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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丽芙基特里奇（第1页）

2009年3月，母亲回到纽约，正赶上淤泥、风雪和冻雨。我对她此时的印象是，一个日益虚弱却决意不显露出来的人。她每天都会出门，如果不是去她在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去附近的亚洲协会与人见面，或者去听音乐会彩排，看场芭蕾舞表演。她努力把体重控制在四十五公斤以上。我还看到她走在人行道上的背影，套着一件棉外套，丝巾下若隐若现几缕白发，细如玉米须一样的美好白发。她小心翼翼地前行，避免在冰块上滑倒，但是没有人搀扶她，当其他人快步走过时，她必须谨慎坚定地缓慢迈出每一步。我想要叫她，但又不想吓她一跳，因为我知道走在冰上需要全神贯注。于是，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问候她，然后温柔地挽起她的手，陪她走过余下的路。

就像父母无法真正留意自己孩子的微小变化——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怎么突然长高了三十厘米？我也没有留意到母亲突然间变得那么孱弱。只有在看照片的时候（包括圣诞节时刚拍的照片），才发现，用她的话说，正在凋零。母亲不舒服的日子越来越多，每次不舒服后都会让她变得更为苍老、衰弱。在不舒服的日子里，她的胃总是闹脾气——一天里需要去洗手间十次、十一次，甚至十二次。有时，她的脚又肿得几乎无法行走。但她仍然继续去看排演、和人吃午餐、看孙辈们、去博物馆、去办公室。

不过，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察觉这些变化。妮娜有个医生朋友凯瑟琳·弗礼，她是临终护理专家，她为母亲介绍了一位很能干的护士妮莎·科伊尔。弗礼医生与妮莎是奥赖利医生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搭档，是保证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在治疗过程中的生活质量，以及临终护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妮莎是英国人，个子高高的，非常苗条，一头茂密的灰白色头发，声音轻柔，笑容甜美。我第一次遇到妮莎时，就想起了英国通话故事中的保姆。后来我得知，我的感觉没有太离谱，她最初是以助产士的身份开始接受护理培训的。

我们无论何时见到妮莎，她都会温暖地问候我，不过几乎都是她与母亲的对话。她总是把母亲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之所以提到这两点是因为在母亲确诊癌症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注意到人们会避免触碰她，或者避免与她对话，任何评论或是询问都是对着我们的，哪怕母亲就在现场，比如“你母亲想喝点什么吗？”

妮莎每次都能提出有用的建议，让我们不必遇到一点小事就麻烦奥赖利医生。她会帮我们判断哪些是需要奥赖利医生注意的问题，哪些是我们自己能够应付的。在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理解妮莎的角色。这也让我震惊：运动员需要教练，从另一个角度说，妮莎也是教练，即使我们都曾失去过深爱的人，但她拥有的智慧是我们所没有的。我开始不仅仅把她看作死亡教练，同样也看作是生活教练。

妮莎建议母亲在感觉体力充足的时候，可以去做那些对她来说重要的事情。如果母亲想要给每个孙辈写一封信，希望他们在未来某个时间看到，最好现在就写。如果她想要去某个地方看某样东西，也应该马上就去。如果只是想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听听音乐，那也可以。妮莎还建议母亲与她的朋友们早晨见面，或者喝下午茶来取代用餐，这样就不用担心在不饿的时候假装吃饭。妮莎知道在别人面前硬撑是件很难的事，这让母亲很高兴。所以每当我们有什么问题（谁能在洗手间里搭一个护栏？哪里才能找到灵气的治疗师？该怎么对一个朋友说他来访过于频繁？），就会给妮莎打电话。

月底，我们要替母亲过七十五岁的生日——这也引起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十八个月前，当母亲初次诊断患有癌症时，我觉得她不认为自己能活到这个生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决定办一个派对，只是有点担心自己没有力气。后来她觉得可能规模太大，妮莎也同意这个看法。她们讨论后，认为如果不请那么多客人，她就能够在家开派对，随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去洗手间或她自己的房间。但这样一来，就只能邀请非常有限的人来参加派对了。于是我们需要列一个名单——家人是必须的，几个同事，母亲不想因为邀请太多人或者完全不邀请而冒犯到别人。她不想麻烦大家大老远跑来，所以最后只邀请了在纽约居住的、从去年一直保持联络的人。“这又不是《这是你的人生》。”她指的是50年代很有名的电视节目，“这是为了过去一年我遇到的人办的，也是感谢一些对我很好的人。”她知道她会忘记邀请一些人，可是“他们会理解我的。”她说。

