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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我们连队有800亩盐碱地，这些都是响应毛主席“改造地球”的号召，从“海神”手里抢来的，在此之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劳动，才能将这些盐碱地改造成适合种植棉花、水稻的良田。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因为冬天我们要修渠挖沟，春夏时抢种抢收，秋天则要收割成果，一年四季忙个不停，留下了太多深切的记忆：我记得早春4月，我们黎明蹲在秧田里拔秧，阵阵睡意袭来，我瞌睡得几次差点栽倒在水里，于是有人领头唱起革命样板戏，我们也跟着高声大唱，以后唱歌就成了我们驱寒除困的法宝。我的手脚麻利，是秧田的一把快手，我庆幸自己练就了出早工的身体素质；而夏天骄阳似火，大家都倦得在睡午觉，为了赶进度我提前把上午拔好的秧挑到稻田旁，甩到水田里，主动开始做下午插秧的准备，连轴转的疲劳没有压垮我，我们快节奏的工作得到连队的表扬；在秋天，我们挑着丰收的稻谷从1公里以外的海边稻田往连队的打谷场送，为了防止稻谷搁在地上脱落浪费粮食，一根小扁担一路不能停歇，我们却是你追我赶越挑越多，100斤、120斤、130斤，直到压弯扁担看不到挑担人。我一次次挑战自己，一次次战胜自己的生理极限，也从一名普通的小兵，在挑战自身极限的过程中升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

我已经融入农场的火热天地里。

来到农场两个月后，我第一次回家。我和一个同学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钱桥镇，我们搭上了一辆去上海的卡车，那时已是天寒地冻的冬季，我们坐在敞篷的卡车后面，卡车在马路上飞奔，我们在车斗里颤颤发抖，为了御寒，我们将背包里带回去洗的被单全部裹在身上，如此狼狈地回到了上海家中，父母见了心疼不已，我却很满足，因为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中。

那时回家是件幸福的事，不但能享受父母的关爱，更大的乐趣则来自于战友间的友谊。大家结伴而回，到上海后再互相串门，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家，后天一起去逛街，战友之间都知根知底。这样的环境是天然的爱情温床，我后来的爱情也出于此，当然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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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4）

第一次见到死人

五七连队像一座革命的大熔炉，焕发我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激情。连队里汇聚了上海各区学校的尖子生，而且各怀绝技，特别是那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更让人仰慕和追随。我庆幸自己好运气，走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但到连队没几个月，有人就提出质疑：这个没有贫下中农的“农村”怎么接受“再教育”呢？正当连队领导在积极地请附近农村的贫下中农来连队忆苦思甜、组织人分批分期去附近农村接受短期培训时，有一批战友还是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实质作用，竟然爬火车径自跑到吉林延边去插队落户了。事情传开以后，他们成了英雄，不断被传诵、被尊敬，而我这个到农场还要哭鼻子的女孩，则陷入了自我反省。我那时恨死了自己，我也特别希望像那批战友一样成为英雄。

那时我们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要“斗私批修”，领导教育我们要做一心为公的好战士。我的排长马新权是连队树立的标兵，他在当拖拉机手时，创造了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英雄事迹，他永远用嘶哑的喉咙召唤我们排要做第一，所有的时间都必须用于工作。有一次晚上他和我谈心，我听着听着忽然发现没声音了，抬头一看，原来他累得睡着了。这事令我感动不已，在初到连队的时候，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学习榜样，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的革命者。

我在这块热土上迅速成长的同时，也“左”得可爱，做过很多荒唐事：我批判过我们班一个穿红袜子的男同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我们班有一个高中生女同学，她秧插得歪歪扭扭的，我认为她有情绪，是对上山下乡不满，就气呼呼地在大田里停下工作召开批判会，一定要她认错才罢休；还有一位女生因为买了一盒一块六毛钱的化妆品，也遭到我组织的批判，理由是我们每月只有18元的工资，买三四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就完全可以了，她却买了那么贵的。

但其间也发生了一些事，让我疑惑我们所做事情的正确性。我们排有个高中生副排长，人有思想，平时爱表达爱说些俏皮话，我们也都挺喜欢和他说说笑话。有一天早请示时，党支部书记突然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要我们检举批判他，我们都傻了，无论如何无法相信他会是面目狰狞的坏人。后来查明了缘由，原来前一天副排长去场部开会，在纸上信手乱画时把“将革命进行到底”写成了“将反革命进行到底”，一字之差招来祸端，大字报、揭发批判会铺天盖地，连他平时的玩笑话也被上纲上线，成了反革命言论。我当时真是又难过又害怕，打死我也不相信他反党，可我也担心我的同情会被批判，说我的阶级立场不坚定。

不久连队开始整团了，人人需要自我批判需要过关。那天晚上二排的一位女排长兼团支书人不见了，大家拼命找也找不着，有人回想起她这几天沉默寡言、目光呆滞，情况不是很正常，大家心头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兆。那位女排长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是个大姐式的干部，父母早亡，因此不可能逃回上海家中。

