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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页）

大约是1955年底，莫洛托夫指示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到列宁著作中查找提到对外政策的幼稚等于犯罪的地方。显然，这是要引用该观点反对赫鲁晓夫。

——苏联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

莫洛托夫的立场是错误的，极其错误，不符合我国的利益。

——葛罗米柯论莫洛托夫的外交，1955年7月的苏共全会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采取“新”对外政策，试图重新打开莫斯科在冷战前拥有的外交空间。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层公开放弃了对即将发生战争的预期。战争和革命阶段必然到来的斯大林主义命题让位于一个新命题：资本主义体系与共产主义体系长期的“和平共处”和非武力竞争。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事实上，冷战还增添了新的动力。两大对立集团的互相恐惧和猜疑依然如故。

苏联有些回忆录作者认为，西方对于苏联的新对外政策缺乏灵活而积极的回应，结果坐失良机，未能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的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国务卿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都把克里姆林宫的变化和苏联在外交上所展现的新的灵活性，不是看作机遇，而是看作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和平共处”这套说辞可能会妨碍他们建设欧洲权力中心的计划——该中心将与英国一起，承担“遏制”苏联集团的重任。国内的政治状况与反共文化氛围，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意与苏联谈判。

对苏联方面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它其实也不准备谈判和妥协。新的文献资料显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统治者虽说是转向了“和平共处”，但仍抱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某些基本观点，在思想上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新统治者一心要维护苏联作为全球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开始与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领袖及团体结为同盟。新的文献资料还显示，在1953-1957年，斯大林的继任者之间的关系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决策不仅涉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同样也涉及苏联对其集团内部的政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对革命与帝国话语有利，如果被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为了赢得党政精英的支持，领导集体的成员竞相提出种种战略，加强和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国际影响。

谁与西方对话？

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后掌握权力并宣布集体领导的克里姆林宫寡头们，是最终的幸存者。多年来，一边是多疑的暴君，一边是级别比他们低的、带着既尊敬又嫉妒的目光仰视他们的大批党政要员，寡头们在这样的夹缝中学会了如何钩心斗角。斯大林在其统治时期，始终让寡头们感到有如芒刺在背。在1952年10月的苏共全会上，斯大林指责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叛徒而且可能是西方的特务。同时，他还大幅扩充政治局（它当时变成了中央主席团），吸收了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干部。这样做很可能是一种威胁：斯大林随时可以用更年轻的官员取代他的那些老副手。

寡头们也学会了如何应对斯大林的诡计和当他不在时怎样进行统治。在残忍的“列宁格勒案”之后，寡头们相互间变得更加默契。甚至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寡头们就挣脱了他对他们的束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重掌外交和贸易大权；“明格里亚案”（Mingrelianaffair），即在格鲁吉亚进行的一项针对贝利亚的贪腐调查被撤销了。年轻干部被排挤出主席团。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生存的共同愿望压倒了个人间的钩心斗角和政策分歧。有些寡头真的担心，任何不团结都会导致失控和由外部压力引起的崩溃。

寡头统治，由于其带有共识的性质，难得是有利于革新和变化的。不过，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领导集体却欣然采取新的内外政策。寡头们缺少合法性，需要在国内外证明自己的进取精神和决心。与斯大林的崇高形象及地位相比，领导集体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莫斯科的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1955年11月他在家中的电视里看到领导集体时的印象：“整个主席团都是些让人觉得乏味的庸碌之辈。一看到他们，就知道革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有的革命干部都死光了才让小官僚们得势。他们说的话没什么鲜活的、发自内心的和富有人情味的东西，一个字也没有，一点值得人记住的表示都没有。所有人看上去都毫无个性、千篇一律、过目即忘。他们只会让人想起但丁‘地狱’入口处的铭文。”

斯大林的继任者不可能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而是必须赢得党的官员、军方、秘密警察和其他国家官员的支持。在党和官僚系统内部，所有人都知道集体领导只是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过渡阶段；寡头中一定会有一个在即将到来的继承权之争中成为最终的赢家。有一位重要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集体领导——那乐队的指挥呢？”

