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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我是在七舅爷死后出生的，有关他老人家的信息很多是从听戏引出的。

五十年代初，我常跟着父亲去听戏，印象最深的是《逍遥津》。《逍遥津》是出悲苦戏，说的是曹操威逼汉献帝的故事，曹操带剑入宫，乱棒打死了皇后，还鸩杀了皇帝的两个儿子，害得皇上在龙案后头哆哆嗦嗦地抱怨自己是猛虎失威，是孤魂怨鬼，是扬子江驾小舟，风飘浪打，不能回归。

这一段慢板唱得悠悠荡荡，荡荡悠悠，如泣如诉，最终以一句开阔高昂散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炸雷般结束，让人一惊，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跟父亲听戏，每回听到“猫鼠相随”我都要睡觉，看不到真的猫鼠在台上相搏，很没意思，穿黄袍的皇上在上头没完没了地唱，没有耗子也没有猫，猫鼠不出来，就犯不着那么使劲儿地看，不看干什么呢，戏园子里所购的花生瓜子又不禁吃，棉花糖已经干掉了五块，只好睡觉！于是，原本垫着父亲大衣，高坐在椅子扶手上的我“哧溜”一下就滑下来，闭上了眼睛。我不懂一出杀人的戏为什么叫了个挺舒坦的名字《逍遥津》，也不知这个皇上怎的窝囊到只有唱，没有别的花样，比如拿个大顶、尥个小翻什么的……总之是稀里糊涂地听，稀里糊涂地吃，稀里糊涂地睡，稀里糊涂中被汉献帝那一声“喧哗如雷”惊醒，看到的是父亲兴奋地直着身子叫好，周围喝采一片。

给汉献帝叫过好的父亲，领着我回家的路上却说，这个汉献帝唱得不好，咬字不准，老家八成是宝坻县种蒜的，你听“猫鼠相随”那个“随”字，竟然冒出了京东紫皮蒜的冲味儿。我让父亲跟汉献帝去说说，下回把紫皮蒜换成羊角葱，父亲说，没有用，娘胎里带来的。父亲又举了几个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名字，说他们在台上有时个别尖团字的发音也不准确，不是没学到家，是偷懒。父亲听戏听得仔细，我不行，听什么都是糊涂。

父亲说《逍遥津》这段二黄唱得最好的，当属牧斋，牧斋之后就再没人能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

牧斋指的就是七舅爷了，七舅爷名景仁，字牧斋，我母亲的表舅，从辈分说，父亲低着一辈儿，不该直接叫七舅爷的字，可是父亲在娶我母亲之前就跟七舅爷是朋友了，一块儿称兄道弟惯了，并没有后来因为成了亲戚而改口。作为媒人之一的七舅爷，在父母亲结婚后，走动得更勤了，两家的关系也变得近了许多。表舅是一种怎样的亲戚关系我搞不清楚，要理清楚这圈套圈的关系恐怕也颇费时间，“文革”时候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就想，我母亲的表舅也数不清，听听吧，都七舅爷了，前头还有六个哪！母亲对七舅爷敬重有加，关照有加，每回舅爷来了都要给舅爷做海鲜打卤面，那时候的海鲜不过是用温水发了的大海米、用鹿角菜和白肉汤打卤，不是现在用的张牙舞爪的生猛。北京人过生日才吃打卤面，对舅爷却是特殊，舅爷喜欢打卤面，喜欢鹿角菜嚼起来咯吱咯吱的感觉。

七舅爷专找父亲在家的时候来，他是来找父亲唱戏的，七舅爷一来还没等茶壶里的香片泡出味儿来，我父亲的胡琴就响了，开场便是《逍遥津》，接下来舅爷一段一段地唱，父亲一段一段地拉，《文昭关》、《三家店》、《借东风》……老生戏几乎都要过一遍，唱的要唱足，拉的要拉够，直待掌灯我母亲端出晚饭，父亲的胡琴拉出二黄导板，七舅爷唱出“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便算到了尾声。唱了一个下午，这时舅爷的嗓音已经放开，亮出了炉火纯青的功夫。以《逍遥津》开始，以《逍遥津》结束，不过，后头的《逍遥津》和前头的质量是大不一样了。

看到饭桌上的打卤面，七舅爷会不安地掏出手绢擦汗，嘴里说着该走了的话，可屁股并不动窝。母亲一定会执意地挽留，父亲也会借着往墙上挂胡琴堵在门口，说些必须留下的理由。七舅爷的日子过得窘迫，不似我父亲有固定的收入，七舅爷没工作，全凭典当家底过生活，以前过惯了拿钱粮，大撒把的日子，辛亥一革命，铁杆庄稼没了，猛地一收，还真的有些刹不住车。

七舅爷家穷，但日子过得很悠闲，文章写到这儿，我思索半天才想出“悠闲”这个词，觉得还算比较贴切，至少对七舅爷本人来说，日子过得是悠闲舒展的，至于其他成员就另说着了。

七舅爷住在东四六条，离我们家不算太远，跟老五住的九条只隔了两条胡同。七舅爷不上班，闲散的时间无法打发，除了上我们家以外就是上老五那儿去，老五那时刚被我父亲赶出去，正有着获得自由之身的欣喜和张扬，七舅爷一去他便张罗着从饭馆叫席面，舅爷知道老五的性情，自然也不客气，尽着有名的、好吃的、爱吃的使劲点，吃不了兜着走。老五不会拉胡琴，但是会弹三弦，会填词作曲，七舅爷会跟胡琴也能将就三弦，每每在三弦的伴奏下唱京剧《逍遥津》，唱出来别有一番风味。我现在想，跟几十年后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大概如出一辙，京戏既然能跟钢琴结合，肯定也能跟三弦结合，在那个时代应该颇具后现代意味。如果说七舅爷跟我父亲是朋友，那么跟我的五哥，叶家老五就是莫逆了。

