桓萌生悔割三镇之意,但又忌惮触怒金人,便遣王云、曹蒙为使,向宗望请求以贡奉租赋的方式代替割地条约。李纲率征师离京不久,王云、曹蒙从金营返回,奏称宗望表示宋朝的建议可以考虑。这其实是宗望的缓兵之计,耿南仲和唐恪却把它当作了金人欲与大宋和解的良兆。他们劝说赵桓赶快做出相应姿态,以求两国修好。赵桓当然巴不得就此息事宁人,避免兴师动武。毕竟用兵作战也要劳民伤财,耗资之巨未必在贡奉租赋之下。他便接连派人赴金,去谈具体条件。
张邦昌见状,马上顺水推舟,提出根据这个新情况,解围太原之举应当缓行,且宜即罢天下援军,以示言和的诚意。许翰等人针锋相对,坚称必须是以战求和,却被张邦昌等斥之为迂腐空谈。恰逢此时由于宋军节制不专,刘韦合、解潜、张灏诸军各行其是连遭惨败,更使主和派抓住了不可动辄言战的口实,极力撺掇赵桓做出了釜底抽薪的决定。但是太原怎么办,赵桓一时无主张,这便将李纲置于了骑虎难下的境地,也为张邦昌对李纲落井下石提供了机会。
虽然李纲当初挂帅是勉为其难,但他一旦出师,必不甘半途而废,这是张邦昌根据李纲的秉性料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一点做文章,运筹之妙便存乎一心了。李纲迫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急切上书请求增兵并且一统兵权,这就是一个足资利用的突破口。
张邦昌知道赵桓不可能轻易应允李纲,所以虽有许翰等人支持李纲的奏请,他却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抓紧时间先暗地里去做了另外一件事。他把危国祥召到府中,旧话重提,说二五请愿的主谋,朝廷是决意要追查到底的。此前无人肯出来做证,依老夫看不是没有证人,而是他们心怀顾忌,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朝廷的决心很大,只要他们据实出证,本相可保其一切无虞。这是为朝廷立功的良机,机不可失,切须把握。
危国祥深会其意:如今李纲远离汴京鞭长莫及,正好做手脚将其一举扳倒。为了挽回因上次事败而在张邦昌面前留下的无能印象,他决意此番将事做成。回去之后,他选择了几个比较贪财而又囊中羞涩的朋党,忍痛出血贿以重金,声称李纲业已失势,搜罗证据为其定罪的行动已在朝野秘密展开,墙倒众人推,你等若不肯做,自有肯做的人,将来那巨额的赏金可就要旁落他人之手了。将唾手可得的钱财拱手让人,岂不惜哉?至于种种顾虑,其实大可不必,李纲权势既失,连汴京都回不得了,还有什么能耐报复你等?这样连哄带诈好说歹说,终于诱得那几个人动心,相互串通好证词,编造下了一份诉状。
当李纲的奏折再次呈达朝廷时,成竹在胸的张邦昌在朝殿上说话了。他做出忧心忡忡之状启奏,李纲屡次欲将天下兵权俱揽其手,用心十分可疑,皇上不可不慎察。许翰、孙傅、何栗见他危言耸听,相继出班反驳,皆言李纲之请盖为守疆保国,非欲拥兵自重。疑其别有用心,更是无稽之谈。
这时张邦昌便提出了二五请愿之事,说业已查明其幕后之主谋确为李纲。两者联系起来,岂不发人深思吗?耿南仲、唐恪看出张邦昌是有备而发,马上连声附和,说据此看来,李纲还真是野心不小,不可不防。
许翰被他们的信口雌黄激怒,厉声驳斥其言纯属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徐处仁和吴敏认为指称李纲心怀不轨未免荒唐,兼之对张邦昌多有看不惯处,也出班斥其不宜捕风捉影猜疑大臣。张邦昌面对质诘并不多说,径将那份实名实姓签字画押的诉状呈于御前,奏称人证可以随传随到。
赵桓接阅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沉默有顷,宣布退朝。许翰见势不好,连忙高呼臣还有言启奏,赵桓却不予理睬,拂袖而去。
其后徐处仁、吴敏及许翰、孙傅、何栗、李若水、陈公辅等许多大臣皆有奏折呈上,请求召对。赵桓一概未召,只于延和殿单独召见了张邦昌。召见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时辰。其中所谈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张邦昌必定会充分利用这次召见,这是不言而喻的。
结果很快便见了分晓:徐处仁罢相致仕;吴敏免少宰,除观文殿学士;许翰免同知枢密院事,除延康殿学士。张邦昌进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进少宰兼中书侍郎;耿南仲进尚书左丞;聂昌进同知枢密院事;徐秉哲接替聂昌就任开封府尹。
