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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接到圣旨的时间比赵构要晚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奔赴湖南路途遥远,也是由于危国祥那一拨信使的行动并不顺利。
那一夜,信使们见金军的巡逻队已被佯装突围的宋军吸引过去,便趁机向外奔突穿插,却不料前面数里处,金军还有埋伏。在那拨信使里奉命去湖南传檄的是两个人,其一在混战中丧生。危国祥经过一番狂奔硬闯,总算夺路杀出,腿上却吃了很重的一刀。他借着夜幕遮掩沟坎蔽护躲过了金兵的搜索,却因伤势较重,而无法马上跋涉长途。
天明后,金兵挑着若干信使的首级向城墙上炫耀示威,宋廷乃知这次金蝉脱壳效果非所理想,只得又数次遣使突围。李纲接到的蜡丸,是后来一个假扮金兵越出敌阵的信使送到的,在时间上自是大为延迟。
在接到诏命之前,李纲也是颇为悠闲了一阵。既已不能参与朝政,再虑国策亦是徒劳,李纲索性便自我安慰,且将心怀放开,利用这段无官一身轻的时光,好好地休整一下。
李纲原籍福建邵武,自祖父辈迁居江苏无锡。为官不自由,李纲已有数年未得探亲之暇,现在正好回去看看。离京之后,他顺河南下,先去无锡看望了家眷亲友,宽慰他们道,宦海浮沉寻常事,卷土重来未可知,不必因此为他担心。然后他去邵武凭吊了先祖故庙,再由邵武而建昌,由临川如豫章,经过宜春萍乡等地,绕了一个大弯,方才西抵潭州。
南方的冬季,万木依然葱郁,景致甚为可观。李纲一路行来,逢山览山,遇水阅水,在诸如虎丘剑池、龟峰金溪、翠岩寺洪崖井、万寿宫望仙岩、九峰山岳麓寺等名胜处皆遗履痕,不啻是作了一次丰富多彩的南国游。
在苍柏翠竹古刹残碑的陶冶下,他的身心渐渐进入了一种恬然境界,似乎人世间的一切动乱纷争,已一概与他无所关联。尝有诗云:“轩冕岂足恋,田园诚可欢。村村自花柳,物物寄游观。旧事不复忆,吾生良易安。南窗审容膝,归去学鲵。”“处世若大梦,吾生感行休。何须缚轩冕?且复傲林丘。云木千岩秀,烟波万壑流。忘机齐物我,鱼鸟与君游。”是为其当时心境之写照。
到了潭州后,日子过得也还可以。
潭州位于洞庭湖以南,湘水东畔,旧称长沙郡,三国时期就很著名,如今是荆湖南路治所,说来亦是个大州。只是因其地理位置距历代京城都相对偏远,四周又水系众多,气候夏蒸冬潮,素有“卑湿”之名,所以自古贬窜罪臣,多有徙其地者。写过《离骚》的大名鼎鼎的楚臣屈原和写过《过秦论》的西汉名士贾谊,获罪后便是俱被流放至此。徽宗朝的老权相蔡京,在流放途中亦是客死潭州。因此对于落职官员来说,潭州不是个吉祥之地。但因潭州的地方官员一来敬佩李纲的忠义,二来也忖着李纲来日仍会腾达,皆对李纲礼遇有加,对其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十分妥善,这使得李纲来此之后的心情,仍然是比较恬适。
依例向州衙报过到,安顿了住处后,李纲便成了卧龙冈散淡的人。他每日里除了读读书会会客,也无他事。朝起闲庭信步,月夜临溪听松,棋敲灯花落,诗伴浊酒吟,倒真似置身于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中了。
可李纲毕竟不是陶渊明,这种闲云野鹤的日子一长,不免又生虚掷光阴之叹,他便寻思着还是得做点什么事才好。眼下他无职无权无政可谋,外界的消息又不通,对时事无可建论,但回顾一下以往的阴晴圆缺,总还是力所能及。过去的一年,云谲波诡教训良多,有必要把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如实录下,以为后鉴。
主意打定,思路厘清,他便开始动笔撰文。其文题名“靖康传信录”。此后的建炎二年末他又作了一篇“建炎进退总叙”。双文合璧,集以制诰诏命书疏表札,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两宋交替时期那段发人深省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翔实的文字资料。
李纲是惯写奏章疏表的人,虽其文采不属一流,述论功底还是相当硬的。记叙自身亲历之事,对他来说本也不难。唯因其事多与皇上有关,他既要秉实而录,又要避免谤上之嫌,下笔时便不得不谨慎斟酌,时常是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这便费神较大,写得很是辛苦。
这一日,李纲写得倦了,正好有荆湖南路招讨使岑良胜邀他去郊外散心,他便欣然而往。
这是一个好天,江面上风轻云淡,水波不兴。李纲与岑良胜先是泛舟湘水多时,而后弃舟登岸,迈上橘子洲头。正当他们极目岳麓遥襟甫畅,欲待赋诗联句大发怀古幽思之时,忽有衙差飞舟而来,请李大人速回衙门接旨。
李纲和岑良胜乍闻都吓了一跳,以为是朝廷再次降罪,要将李纲贬往更为荒蛮的州军了。及至风风火火地赶回州衙,他们方知,圣谕的内容是除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命其速起湖南兵马勤王。岑良胜当即笑逐颜开,向李纲打拱贺喜道:“岑某早知李大人乃栋梁之材,朝廷不忍久弃,否极泰来果然何其速也。”
李纲的心情却不似岑良胜那么松快爽朗。罢官不数月便被重新起用,说他一点不感到兴奋,那是假的。然而正由于此,国势之危可想而知。因此李纲的心头一时间是喜忧交集。