舅爷家的小院不大，廊子上挂着鸟笼子，院里跑着京巴，北屋窗前，东边一棵红石榴，西边一棵白海棠，当中本应是金鱼大缸的位置换了一个雕花石头基座，既可以当桌子也可以当凳子，石头基座是圆明园遗址的旧物，雕工精美绝伦，是七舅爷花一百两银子从圆明园福海边上农户手里淘换来的，绝对的皇家气派。七舅爷最爱的是在雕花基座上摆弄他的那些蛐蛐，他的蛐蛐个个不凡，都是上了名虫谱的。七舅爷起得晚，每天太阳老高了才打着哈欠从屋里踱出来，出来先看天，凝神注目呆坐一个时辰，才趿拉着鞋走到墙根，打开他的鸽子笼，让一群鸽子飞上蓝天……

七舅爷很忙，忙在他的鸟和虫子们身上，他养的蓝靛颏能叫全十个音，别人的能叫全七个就是珍品了，所以鸟在七舅爷的眼里，比他闺女都珍贵，常常是起来早饭顾不得吃，先伺候他的鸟，给鸟洗澡，喂肉虫子，鸟舒坦了，然后才是他自己。

七舅爷让闺女大秀给他买炒肝去，指明上东口别上西口，说西口肠子洗得不干净，蒜汁也是昨天晚上砸的，不地道。大秀说隔壁学校第三节课都下了，马上该吃晌午饭，卖炒肝的早收摊改卖炒饼了。七舅爷问午饭吃什么，大秀说正想辙呢。七舅爷说，你妈要是不愿意做饭，上“瑞珍楼”叫份红烧鱼翅，外搭烩海参、炒胗肝、高丽虾仁，四样正好一食盒；“同福楼”的红焖猪蹄、四喜丸子也不错，都在牌楼圈里头，省得跑冤枉道……

大秀说，厨房还有半把虾米皮，半碗杂面，不如就吃疙瘩汤。

七舅爷就是嘴上的功夫，有了虾米皮疙瘩汤便不再坚持烩海参，一转脸就把海参忘了，直着嗓子让二秀把桌底下紫罐的虎头大阔翅拿来。二秀六岁，面对着桌底下一排蛐蛐罐不知取舍，问她爸爸虎头大阔翅是不是让人咬了大夯的那个。七舅爷说，是咬了别人大夯的那个。

七舅爷接过蛐蛐罐，掀开一道缝，拿马尾很小心地拨弄他的“虎头”，“虎头”在罐里嘟嘟地叫，七舅爷在罐外头也嘟嘟地叫，整个一个大蛐蛐。七舅爷让二秀给他的“虎头”弄俩大青豆来，二秀说没有青豆，七舅爷让二秀去想办法，二秀就把自己玩的包拆了，把里面的豆子掏出来，拿水泡上，小姑娘心里拿不准，也不知是不是青豆。

七舅奶奶身体不好，虚胖，老是喘，又怀了孕，腿脚肿着，家务活基本上干不了，整天挺着大肚子靠在躺箱上。现今的人对躺箱已经没有概念，旧时北京老百姓都睡炕，连宫里皇上都睡炕，至今北京人将晚上休息还说成“上炕睡觉”，可见炕的概念在北方人心里的根深蒂固。躺箱是靠墙顺着的矮柜，柜里放着四季的衣裳，柜上放着一落落的被褥，东北人管它叫炕琴。七舅奶奶在花花绿绿的被褥上歪着，用七舅爷的话调侃说“也是落在锦绣堆”里了。七舅爷对生活的乐观松心和七舅奶奶对穷窘日子的自然虚明，无思无虑，达到了老庄的境界，让今天的我敬佩不已，他们对生活充满感激和喜悦，充满了理解和想象，就是窗台上偶尔落下一只歇脚的马蜂，也能让两口子欣赏半天。七舅爷的幸福原则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其实就是百年前老北京人憧憬的小康生活，那个时候七舅爷除了钱，其他都几乎达到小康了。遗憾的是没儿子，为这个七舅奶奶心里总是觉得歉疚，好像生不出儿子责任全在她。七舅爷说，儿子不儿子我不在乎，有儿子未必就是福，你爹妈真把你嫁个掏大粪的，你即便养出七八个儿子，还不得见天屎壳螂一样拖着一帮儿子在东直门外粪场晒粪。

七舅奶奶说，我阿玛也是东陵的礼备护从，我们也是有根基的人家儿，能嫁给掏粪的？

七舅爷说，给死皇上站岗的，跟冥衣铺扎的烧活差不多，还不如掏粪的呢。

调侃中，两口子都说对儿子不在乎，可心里都盼着有儿子，要不七舅奶奶也不会到了四十三还要生养，身体到了这般模样还要挣扎着孕育下一代。在那个巨大得快要涨破的肚皮里，用七舅爷的话说，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儿子！

“大儿子”来之不易，是西山门头沟延生观兀老道的丹药幻化而成，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把七舅奶奶折腾成这样，是儿子来自仙家，从胎里就与众不同。

兀老道原是白云观的火工道人，不知犯了什么错儿被贬到西山延生观，没人管束就成了精，弄出了延子丹，说是只要吃了延生观的丹药，没有孩子的有孩子，想生男孩的百分之百生男孩。惹得一帮一帮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往荒山里跑，有的为求子，有的为见识仙丹，兀老道因祸得福，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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