圣谕颁下,主和派大喜过望,主战派一片寂然。
孙傅、何栗心下不服,意欲提出查证所谓二五请愿证人的真伪,被许翰劝止。许翰说,彼既蓄谋,必有防备,以我等之力是查不出名堂的。大势已定,徒劳无益,皇上对你们网开一面,已算是手下留情,你们切莫再自招祸端。张邦昌之流甚是阴险,若我们于此事上纠缠不休,恐是对伯纪兄更为不利。目下我们只宜韬光养晦,静待其变,再作道理。孙傅、何栗想想也是,便不得不忍气吞声,权且缄口。
后来聂昌私下里请教张邦昌,如何能在参倒李纲的同时,顺手牵羊将徐处仁和吴敏一并拉下马来。张邦昌一本正经地回答,徐吴二人落职,却与本相何干?皇上天纵英明,难道看不出他们与李纲狼狈为奸居心不正吗?聂昌会意道,呵呵,不错不错,彼等与李纲结党营私蒙蔽圣听,端的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此番变故的内情,李纲当时难知其详,但它的结果已明确地告诉李纲,由于某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已经严重地或者说彻底地失去了赵桓的信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越申辩越糟糕,申辩得再有道理,皇上也不会推翻定论,反而会加重处罚。
事无可为矣!仰天长叹之余,李纲被迫上书,自请罢免知枢密院事,以示知罪之意,尽管他委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数日之后,老将种师道抱病抵达怀州,接手帅印。对于种师道,目前大权在握的那些宰执们也并不待见。之所以再度起用,盖因别无人选。但究其根本原因,实因是朝廷不能知人善任,执政有意排除异己,否则放眼泱泱大宋,何致匮乏栋梁。再者现在接任两河宣抚使,也不是什么美差,李纲解决不了的难题,种师道同样解决不了。或许李纲的今日,就是种师道的明天。
李纲与种师道对这些事都心知肚明,都为对方的处境深怀忧虑。但值此敏感时期,除公事交割外,两人唯心照不宣地互嘱保重,余者不便多言。
作为李纲的贴身卫士,甘云本是要护送李纲回京的。但在临行前,李纲郑重其事地委派他将一封密信送往磁州。甘云虽对李纲放心不下,却不能不遵命前往。
其实那封“密信”,乃是一封推荐信。这是李纲为甘云谋划的一个前程。李纲是个惜才的人,通过将近一年的朝夕相处,他对甘云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个年轻人正直质朴,干练稳重,头脑清醒,武功超群,倘着重加以磨炼雕琢,完全可以培养成为一名优秀将领。此次出征作战,李纲就打算择机委其以适当的军职,锻炼一下他的指挥能力,为他未来的发展做个铺垫,也为朝廷储备一个将才。
现在这件事做不成了。李纲自知此番落职,定与政敌陷害有关,而政敌一旦得手,岂能容他轻易翻身。时过境迁后他被重新起用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那是听天由命的事,这段时间会有多长,无从估计。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甘云不知要被打发到何处差用。倘若不得赏识,便会长期埋没,这就太可惜了。李纲曾想将甘云就留于种师道麾下效命,但料甘云这人重情重义,必不肯在这个时候舍他而去,便考虑为其另觅一条出路。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时任知磁州事的老将宗泽。
李纲与宗泽并不熟识,但是久闻其名,知道这个人刚正豪爽,疾恶如仇,不畏强权恶势,抗金立场坚定。更重要的是,宗泽素有爱才之名,颇有古之名将风度。虽然目前宗泽的官品不高,但据李纲估计,除种师道外,将来能够力敌金军者,宗泽当属首屈一指。甘云效力于宗泽军前,是不愁偿其驰骋疆场杀敌建功夙愿的。此事若明说与甘云,甘云势必取舍两难,所以李纲便以传送“密信”为借口,将甘云荐往磁州。他则另带两名随员,登上了赴阙之旅。
李纲行事不喜张扬,况乃赴阙领罪,更是行色悄然。然而即便是这样,仍是有人事先得知了他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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