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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在“子夜”这一场，匮乏、罪过、患难都不能接近浮士德，唯独忧郁不召而来，挥之不去，致使浮士德双目失明。歌德的这个安排是意味深长的。忧郁是典型的拜伦式气质。歌德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刺激，没有它就不能抵御忧郁。”但是，一切不知满足的灵魂终归都逃脱不了忧郁，歌德通过浮士德的结局终于也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忧郁呢？难道忧郁不正是激情和厌倦所生的孩子吗？

在拜伦身上，激情和厌倦都是一目了然的。歌德不同，他总是用理性来调节激情，抑制厌倦。不过，在他不知疲倦的广泛卓绝的活动背后，他的厌倦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在七十岁时的一封信中针对自己写道：“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是荒谬的，那么他怎么能再忍受四十年呢？”据说全凭他有一种天赋，即愿望。可是，“愿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每天在愚弄我们。”难怪在他最亲近的人心目中，他是个厌世者、怀疑主义者。其实，老年歌德由衷地同情拜伦，同样透露了这一层秘密。

然而，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我看来，浮士德和靡非斯特都是歌德灵魂的化身。如果说拜伦的主人公往往集激情和厌倦于一身，那么，歌德却把他灵魂中的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让浮士德代表永不满足的激情，靡非斯特代表看破一切的厌倦。浮士德和少女跳舞，迷恋于少女的美，唱道：“从前做过一个好梦儿，梦见一株苹果树，两颗优美的苹果耀枝头，诱我登上树梢去。”靡非斯特便和老妪跳舞，把这美的实质拆穿，唱道：“从前做过一个怪梦儿！梦见一株分杈树，有个什么东西在杈中，虽臭也觉有滋味。”浮士德凝望海潮涨落，偶然注意到：“波浪停止了，卷回海底，把骄傲地达到的目的抛弃，但时间一到，又重演同样的游戏。”对于这无意义的重复，浮士德感到苦闷，遂产生围海造田的念头，决心征服“奔放的元素的无目的的力”，靡非斯特却嘲笑说：“这在我并不是什么新闻，千百年来我已经把它认清。”浮士德不倦地创造，在他徒劳地想把握这创造的成果的瞬间，终于倒下死去，此时响起合唱：“已经过去了。”靡非斯特反驳道：“为什么说过去？过去和全无是同义词！永恒的创造毫无意义！凡创造物都被驱入虚无里！已经过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等于说，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浮士德的每一个理想主义行为，靡非斯特都在一旁作出虚无主义的注解。从靡非斯特对浮士德的嘲讽中，我们难道听不出歌德的自嘲？

过去等于全无。生命一旦结束，就与从来不曾活过没有区别。浮士德式的灵魂之所以要不安地寻求，其隐秘的动机正是为了逃脱人生的这种虚无性质。“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那个引诱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的女性，名字就叫永恒。但是，歌德说得明白，这个女性可不是凡间女子，而是天上的圣母、女神。所以，我们一日不升天，她对于我们就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幻影。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

其实，自然中并无绝对的重复。正如潮汐是大海的节奏一样，生命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节奏。当生命缺乏更高的目的时，我们便把节奏感受为重复。重复之荒谬就在于它是*裸的无意义。重复像是永恒的一幅讽刺画，简直使人对永恒也丧失了兴趣。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歌德在*里谈到，有个英国人为了不再每天穿衣又*而上吊了。拜伦指出有一些狂人，他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愿“捱到平静的老年，无聊而凄凉地死去”。许多大作家之所以轻生，多半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衰退，不能忍受生命愈来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无聊是比悲观更致命的东西，透彻的悲观尚可走向宿命论的平静或达观的超脱，深刻的无聊却除了创造和死亡之外别无解救之道。所以，悲观哲学家叔本华得以安享天年，硬汉子海明威却向自己的脑袋扳动了他最喜欢的那支猎枪的扳机。

但是，我要说，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深刻的无聊，毕竟是幸运的。这是一种伟大的不满足，它催促人从事不倦的创造。尽管创造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深刻的无聊，但至少可以使人免于浅薄的无聊和浅薄的满足。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满足于自己既已创造的一切成品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

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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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1）