计划是这样的：母亲会请一个朋友准备简单的自助式餐点，时间是两个小时，从晚上六点到八点。我们喝香槟，母亲会抿一口，那将是她自确诊以来喝的第一口酒。

我在每封邀请函上都注明两项要绝对遵守的规则：不送礼，不敬酒。母亲在身后看我用电脑制作电子邀请函（我提议的），写出席规则，她摇摇头说这样不好，然后自己坐下来，把“不送礼、不敬酒”改成大写字母，说这样比较好。

生日派对要到3月31日那天举行，还有好几天。这期间还有许多要完成的事情，包括看几次医生门诊，不过这会给我和母亲许多时间来看书、讨论书。她还得为孙子艾德里安选一份礼物。在一番寻觅之后，母亲把《霍比特人》的最初版本作为他的九岁生日礼物。“不再买塑料玩具了。”她说，“就买书送给他。”

我们选定了两本下次读书会要阅读的书，先各自看完再做交换。一本是丹尼瓦尔·缪努丁刚出版的小说《其他房间，其他奇迹》，另外一本是普利策获奖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一年前出版的《奥丽芙·基特里奇》。这两本书都是短篇故事，都是独立短篇但又相互联结。母亲要先看斯特劳特的，我先看谬努丁的。

母亲继续用新的化疗组合接受化疗。现在不用在胸前挂输液瓶了，而是重新采用老式的点滴，但仍然通过接口。这些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看着书，或者随便讨论着什么，间或有个护士会念名字。过了一会儿，就轮到母亲了。“玛丽·安？玛丽·安·施瓦尔贝？”我们拿起大衣、书和喝了一半的摩卡咖啡，跟着护士穿过开开合合的门进入治疗室内。

母亲坐在躺椅上，我坐在她身边，大衣堆放在椅子下面。一进到治疗室很快就会有人进来，我希望今天是科特，他是母亲最喜欢的护士。科特比我高几公分，很英俊——不是电影明星的那种英俊，是那种你会想象他在电影里扮演一名有魅力的陆军分队成员的人，或是在一个关于医院的戏剧里扮演一名男护士，就是这样。母亲只要看见进来的是科特，就会笑起来，并且询问他公寓的情况，有没有去哪里度假，他好不好之类的。

科特的脸让人觉得严肃，他做事专注，下颚紧绷，但他很清楚自己与每一位病患只有有限的相处时间。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会跟病人聊聊自己在做些什么，但不会聊太多。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每次在纽约的餐厅用餐时，一定会先跟服务生自我介绍：“你好，我是爱德，这是苏西，我们是从南达科他州来的。”每次他爸爸一开口，我的朋友就会有些尴尬。母亲在和科特交谈的时候，我也有相同的感觉，我觉得科特并不想与她攀谈，他只想专心把事情做好，而她只是另一个即将死于癌症的老人。但这不是事实，这只是我们所有人对于父母的孩子气感到的尴尬：他们太过热情，太不酷了。

母亲喜欢盖着毯子（她总是觉得冷），也喜欢在手臂下放一只枕头，一杯温热苹果汁。她从不主动要求这些，但每次得到这些她都会由衷地感谢，几乎是惊喜地接过来。如果这些物品不是近在眼前，她是不会开口要求的，但偶尔她会试探性地问：“一般我来这里时，他们会给我一杯苹果汁。我是不是该喝点什么？”但更多的时候她什么也不问。

“妈妈，要不要让他们拿来一杯苹果汁？”

“不用。”她说，有点恼怒，“我又不是每次都非喝不可。”

“没关系，我来要。”

“那好吧。”

总会有一串问题等着母亲回答：感觉怎么样？累吗？肠胃好不好？这时会有另外一个护士来做化疗检查，母亲向她复述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出生日期，护士再向我们重复一遍，以证明病人与输液药品对得上号。然后，护士将输液包插进钩子倒吊起来，像是墨索里尼倒吊在肉钩上。生理盐水准备就绪了，我们会小心注意它注射的情况。

“还需要我为你拿点什么吗？”科特问。

“不用了，谢谢你，科特。你真的很贴心。”母亲说得好像科特招待她在乡村度过周末，而她经历了长途跋涉后，刚刚在铺着羽绒被的床上准备小睡片刻。

四周很安静。人们输着液，无声地交谈着，只有机器哔哔作响。护士们穿着橡胶底的帆布鞋轻快地走进走出。根据输液的情况而定，我们有大概五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治疗可能会延长到六七个小时。因为这天医院很忙，每个环节都延迟。做完这次化疗，还得再做一次扫描，看一次医生。她很确信新的治疗没有效果。不是悲观或者宿命论的想法，只是事实。她感觉自己的病越来越重，看起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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