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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晓宇的头，县头都得跟着栽跟头，有的还扬言不拿下杨晓宇要到北京集体上访，集体眼毒死在中南海云云。在这样的压力下，县委、县政府只好再次下决心要收拾一下这小子。其实说出去都让人笑话，为一个公安局的只管一个干警的副股级干部值得县委、县政府下决心么！可事实就是这样，你说咋办，谁也不能昧着良心胡编乱造。

矛盾具体的爆发点听说源于一个小青年在杨晓宇手里犯了案子。杨晓宇张口要罚那小青年一万元人民币，那小青年作揖磕头蘑菇到八千。原来杨晓字处理人犯也有一套独特的办法，他把你弄进局子里不像有的干警先来一套下马威——一顿穷唬或一阵穷打，他一指头都不碰你，也不说一句粗话，而是先请你坐下，倒杯水，问你感觉怎样，然后让你看几张被处理过的嫌疑人的照片。一般人看了那血淋淋、凄惨惨的照片就酥骨麻爪了。如果对照片无动于衷的，再给你倒杯水，还给你敬支烟，然后请你看一段他审讯人犯的录相。一般人到这一关就停上了，有人招供交钱回家后还要魔魔症症地直说胡话，见了穿警服的（含穿假警服的）要先别过脸，猫着腰悄悄地溜过去，然后逢熟人便说人可别犯错误呀，人到了那种地步活着不如死了好哇。如果这两关都闯过去了，他就笑嘻嘻地拍拍你的肩膀，“行，哥们儿够棍儿！”然后让你看看银光闪闪的手铐子，正当你犹豫不定的时候，他突然暴风雨般的将各种打人的家伙和手段泰山压顶般地向你砸过来，直打得你蒙头转向半死不活了，再将精盐涂在伤口上，细细地，用力地往伤口里边揉，边揉边问疼不疼，还管这叫“治病救人。”待你没命地嚎叫，并喊口渴了。就笑嘻嘻地端给你一碗温开水，只是水里早已兑过足够的盐末儿和辣椒粉，管这叫“久旱逢甘霖”。之后就让那个手下惟一的干警经常捅咕你不让你睡觉。你要是拉屎撒尿，他就总拖着让你错过了能够忍受的极限时间再放你出去，你要是将屎拉在地上，没办法，只有自己抓起来吃进去再说，并管这叫“净化环境，讲究卫生”。这时候他反倒不问你招不招，交待不交待了，大不了翘着二郎腿问问你：感觉怎样，还需要点什么？直到对方求爷爷告奶奶地说：“我说，我说，我全都说了，你就是我爹呀，还不行么？”他才笑嘻嘻地搬个椅子请你坐下，“多大点事，早点说多好，整的两个都挺累的；早点痛痛快快地一说，俺们哥几个坐一块打麻将也干多少圈了。”

还说那犯事的小子交八千元的事吧，他犯事进来后首先闯过了观照片关，待看了杨晓宇亲手编导的录相片后，马上答应认罚不认打。杨晓宇就同那惟一的手下于警押着他去家里取钱。这小子翻箱倒柜地好歹凑足了八千元罚款。交完钱你就拉倒得了呗，他不，鬼使神差地又提出要收据（可能是害怕重罚，因为这东西根本报销不了的）。杨晓宇一愣，说收据没带，实在要三天后的晚上九点去局里取去。不想三天后的晚上九点以后那小子真的去局里取收据来了。从此这小子就失踪了，或者说在地球上消失了。有人就怀疑杨晓宇是否把人给“处理”掉了。公安局和检察院也秘密地侦查了一段时间，终因无任何线索，就没有理由抓人，事情就渐渐地搁下来了。后来不谁把举报信捅到了县纪委，陈谷子烂芝麻地给杨晓宇罗列了十几条罪状，有的真是骇人听闻！县纪委就认为问题十分严重，就向县委做了汇报，经县委同意，一个由县纪委牵头，有公安局、检察院共同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就组成了。而县纪委的牵头人又落到了匡宁长头上。

