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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第2页）

至于您的亲日情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您身边的人是否会给您适度的警告呢？

您给日本人特别多接近您的机会，您喜欢和他们用日语交谈，您津津乐道自己在二十二岁之前是日本国民，您习惯性地透过日文去接受思想讯息……您与日本文化的关系，非常橡我们这一代人和美国的关系。我走在美国的街上，说他们的语言、清楚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当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见一个美国人时，那种知己知彼的亲切感简直就像见到了故乡人一样。

可是这种亲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可不看见它背后的颠覆性质。

为什么您所熟悉的是日语而不是印度语？为什么我所熟悉的是英语而不是埃及语或刚果语？因为日本和英美是拥有强权的帝国，帝国为了推展自己的军事和商业利益而入主他国，是为殖民。帝国用武力统治一个地方，那个力量是明显的；不明显的，是帝国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渗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从而改变对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变，至少该弱势文化会是一个对帝国亲善靠拢而安全的系统。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力量的余绪。美国对台湾影响之深，不必我说。到现在，我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播报采取的仍像是美国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断地有人谈到文化自主的问题。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意得的学术论著执意要揭露欧美文化如何腐蚀其他文化的现象，对中国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起了影响。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对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箝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个部分？

您对日本的殖民历史一字不提，反而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

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您的说法招来日本编辑的反应：

是否日本的教育管用？

编辑的问话，其实等于在问：殖民对你们被殖民者终究是有好处的？您的回答：

殖民地时代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科学现点

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

对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第一，在访谈中，我并不曾看到您对日本殖民有一个字的批评。

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学观点”去评价老国民党的历史？如果不能，这个双重的评价标准是否值得检视？

第三，避免主观情绪，以“科学观点”评价历史，我完全赞同，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内在写作中一直强调的所谓对历史的诚实。史学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必须也顾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波兰的瓦文萨和捷克的哈维尔，会对俄罗斯人这么说吗？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会对英国人这么说吗？

身为台湾公民，我觉得难堪。

司马辽太郎问您有空时读些什么书？您回说，岩波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您透过日文书籍来检验自己。

我庆幸我们有一个还能抽空读书的“总统”，庆幸我们有一个懂得外语的“总统”。外语是一扇打开的窗，使他能看见窗外的世界。可是语言受制于文化，每一扇语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个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视野，因此我们说有美国人的世界观、日本人、德国人的世界观、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观……。同一个事件，我透过英文和德文的描述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诠释，也因此，当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资讯时，我无时不在警惕自己：我越过这两扇窗子在看事情，但这两扇窗子都是“别人”订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须有几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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