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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权力与荣耀（第1页）

?着魔的世界

在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荷兰的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写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着魔的世界里。”

纳粹主义宣称要提倡人对国家与同胞的至爱，可是在他们提倡“对国家的爱”时，其爱国主义却变得像魔鬼一般地具有毁灭性，最后他们所得到的是和他们所追求的完全相反的结果——非但没有为国家带来荣誉，反而是带来无止境的耻辱。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在1794年的国民公会中这样说：“我们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是在和平中享受自由与平等……而恐怖统治无非就是即时的、严厉的、不宽容的公义。”结果，他的“恐怖统治”却是可怕的不公义，连他自己都没有经过审判就被送上断头台，成了牺牲品。

“自由与平等”无疑是非常美好的，但在这里却出了可怕的差错，使得原本髙尚的原则变得像着魔一般地疯狂，最后它所带来的，却完全相反于革命所想要追求的正义。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偶像崇拜。当我们把对自己同胞的爱绝对化的时候，就变成了种族主义；当我们把平等的爱看成至高的时候，就变成了对特权阶层的仇恨与暴力。人类社会总是倾向于将美好的政治目标转变成假神。

正如我在前几章所提到过的，贝克（ErnestBecker）曾指出，在失去真神上帝的社会里，有许多人在爱情中追寻唯有宗教经验才能提供的满足；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则相信，金钱可以取代上帝。不过还有一种东西可能被人用来填补这个灵性的真空，那就是政治；我们也可以把政治领袖当成“弥赛亚”，把政治方针当作救命的教义，以至于把政治的实践变成了宗教。

?政治崇拜的征兆

当我们把某件事物当作崇拜的偶像时，会产生的一个征兆就是惧怕；惧怕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质。当我们把偶像作为生活的中心时，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如果它在任何方面威胁我们，我们就会惊惶失措，我们的反应不会是说：“真糟糕，太困难了！”而是会说：“完蛋了，死路一条！”

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对美国政治的走向会有极端反应的原因之一。当某一个党派赢得大选，输掉的另一个党派中就会有许多人公开说他们要出国远走，因为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他们对其政治领袖和政策所存的那种盼望，在过去乃是单单保留给上帝和福音之工的，因此当其政治领袖失势时，他们就如同经历死亡一般。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这一方的政治人物和政策不能掌权，那么每件事都会崩溃。他们不承认自己与另一党派之间实在有许多相同之处，却单单专注在彼此的相异之处，以致他们的争论影响了大局，造成恶劣的对立环境。

我们对政治崇拜的另一个征兆，乃是不仅将反对者视为是错误的，更把对方视为是邪恶的。在上次总统大选之后，我84岁的老母亲注意到：“过去不论是谁当选，他就成为你的总统；就算他不是你选的人，他还是你的总统。但现在好像完全不同了。”现在每次选举过后，总有相当多的人指责当选的总统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今日美国政坛上这种越来越两极化和越来越苦毒的现象，更显示出我们是把政治的实践当作一种形式的宗教了。

究竟偶像崇拜是如何产生出恐惧和变得像魔鬼一般呢？

荷兰裔的加拿大哲学家沃特斯（A1Wohers）教导说，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生命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罪，而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上帝和他的救恩；但非圣经的观点则是将罪以外的事物当作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把上帝以外的东西作为主要的解决之道。然而这样便将那些不全然是坏的事物变得像魔鬼一样，并且也让那些终极来说不美好的事物变成了偶像。沃特斯写道：把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事物的一部分或某些现象单独挑出来，将它视为是人类生命戏剧中的邪恶角色，却无视于进入世界的罪，这是非常危险的……有很多种类的事物都被这样认定过……身体和情感（柏拉图和许多希腊哲学家）、与自然界有别的文化（卢梭和浪漫主义）、组织的权威——特别是政府与家庭（大多数的深度心理学）、科技和管理技巧（海德格尔[Heidegger]与以罗[Ellul]）圣经对此以独特而毫不妥协的态度，否认所有想把部分的受造界视为是邪恶根源或视为是救主的尝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圈经常充斥着夸大的盼望和幻灭，为什么现在充满毒害的政治性谈话这么多，为什么当政治领袖失去权势时，会出现不成比例的恐惧和绝望。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把政治的理想和目标神化或魔鬼化了呢？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崇拜中把权力当成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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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权力