杨晓宇不愧是个人物：矮墩墩、黑乎乎的个子往椅子上一坐，像一截过火的树桩，而脸上横一道竖一块的肌肉疙瘩，像一堆没有铸好的铁块子，再脖子一歪，又有点像经过油漆的雕塑了。宁长和助手王祥及检察院的同志还有他们本局的一位副政委进屋后，杨晓字连屁股都没有欠一下。副政委给他—一做了介绍，也只歪着脖子用鼻子哼了几下，算做欢迎了。后来副政委急得直努嘴，他才扭过身射箭似地掷给每人一支香烟，算做敬客了。宁长和助手、检察院的同志又不吸烟（吸烟也不可能吸他的烟），使气氛又重新冷落下来。

宁长似乎并不在乎气氛的冷热，照样公事公办地掏出本子和钢笔，王祥就姓名、籍贯、年龄、职务，按部就班地开始讯问。杨晓宇横着眼睛一声不吭，狠狠地将一支烟猛吸两口，掐灭烟蒂，冷笑着问：“你们审讯我呀？”

“有群众举报和充分的证据，经县委同意，我们公、纪、检三家联合调查组对你进行立案审查。”

“不知道，愿咋的咋的！”

“这样只能对你不利。”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随便！”就将后脑勺递给了工作组，脸色变成了一块硬猪肝。

“签字吧？”王祥把讯问笔录递给杨晓宇。

杨晓宇往旁边一推：“没兴趣！”

“那你是拒签？”

“拒签，能咋的？”杨晓宇霍地站起来，眼睛瞪得火亮，恶狠狠地捏着拳头，活活是个凶手。

“这样只能加重你的处罚！”宁长也霍地站起来。

“放屁！”杨晓宇伸手掏出手枪摔在桌子上，“就这一百多斤，我豁出去了！”

“放肆！”宁长向前跨出两步，怒目而视。

副政委猛地冲过去，一把将手枪夺过来。又半训半劝地说了一大气，杨晓宇才就坡下驴地坐下去。副政委最后又将手枪还给他，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宁长他们经过认真分析，决定对杨晓宇围而不打，虚张声势，重点放在摸清其爪牙和骨干成员的活动上。半月后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杨晓宇的一个小喽罗在作案时被当场抓获，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正当案件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小喽罗在看守所莫名其妙地脱逃了，脱逃第二天又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这一天晚上下班，天很冷，北风和雪花较劲地向地面扑来。宁长习惯地戴着羊剪绒皮帽子缩着脖子向家里走去。刚转过一个胡同，前边突然传来疯狂的击打和低沉的咒骂声：“叫你逞能管闲事，案子查到杨哥头上。查吧，上西天查去，那里尽大案要案……”宁长一声猛吼：“住手，光天化日行凶打人，了得了！”打人的共三个歹徒，都一愣，目光就对准了宁长。其中一个惊呼：“打错了，那小子才是真的！”三个歹徒就丢下被打倒的那一个，旋风似地朝宁长卷过来。宁长还没有定下神来，三个歹徒已冲到跟前，其中一个举着带血的匕首向宁长刺来。宁长念书军训时也学过几招，一闪身躲过匕首，接着用右腿一扫，那小子竟烟筒管子似地倒下了。那两个随即冲上来，其中一个说：“喝，这小子还有点武把操，来，咱哥俩练练。”抡起右拳朝宁长平射过来。另一个歹徒就像傻子捆作秸似地将宁长拦腰抱住。偏偏这个时刻，两个巡警从这里路过，急急地赶来，宁长才躲过此劫。可被错打的那一位，抬到医院就断了气儿。