阅过蜡书,李纲急切地向信使询问了有关情况。得知康王赵构有幸脱身京外,且已被委为有权号令诸军的河北兵马大元帅,他的心里方觉踏实了一些。他不曾与赵构打过交道,但听说过这位年轻的康王出使金营时毫无惧色的不俗表现,对其想当然地留下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印象。宋军在两河的兵力部署李纲是了解的,他估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亲王统一指挥各部,就近提兵入卫,足堪与金军一拼。却不知赵构的行为与他的设想,其实是大相径庭。
事实是,在相州开了大元帅府后,赵构即在汪伯彦的建议下,移师金军已然过境的大名府,并紧急传檄河北各府、州、军守将率部向大名府集结。
各路兵马奉命会合于大名府者不下六万之众,其中带去兵将最多的,是河间知府兼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黄潜善的拍马奉承功夫不在汪伯彦之下,亦被赵构任命为副元帅。
得此重兵后,赵构只拨付五千与宗泽,命其率本部及这五千兵马统共约万把人西取开德增援汴京,而他本人则与汪伯彦、黄潜善等带领大队人马,以相机而动为名避往东南方向的东平。宗泽及陈淬、刘浩等将领提出异议,赵构的解释是,如此调度乃出于战略需要。而其战略为何物,只有天知道。
这个情况,远在潭州的李纲既无从得知,也意想不到。后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流传开去,李纲感到当时赵构的措置很成问题。更有人怀疑赵构从那时起便已萌生异志。但彼时赵构已经面南称孤,谁敢回头翻旧账,除非吃了豹子胆。
有赵构在河北为帅,虽说让李纲放心了不少,对朝廷赋予的使命,他却依然不敢怠慢。李纲在骨子里就不是个甘隐泉林孤芳自赏的桃源逸士,他的归去来兮之态,纯属无奈下的自慰,一朝权柄在握,壮志未酬誓不休的劲头便顿时恢复如初。他让州官辟置了办公场所,马上就铺开摊子,着手筹备勤王事宜。
但这事办起来却不顺手。地方官员们从上到下都推三阻四,态度漠然。
岑良胜这些日子与李纲处得关系较近,干脆便直率言之,说李大人不必将此事看得太认真,我们曾两次接到过勤王诏令,结果两次均是半途而废,落得个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这次恐怕也是那么回事。别看今日催得急,说不定明天就变卦。所以李大人只需做个样子足矣,免得到头来空忙一场。
面对朝廷朝令夕改种下的恶果,李纲只得耐心化解,对众官员承认,前者朝廷确有自相矛盾处,对他们怀有怨气表示理解。但同时亦严肃指出,大家绝不可因噎废食,这回的情况非同以往。如果不是万分危急,朝廷断不会这么快便召我李纲回京。事关社稷存亡,不容作壁上观。如果误了大事,谁也吃罪不起。
经过他软硬兼施地反复说服,荆湖南路帅、漕、宪、仓四大监司以及潭州衙门的各级官员才逐步被动员起来,开始有所动作。但这也主要是为了给李纲一个面子,或者说是不愿与李纲把关系搞僵,所谓抗敌救国的热忱和责任感是谈不上的。
李纲本想力争在一个月内完成起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现实状况却远远难以如其所愿。宋朝的军队,风平浪静时看上去,似乎是个威风凛凛的庞然大物,一动真格的,马上便暴露出千疮百孔,颇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浑身上下全是毛病。
首先是兵员问题。宋朝实行募兵制,所募之兵轻易不脱离行伍,业已老弱病残尚在军中充数者颇众。一支千人之旅里,真正可上阵拼杀的兵勇能有五百就算不错。
其次是马匹问题。对付纵横驰骋于北方平川的敌寇,没有强大的骑兵,很难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中国盛产骏马之地,一在蓟北,一在河套,内地养马不易,南方温湿地带养马成本更高。而宋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鼓励养马的政策。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曾想出过一个民间保马法,却因施行起来弊端太多,最终变成了个馊主意。所以每逢战时,战骑告缺便不可避免。
兵器问题也很大。宋朝的冶炼技术和兵器制作水平,原是领先于世的,但因腐败之风甚嚣尘上,各行各业都在作假,兵器行业亦概莫能外。制作司的监造官员只要是得了好处,便装聋作哑一切不问。将士们手里的家什,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赝品,刀刃一砍即崩、箭镞不出百步之例比比皆是。持着这等武器上阵,纯粹是去送死。
还有粮草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带甲十万,日费千金,这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宋朝不似唐朝那样准许州郡自储钱粮物资,而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地方上所有的财物所得,必须全部转运朝廷。设在各路的漕使,又称转运使,便是专门监管这件勾当的。这样一来,京师自然是富甲天下了,但地方上一旦有需求,急切间却无可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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