自古以来，人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呼唤，并且一直从世界得到回答。事实上，人是把自己的呼唤的回声听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前，人才对此如梦初醒。于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拉开了帷幕。

一个能够回答人的呼唤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帝。现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

当人的呼唤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对之报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时候，人发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像弃妇一样恸哭哀号，期望这号哭能打动世界的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难收，世界如此绝情，只有凄厉的哭声送回弃妇自己耳中。

这时候走来一位哲学家，他劝告人类：命运不可违抗，呼唤纯属徒劳，人应当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

另一位哲学家反驳道：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无望地呼唤，在一片无神的荒原上孤独地跋涉，方显出人的伟大。

渴求意义的人突然面对无意义的世界，首先表现出这两种心态：颓废和悲壮。它们的哲学代言人就是叔本华和尼采。

还有第三种心态：厌倦。

如果说颓废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无意义，悲壮是慷慨激昂地反抗无意义，那么，厌倦则是一种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态。颓废者是奴隶，悲壮者是英雄，厌倦者是那种既不愿做奴隶、又无心当英雄的人，那种骄傲得做不成奴隶、又懒惰得当不了英雄的人。

厌倦是一种混沌的情绪，缺乏概念的明确性。所以，它没有自己的哲学代言人。它化身为文学形象登上19世纪的舞台，这就是俄国作家笔下的一系列“多余的人”的形象。“多余的人”是拜伦的精神后裔，这位英国勋爵身上的一种气质通过他们变成了一个清楚的文学主题。

我把厌倦看做无聊的一种形态。这是一种包含激情的无聊。“多余的人”是一些对于意义非常在乎的人，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意义。当世人仍然满足于种种既有的生活价值时，他们却看透了这些价值的无价值。因此，他们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充满着失落感，仿佛不是他们否定了既有的意义，倒是他们自己遭到了既有意义的排斥。这个世界是为心满意足的人准备的，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

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第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毕巧林诞生之日起，恰好过了一个世纪，加缪的《局外人》问世。如果把默尔索对于世间万事的那种淡漠心态也看做一种无聊，那么，这已经是一种不含激情的无聊了。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无聊的色调经历了由暖到冷的变化。

人一再发出呼唤，世界却固执地保持沉默。弃妇心头的哀痛渐渐冷却，不再发出呼唤。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负心汉，因为负心犹未越出可理解的范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没有心，它是一堆石头。人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笼罩19世纪的气氛是悲剧性的，人们在为失落的意义受难。即使是叔本华式的悲观哲学家，对于意义也并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劝人们灭绝生命的激情，摆脱意义的困惑。然而，悲观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激情呢。到了20世纪，荒诞剧取代了悲剧。对于一个荒谬的世界，你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义世界的逐儿，他自己置身于意义世界之外，彻底看破意义的无意义，冷眼旁观世界连同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遭际。不能说“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宁说他已经出离感情范畴的评判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2）

试以毕巧林和默尔索为例作一个比较。

爱情从来是最重要的生活价值之一。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厌倦爱情的人必定厌世。毕巧林确实厌倦了。他先是厌倦了交际场上那些贵妇人的爱情。“我熟悉这一切——而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后来他和一个土司的女儿相爱，但也只有几天新鲜。“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那贵妇人的妖媚同样使人厌倦。”他在爱情中寻求新奇，感到的却总是重复。他不可能不感到重复。厌食症患者吃什么都一个味。

然而，这个厌食症患者毕竟还有着精神的食欲，希望世上有某种食物能使他大开胃口。对于毕巧林来说，爱情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一种爱情能使他满足而已。默尔索却压根儿不承认有爱情这回事。他的情妇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话毫无意义。毕巧林想做梦而做不成，默尔索根本不做梦。

毕巧林对于爱情还只是厌倦，对于结婚则简直是深恶痛绝了：“不论我怎样热烈地爱一个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应当跟她结婚——再见吧，爱情！我的心就变成一块顽石，什么都不会再使它温暖。”这种鲜明态度极其清楚地表明，毕巧林还是在守卫着什么东西，他内心是有非常执著的追求的。他厌倦爱情，是因为爱情不能满足这种追求。他痛恨结婚，是因为结婚必然扼杀这种追求。他终究是意义世界中的人。