尼布尔是20世纪中叶卓越的美国神学家，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在依赖感与无力感中挣扎。伊甸园中最原始的试探，就是不满上帝所加给人的限制（创世记2:17:“只是……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并且人想要“如上帝”一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屈服于此试探，因此现在它就成了我们天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愿接受自己是有限的、需要倚靠上帝的事实，却竭力寻找能保证自己拥有能力掌管生命的办法；然而这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尼布尔相信，这种普世性的不安全感制造出一种“决心掌权的意志”，主导着我们社会和政治上的各种关系。他观察到这种“决心掌权的意志”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尼布尔说，以自己国家民族为傲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国家的权力和繁荣变成不可妥协的绝对目标，因而否定所有其他的考量时，就会发生不受约束的暴力和不公义。当这样的罪恶发生时，就如荷兰的经济学家古兹瓦德（BobGoudzwaard）所说的，是将武力和繁荣偶像化了：

这样的目标会把任何的手段都合理化……因此，当一个国家以物质上的繁荣为目标，把破坏自然生态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有虐待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百姓的事发生，那么这个物质上的繁荣就变成了偶像。当一个国家以军事上的保障为目标，把取消言论自由和取消法案审理程序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虐待某个少数民族，那么这个军事上的保障就变成了偶像。

尼布尔认为，整个国家会有集体性的“自我”，正如个人一般，不同国家的文化也会有其优越感和自卑感。前者的例子是美国：美国人自诩为“自由国家”使得许多人看不到他们那种假冒为善的种族主义--对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一个社会也可能会发展出自卑感，因而变得具有侵略性并好战。当尼布尔在1941年写书时，他很自然地认为纳粹德国是这类崇拜权力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受到的耻辱，让整个社会积极地想要重新证明其力量与优越性。

我们很难画一条清楚的界线，说这样就是仅仅赋予某件事物一些价值，那样就是已赋予它绝对的价值；就好像我们没有精确的定义，来清楚地分辨爱国主义是否已超越范围，而变成了种族主义及压迫别人的帝国主义了，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许多国家常在不经意中就越界下滑了。然而嘲笑爱国主义的种种表现，或把它当作是邪恶的，并无济于事。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被奉为偶像的东西原来都是美好和必需的事物，只是它们被当作了神明。路易斯说得很有智慧：

我们若以为本性中的某些冲动--例如母爱或爱国主义--是好的，而另外某些冲动是不好的，例如性欲和战斗本能，就是有了错误的想法……在某些状况下，激起某些冲动是必要的，例如已婚男子的性欲和战士的战斗本能；但在某些状况下，母亲对儿女的爱或人对其国家的爱则需要被抑制，否则就会造成对别人的儿女或对别的国家有不平等的对待。

?将哲学变成偶像

尼布尔还指出另一种形态的“决心掌权的意志”，那就是把政治哲学--而非人民--变成能拯救人类的信仰。当政治变成“意识形态”时，这情形就会发生。

“意识形态”通常是指针对某个主题的一组相关观念，但是它也可能和其相似词“偶像崇拜”一样带有负面的含义。意识形态就如偶像一般，是实体的有限的部分，但却被提升到总结事物的层次。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认为他们的学派对于社会的问题拥有真实而完整的答案，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要其追随者远离对上帝的倚靠。

近一百年来，大量的西方思想家对所谓的“理想社会”有着极高的期盼，但是从二次大战末期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个信念逐渐动摇。乔德（c.E.M.joad）是英国重要的不可知论哲学家，他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归回基督信仰。他在《信仰的恢复》一书中写道：

对于邪恶的看法如萧伯纳所表达的和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所支持的，都认为邪恶是环境的副产品，因此也可以被环境加以更改或除掉。（但看到二次大战与纳粹等暴行后）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无比的浅薄……这是因为我们否认了原罪的教义，以致我们这些左派的人总是失望又失望……因为真正的失败来临，因为国家和政客的行为……在这一切之上，更是因为一再发生的战争。

这个时期所出版的最关键性的书之一，是几个觉醒的作家所写的《失败了的神明》（ThegodthatFailed），作者包括了柯斯勒（ArthurKoestler）、纪德（AndréGidé等人。这本书的书名表达得很清楚，它描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被当作“神明”，能给人绝对的承诺，而且要求人以生命全然委身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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