宁长却从这件事上受到启发，决定像武打小说似地引蛇出洞。领导和同志们都不同意，认为这样太冒险，我们毕竟不是江湖上的传奇人物，现实远比传说的要严酷、简洁得多，弄不好三下两下就是一条人命，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才好。可是怎样才算稳扎稳打，慢慢来呢？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拿不出好的办法，案件也不宜久拖不结，商讨再三，还是同意了宁长的主张，同时做了严密的防范。于是就传出：杨晓宇的案子只在宁长一个人身上，他只要松松口，杨晓宇就没事了，他如果咬住不放，杨晓宇进去只是时间问题了。在上下班的时间上宁长也故意和别人拉开距离，该上班不上班，该下班不下班，有两次专赶天黑透了才一个人往家里走，路上还东张西望，回头回脑，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前天又传出两天后要去郊区给丈母娘过生日的口风。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下班后天就渐渐地黑了下来，宁长磨磨蹭蹭直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骑上那辆一走三响的自行车朝城郊慢腾腾地走去。一出机关就预感到有人跟踪，仍不紧不慢，“哗啦啦，哗啦啦”地向前蹬着自行车。

一过郊区大桥，从桥旁突然蹿出两个人来，后边两辆摩托车几乎同时飞驰而来。其中一个低沉着喊道：“拆了他！”四个歹徒就将宁长团团围住。也几乎就在这个时候，一辆皇冠车箭一般地从桥那边射过来。结果当场抓住两名歹徒，另两个跑出五百米后被埋伏在附近的干警一举抓获。宁长的鼻子和嘴角都流出血来，要害部位要不是事先做了必要的防范，也许真的到西天查大案要案去了。

事情的结果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杨晓宇很快被拘留收审了。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那个被罚款八千元的倒霉鬼那天去要收据时，被杨晓宇骗到车上，坐在后排座上他的一个小哥们儿乘其不备用绳子将其活活勒死，然后将车开到乡下山上的树林里埋掉了。同时还有三件命案均为杨晓宇牵头所为。盗窃、抢劫不计其数。案子告破后，很多老百姓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县纪委光锦旗就接了五十多面，宁长也风光了好一阵子。许多部门有事无事请他作报告，让他讲讲英雄事迹，可能是遗传上的原因，他也一到关键时刻就像他老爸常常裤头的松紧带失效那样地掉链子。一次一所中学请他作报告，讲讲如何刚直不阿，一身正气，为民除害的事迹。助手王祥也给他准备了一份详实厚重的材料，他到台上却念起了对一个案件的审问笔录。学生们听得莫名其妙，校长也弄得糊里糊涂。好在他毕竟大学毕业，又有实践经验，东拉西扯渐渐地又讲起如何查案，办案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等等，前前后后好歹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摇着头，面无表情地走下讲台。此后一般单位就不再请他作报告了，都说他心不在焉，人在讲台坐，心里说不定跑哪个天涯海角去了；也有的说他从小家庭条件不好，父亲又整天喝酒，脑袋给菏拉出毛病了。他说啥，“这是县里下的死命令，要不这样我还不讲呢。”

