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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第1页）

人称“8月事件”、“未遂政变”或者“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走进了历史，但它也没有避免牺牲，好在牺牲不是很大，但任何一个牺牲都值得惋惜、同情与怀念。

地下隧道的灾难

8月20～21日这个夜晚，在加里宁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与小环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他们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戏剧性局面所造成的后果，莫斯科市检察院和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认真分析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都没找到任何军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证据。

8月20日晚上，塔曼师的一个团接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长下达的命令，要他们在小环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逻、检查，以防有人将炸药、武器等危险品带入市中心。当晚23点，由几十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抵达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洛夫金指挥的一个营兵力从这儿开向加里宁大街，其余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队要占据这个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后与交通警察联合检查过往车辆。装甲车缓慢地行使，有几个车辆已经占据邻近马雅可夫广场的立交桥。但在进入加里宁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处，横在马路上充当障碍物的有轨电车，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装甲车从右面绕过障碍物，没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动的人群。当装甲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无轨电车做成的路障把路彻底堵住了，后退的路也被彻底堵死。这时，石块像冰雹一样落到前面几个装甲车上，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上的燃料和弹药储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装甲车发生爆炸，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苏洛夫金把这一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然后命令部队闯过障碍物，一直向前行进。就在此时，有人企图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堵上装甲车的瞭望孔。这些举动最后则导致了悲惨结果的发生。两人被装甲车轧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很多人受伤。

莫斯科市民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以为军队会在那个晚上攻占“白宫”，保卫“白宫”指挥部决定在据此地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大家共同保卫俄罗斯领导人办公地免受进攻。装甲车里官兵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他们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警告的。事后做出的军事鉴定文件表明：装甲车官兵是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长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罗斯检察院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装甲车车队在开往巡逻阵地途中遇到障碍物，遭到平民的攻击，这被军人视为企图抢占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装满弹药的军车陷入包围之中，而且还遭到燃烧瓶的袭击，这意味着军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形下动用武器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俄罗斯检察院在平民的行为中也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他们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体制，在民选政权机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履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月21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终于没有下达，部队在早晨接到的却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等最终放弃武力进攻“白宫”的原因很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上面提到的伤亡惨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8月24日，莫斯科为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和很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悼念大会上讲了话，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颁布命令，授予3名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不久，这个金色称号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叶林、伊万年科。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伤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元帅之死

8月24日，就在安葬普戈夫妇那天，68岁的苏军元帅、苏联英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苏联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手里没有枪，但他不能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上吊自杀了。当天是星期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接待室里没有秘书值班，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在当晚的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的遗体。死者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军事检察院的调查人员随后赶来，对自杀现场进行录像。办公室里井然有序，保险柜紧紧地锁着。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亲手写下的6份遗书。两份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一份是写给军方同事的，请他们能帮家人把后事给处理了。还有一份遗书是请人代还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的欠款，他把钱放在遗书的旁边。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单独放在一边：“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我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在8月19日早晨才知道成立了这个机构，当时他正和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在索契度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把亲人留在休养院，他自己当天就返回了莫斯科。他回到克里姆林宫，已是傍晚时分。22点左右，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亚纳耶夫见了面，他告诉亚纳耶夫，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晚是在别墅里过的夜，他的小女儿一家也住在那里。8月20日的整个白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里忙活，收集国内军事政治情况的信息。这天晚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折叠床上，从这儿给女儿和妻子打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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