默尔索对结婚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没有什么要守卫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的情妇问他愿不愿结婚，他说怎么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结。情妇说结婚可是件大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由于他否认爱情的存在，他已经滤净了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内涵，剩下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空洞形式。在他眼里，他结不结婚是一件和他自己无关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

其实，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与他无关。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糊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因为太阳晒得他发昏！），为此被判死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在看一场别人的官司，费了一番力气才明白他自己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检察官声色俱厉地控诉他，他感到厌烦，只有和全局无关的某些片言只语和若干手势还使他感到惊奇。律师辩护时，他注意倾听的是从街上传来的一个卖冰棍小贩的喇叭声。对于死刑判决，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恋生，也不厌生，既不惧怕死，也不渴求死，对生死只是一个无动于衷。

毕巧林对于生死却是好恶分明的。不过，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厌生慕死。他的朋友说：“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补上一句：“在一个极龌龊的夜晚我有过诞生的不幸。”他寻衅和人决斗，抱着这样的心情等死：“我就像一个在跳舞会上打呵欠的人，他没有回家睡觉，只是因为他的马车还没有来接他罢了。”对死怀着一种渴望的激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调。和默尔索相比，毕巧林简直是个乳臭未干的理想主义者。

毕巧林说：“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他还讲究个味儿。他心中有个趣味标准，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厌倦了一切，至少对厌倦本身并不厌倦。莱蒙托夫承认，在他的时代，厌倦成了一种风尚，因而“大多数真正厌倦的人们却努力藏起这种不幸，就像藏起一种罪恶似的。”可见在“多余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厌倦是很珍贵的，它是“当代英雄”的标志，他们借此而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在做戏。“局外人”则完全脱尽了戏剧味和英雄气。默尔索只是淡漠罢了，他对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从未感到自己有丝毫的与众不同。

“多余的人”厌倦平静和同一，渴求变化和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变化和差异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感觉不到。“局外人”却否认任何变化和差异，所以也谈不上去追求。默尔索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本来，意义才是使生活呈现变化和差异的东西。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变化和差异了。他甚至设想，如果让他一辈子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他也会习惯的。这棵枯树干不同于著名的第欧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征，而是人生无聊的缩影。在默尔索看来，住在枯树干里等白云飘来，或者住在家里等情人幽会，完全是一回事。

那么，“局外人”是否就全盘接受世界的无意义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后，当真不复有一丝激情了吗？不，我不相信。也许，置身局外这个行为把无意义本身也宣判为无意义了，这便是一种反抗无意义的方式。也许，淡漠是一种寓反抗于顺从的激情。世上并无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情。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果然听到加缪赞美起“荒谬的英雄”西绪弗斯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难了。

1991．2

回归简单的生活

除夕之夜，鞭炮声大作。我躲进了我的小屋。这是我最容易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不过，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好。

我的趣味一向是，寂寞比热闹好，无聊比忙碌好。寂寞是想近人而无人可近，无聊是想做事而无事可做。然而，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眼睛不盯着手头的事务，就可以观赏天地间的奥秘了。人生诚然难免寂寞无聊，但若真的免去了它们，永远热闹，永远忙碌，岂不更可怕？

现代人差不多是到了永远热闹忙碌的地步。奇怪的是，寂寞无聊好像不但没有免去，反而有增无减。整个现代生活就像是一场为逃避寂寞制造出来的热闹，为逃避无聊制造出来的忙碌。可是，愈怕鬼，鬼愈来，鬼就在自己心中。

看到书店出售教授交际术成功术之类的畅销书，我总感到滑稽。一个人对某个人有好感，和他或她交了朋友，或者对某件事感兴趣，想方设法把它做成功，这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熟记要点就交不了朋友，不乞灵秘诀就做不成事业，可见多么缺乏真情感真兴趣了。但是，没有真情感，怎么会有真朋友呢？没有真兴趣，怎么会有真事业呢？既然如此，又何必孜孜于交际和成功？这样做当然有明显的功利动机，但那还是比较表面的，更深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空虚，于是急于找捷径躲到人群和事务中去。我不知道其效果如何，只知道如果这样的交际家走近我身旁，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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