接着他又查处了几件小案子，其中涉及到一名业务科长。

向平是某行业主管局的业务科长，官虽不大，却主管着汽油、柴油的批发，车辆的审批和乡、镇、街的财务审计等等，很有实权。一句话，他不落笔，你的平价油就买不到手，你的车就办不了控办手续。他一摇头，你的账目差错就得乖乖地交出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罚款金。最难缠的，他不像有的业务科长一见来人办事头不抬眼不睁，或一副借了谷子还了稗子的丧气相（这种人看着别扭，你只要把钱往他兜里一塞，他二话不说就给你动真家伙）。他一见来人张嘴先笑，起身让坐，哈腰递烟，热热乎乎地让你摸不着哪是脑袋哪是屁股。一接触实质问题也难辨真假，大不了说一句，你再跟某局长请示一下，他只要点头，我这啥说道没有。问题是他主管科长不落笔，某局长根本不可能点头，除非关系特殊，办不办都得办的没办法了，否则谁没事找事，放着把柄让人抓；若遇那情况，向平也早已心领神会，一点就通，用不着推卸，磨磨到最后该办还是得办。一言以蔽之，找人办事总是要表示表示的，在“表示”问题上（现在许多人都把送礼给好处叫做“表示”或“意思意思”，而不叫粗俗的“上炮”了），他能准确地把握火候，如你要给他表示，他首先要惦量准确这件事能否办成，若办成的话得表示多少才算到位，再根据你的表示程度逐步实施。对那些实在办不成的你就是说出龙叫他也分文不收，对能办成又给不到位的他也不像有些人莽张飞似的立马长矛直取，一张嘴就是什么：你这件事少五千元神仙也办不成，打耗子还得下个油渍捻儿呢，你这是涮二小子呢？或不三不四地吓唬人，而是和颜悦色地跟你说，“再商量商量，再等一等，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么。”直把你泡得想通了，给到位了，他觉得够口啦，便小声、发狠地对你说：“明早七点半，过时不候！”到时候你就去吧，分毫不差。所以许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人都惧他、怕他，当面说他微笑服务，热忱周到，背后都骂他笑面虎，向老狠，吃人不吐骨头。随着当科长时间的延长，告状的就逐渐增多，渐渐地县纪委那里就像打更门卫的收发室似的，每天都能收到他的几封上告信。起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小小的业务科长，股级干部，哪来恁多上告信，还以为有人在陷害他。后来信太多了，内容太丰富了，什么三十五十，千儿八百，一万两万的；单位、寝室、餐厅、厕所、省城、油库……有点像中国的百科全书了。逐渐才引起县纪委的重视，终于有一天下决心要审查向科长的问题了。宁长就受理了他的案子。

办案人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什么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等等。向平不像杨晓宇那样装横，他对纪委干部讯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回答，且十分礼貌。不管你要不要，倒水递烟接连不断，一双手总在胸前两裆中间规规矩矩地放着，给人一种腼腆、羞涩（当然也含胆怯）、可怜的感觉。最后一再道歉，由于自己工作不周和失误，给领导添了麻烦，还一口气送到大门外，并再三申明：欢迎再来，尤其是个人有事，千万不要客气；只要能办到又不违反原则的，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弄得宁长有一会儿都糊涂了：他是把我们当成查案的呢，还是当成探亲访友的呢？王祥也连连摇头，这样的人出问题，真不可思议。

下次照旧。

宁长仍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先清外围，最后攻坚，半个月后向平挺不住了。在一个夜色胺陇的晚上，他轻轻地敲开了宁长的家门。一进屋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叔，你救我一命吧（其实他比宁长还大五六岁呢；但现在的人都怪，平时气宇轩昂，牛X哄哄，一副外交官或国家元首的派头，一到求人办事或希望对方咋样的时候，立时就矮下七分；笔者就曾见过一个老太太管小姑娘叫大姨的尴尬场面）……”宁长伸手把他拉起来，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事只能你自己救自己，别人帮不了忙的。”最后他们几乎是膝碰膝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宁长因不会吸烟就忘了给向平拿烟，茶水还是倒了好几次的。

临走向平硬是扔下一个纸包，说是对“侄儿”的一点小意思。宁长家里确实不宽裕，两口子一个孩子，媳妇小红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郊区胡寡妇的女儿。他们是怎样成的夫妻，他们自己很少讲，外人当时议论猜测了一番之后，渐渐也就时过境迁，无人过问了，反正就是两个人同意，又有原先那个熟识的基础，小红又高中毕业后到了成婚的年龄，双方接触多了，感情厚了，一来二去地就成了亲。说白了也实在没啥好说的，只是这家庭生活，儿子醒龙正上幼儿班，每月都得花个三百二百的，过一年两年再一上学哪天不得花钱？小红又没有工作，天天蹲市卖菜，能挣几个钱吧。宁长（我们无意褒奖）又不会接受“表示”，要不日子哪能过得这样紧巴。你就看看他的家，除了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住房，家具仍是结婚时打制的一个立柜，一对箱子（该商品现在连一般职工家里都很少见了），再像样的就是儿子醒龙刚上幼儿班时买的一个一百多元的电子琴，别无他物。他媳妇卖菜，有兴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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