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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与七国在伦敦会见（第1页）

1991年7月中旬．7个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将要在伦敦召开例行首脑会议。苏联没有加人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以前也没有这个想法。1991年5月，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峰会部分活动的谈判在各种不同渠道同时展开。戈尔巴乔夫承诺，他要把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重整苏联经济的突破性方案呈交给西方国家领袖。谈判最后在6月达成一个妥协的，对苏联来说足够丢面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伦敦，但不是与其他国家首脑享有同等权利的峰会参加者，他不能出席"七国"峰会和会议午宴，他只是英国首相梅杰的客人，但在"七国"峰会结束以后，苏联总统可以单独会见与会的所有各国领导人。这种会见是半官方性质的，没有安排正式谈判，没有签署文件的计划。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非常满意，他在周围的小圈子里，甚至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都把即将举行的"伦敦会晤"评价为苏联外交的一大胜利。可是，由谁陪着戈尔巴乔夫访问？带着什么改革纲领去伦敦呢？

尼古拉·雷日科夫辞职以后，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随后也离开了政权机构。因那个失败的"500天纲领"而名声大振的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以立陶宛局势为借口走向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的道路，尼古拉·彼得拉科夫院士被免去了苏联总统经济顾问的职务，整个总统委员会都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需要紧急组成一个新的经济小组，他安排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此前曾经是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在苏共28大上竟然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但他还是和亚科夫列夫一样被留下担任总统高级顾问。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是经济学博士、科学院通讯院士，但称不上是什么大牌的经济学家，他性格很平静，人也非常规矩，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我觉得，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以前担任的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责，已经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感到不堪重负。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领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在莫斯科郊外的沃林斯科耶开始投人工作。专家们起草的文件并非那种内容广泛的经济改革纲领，而是戈尔巴乔夫写给西方伙伴的纲领性的信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维克多·格拉先科都参加了这个工作组。为了讨论和磋商问题，还专门将叶戈尔·盖达尔、鲍里斯·费多罗夫和叶夫根尼·亚辛等当时还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请到沃林斯科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间接地参加了这项工作。

1991年春天，亚夫林斯基在"500天"纲领失败以后就飞到美国，与美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一起为苏联制定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人工计算机游戏，谈不上是什么严肃的科研成果，就是一个完全空想的模型，因为经济纲领是以苏联迅速实现私有化和个人所有制、向市场经济急速过渡为基础的，而且还以外国在5年时间内向苏联提供1500亿美元巨额援助为前提。1991年6月14日，"近卫军纲领"的主体部分被转交给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办公室，供美国总统提前对它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在6月17日也收到了这个纲领，他把美苏年轻经济学者的联合研究成果交给了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建议将它作为工作组起草文件的基础。这个纲领的部分内容被采用，同时使用的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种建议和研究成果。

戈尔巴乔夫亲自签字的"书信--纲领"，从来没有在苏联和俄罗斯发表过。这是一个冗长的，非常极端的，同时也是特别不能令人信服的空想方案。这个方案在伦敦峰会前10天才完成，戈尔巴乔夫吩咐外交部通过特别信使将这封信分别转给西方国家的领袖们，最主要的收信人当然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西方国家领导人所收到信件的内容和这种接收方式都证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初是处在何等慌乱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简要地描述了他写给西方领导信中提到的10大提纲，我们从这里能看到所有东西：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完全的经济自由、快速建立市场基础设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改变所有制关系。戈尔巴乔夫没有隐瞒，只有在西方国家给予"实质援助"的前提下，他的改革建议才有实施的可能。因为要使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有来自外部广泛而积极的"迎接"。①

7月2日，乔治·布什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不举行正式会晤，而是进行两个小时的工作午餐和"哲学对话"，他们将讨论双方的意向。在回答戈尔巴乔夫是否打算向"七国"提出实质性经济援助要求的时候，乔治·布什说："我确信他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搞投机，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其中包括美国在内。"收到戈尔巴乔夫的信后，乔治·布什明显有些不知所措，他在飞往伦敦之前会见记者时表示，他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这是一封幻想一般的书信，美国对这封信的一些内容有不同看法。"布什认为必须给戈尔巴乔夫回信，他在回信里面说了很多支持苏联市场改革的话，同时也不无双关地声明：苏联的市场改革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而不是依靠西方的援助。如果情况好的话，工业化国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前提是要看到苏联表现出对民主和市场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

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国家领袖的"伦敦会晤"是在7月17日和18日举行。正如报纸报道的那样，会见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轰动。戈尔巴乔夫的信在伦敦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没人议论这件事。但很多国家领袖还是觉得有必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新建议表个态。这些表态不仅包含支持或者同情，里面也有疑问，甚至存在担优。一些西方国家领袖呼吁戈尔巴乔夫一定要慎重，要避免走极端。对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莫斯科的很多报纸却散发着浓重的批评味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去伦敦？"--《独立报》问道--"是的，总统实现了最低目标，他没有被人赶出门，但从等待和各种可能的背景来看，可以用失败来评价他这次访问的成果。"②《莫斯科新闻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伦敦带回装满外汇的提包。"③

戈尔巴乔夫自己把这次访问伦敦的成果成为"新起点"他返回莫斯科以后，就和顾问们忙着对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新纲领进行各种修改和补充。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把这个纲领在9月或者10月提交最高苏维埃讨论。但很难想像，最高苏维埃即便对戈尔巴乔夫比较顺从，也未必能通过这个充满幻想的方案。我们命中注定就见不到戈尔巴乔夫的新计划，因为国内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无法按着事先规定的预案进行了。

①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年，第290~292页。

②《独立报》1991年7月20日。

③《莫斯科新闻报》，1991年30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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