在贝利亚被捕后，赫鲁晓夫很快就走上了指挥席。不过，马林科夫仍然是部长会议主席，那个位置可是万众瞩目。国内仍然有许多人将他视为斯大林的继承人。在1953年8月8日对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时，马林科夫宣布了几项轰动性的政策，要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根本的改善。这是自1928年以来这个国家第一次保证，要以牺牲军工综合体和机器制造业为代价，加大农业及消费领域的投入。马林科夫还宣布，不仅要增加农民家庭用地和私有小块土地，还要把沉重的农业税减少50%。这些措施不到一年就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严重的粮食问题依然在困扰着苏联，但农民至少不再为了逃避过高的财产税而砍掉自己的果树和宰杀自己的奶牛了。相反，他们又开始在集市上出售肉制品和牛奶。当俄国各地的农民（muzhik）用村中的私酒祝马林科夫健康的时候，他就成了自列宁以来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马林科夫在讲话中还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苏联有了自己的氢弹。苏联的核物理学家，包括原子弹的发明者之一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Sakharov），怀着既骄傲又不安的复杂心情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收听了马林科夫的讲话。事实上，这颗氢弹要在一周后才试爆成功。宣布这条消息在公众中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无论是在外国领导人还是在国内听众的眼里，马林科夫都俨然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但在赫鲁晓夫看来，马林科夫的讲话是以牺牲他为代价来博取民众的欢迎。他尤其不能忘记或者说原谅的是，马林科夫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才是农民和农业事务的主要发言人。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为通过新的农业政策而召开的苏共全会上收回了自己的权利。五个月后，他又召开了一次全会，并在会上提出一项有望迅速终结长期的粮食危机的宏大计划：在哈萨克斯坦开荒。事实证明，这项计划是一场代价惨重的生态灾难。但就像威廉·陶布曼（WilliamTaubman）说的，“他在此期间也展示了马林科夫所缺乏的领导才能”。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成了苏共第一书记。没受过什么教育、粗鲁、喜怒无常同时又比较实际、容易相处、机智且精力充沛的赫鲁晓夫，吸引了那些农民出身的苏联官员，觉得他是“他们的自己人”。在马林科夫批评党对经济和文化事务的管制并企图扩大自己在工业管理者以及科学文化精英中的基础的时候，赫鲁晓夫迅速地全面掌控了党组织和秘密警察[此时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他的老朋友伊万·谢罗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驻波兰和东德的特使，成了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赫鲁晓夫利用这些权力资源把马林科夫排挤出公众关注的中心，切断了他的信息渠道，甚至还用揭他在实施罪恶的“列宁格勒案”的老底来胁迫他。就连马林科夫个人的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也属于赫鲁晓夫控制的党的中央机构。赫鲁晓夫成了中央主席团主席并在领导集体公开亮相时占据了首要位置。

在冷战时代，继承权之争也牵涉到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问题。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和广大公民的眼中，国务活动家的地位差不多具有超自然的性质。在领导集体中，谁想继承斯大林的世界级国务活动家的衣钵并与其他大国谈判呢？谁将集洞察力、智慧和对世界大势的理解力于一身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苏联的利益呢？克里姆林宫游戏中的胜者，不仅会获得对党和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的绝对控制权，还将领导共产主义世界和“进步人士”与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殊死的较量。

如果早一点举行峰会，就像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5月建议的那样，就有可能削弱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并把作为政府首脑的马林科夫置于国际关注的中心。不过，到了1954年底，马林科夫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赫鲁晓夫开始在主席团其他成员面前说，马林科夫还不够强硬，不能在将来与西方的谈判中取得成功。这个理由使得马林科夫于1955年1月22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显得合情合理。九天后，苏共全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在全会上，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首次向党的精英们揭露，在1953年5月“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马林科夫曾经支持过贝利亚。赫鲁晓夫告诉全会，1953年春，他“经常对其他同志，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说：现在丘吉尔这么急于会谈，我真担心如果他最后与马林科夫面对面的时候，马林科夫会临阵畏缩，举手投降”。事情的关键很清楚：这位主席缺乏骨气，所以不能代表苏联参加与资本主义领导人的峰会。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得不换掉马林科夫。日内瓦谈判需要另一种类型的人。”事实证明，只有赫鲁晓夫本人才是那“另一种类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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