在慌乱的找寻中天色暗了下来，大家打着手电结伙分头去附近找，几小时下来还是没有一点迹象。这一夜连队特别安静，仿佛连空气也凝固了，阴霾笼罩着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是元旦，一部分人“自发”地扩大寻找范围，有一队甚至找到了海边，却不曾想还真有收获—在一片荒芜的海滩上，那位女排长的尸体早已冰冷。那天我也去了海边，第一次看到了死人的模样，在惊讶与震撼中我哑口无言。曾经是那么熟悉的人，昨日还有说有笑、活生生的一个人，今时此刻却天人永隔，再也无法相见。我呆立在荒滩上，人生的变化莫测在那一刻像惊悚片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后来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自杀身亡，但结论早已不重要了。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触目惊心。连队后勤排的男生宿舍丢了东西，有人怀疑是一个陈姓的高中生所为，结果连队的民兵把他抓来后一阵严刑拷打，打得大家都累了要出去吃饭，于是把他丢在一旁让他自我反省交代。民兵们吃完夜宵回来，发现人已不在，便马上组织连队的男生呼喊着他的名字沿河分头寻找。那天晚上在漆黑的大地上到处飘荡着那个高中生的名字，我们女生吓得谁也不敢出宿舍门。第二天，在我们一排的一条齐腰深的排水河边，一个割草的农民发现了他，当时他早已溺水身亡，发现时一半身子浸没在冰冷的河水中，整个身体紧缩着，可以想象那时他是多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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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5）

这些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强烈地反思着关于人性的问题。如此极端地划分好人坏人，简直是草菅人命；而如此简单地评判事物的是非，也近乎荒唐。在现实与思想的对撞中，我觉得我要重新思考，重新面对这一切。

伴随着超越生理极限的劳动锻炼，在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实践思考中，我渐渐成长了。1971年初，我入党了，成为一名愿意为共产主义、为人类美好事业献身的光荣共产党员。但针对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我的入党审批会上，大家以批判的态度，告诫我：“软弱就可能是战场上的叛徒”，“唯水平论就会敌我不分”，“在职业生涯、在人生态度中需要坚强和坚定，但也更需要团结更多的同事一起奋斗”……

入党后，我被提拔为连队的副指导员，不久指导员生病不能上班，农场的组织部长要我担任连队指导员工作，这也是连队的最高职务，我第一次感到慌张，于是找组织部门说：“我不行，今天我还做不了这个指导员工作，你们能不能给我一年时间，先派个支部书记来带我一年，明年我争取能行！”我的真诚和恳切使组织部同意了我的要求，他们派五七连队第一任的老连长回来当书记，我们搭档开始了连队的管理工作。进入领导层以后，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我打理着连队的日常事务，也利用这一年认真理解了连队的责任，理解管理，理解人，理解社会环境对企业的作用。一年后，我以22岁的年纪从容登上了闻名全市的五七连队的最高位置，管理着400多人。

进入管理层后，理解和看到的领域开始不同。当时，抓生产和育人是我们的两大任务。生产管理相对简单，因为大家都立志“不超纲要不过江”，劳动战斗的情绪非常高昂。当时800多亩盐碱地改良的成功标志，就是在长江以南，创造了粮食亩产800斤、棉花亩产100斤的纪录。为了这个目标，1972年，我们起早摸黑地大干，不辞辛劳，为此我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可把我父母想死了。于是在暑假里，父母派弟弟来看我，我却逮住弟弟让他跟我们干活，吓得弟弟以后再也不肯来连队了。

与劳动相比，管理知青的思想则显得艰难得多。从我们下乡第三年开始，每年都有知青回城的机会，很多人都想回城，我作为管理者自然要建立规则，为了摸索这套规则，我付出了3年时间。第一年，我们连队有13个名额分到上海港务局航道局，在经过连部领导讨论后，我们决定把平时最调皮捣蛋的人送走。这招使出后我很得意，我想这样一来，明年的管理就轻松了。可没想

到排长们都来反映，不听话的人反而多起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年连队又有50个名额分到上海各工业局，这次我放弃去年的规则，把家庭有困难作为主要的标准，结果大家都来向我诉说家庭的困难，一时间，到连部办公室来的人都在比谁家的困难大，来年请假的人数和频次成倍递增。一直到第三年，我们连队又有100个名额去上海。这次我们将标准定为表现最好的人：出勤率高、劳动表现积极、排长班长优先考虑等等。这次终于被我找到了管理的核心，由此连队风气大正，人人争着当头。五七连队的优良传统又重新回来了。这次经历是我为管理企业付出的学费，后来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先想清楚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去做，做好了会怎样！领导者是树立标杆、建立标准的人，这个标杆是要积极向上，代表主流，代表大家根本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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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6）

懵懂的爱情

农场的生活是激情澎湃的，没人规定不准谈恋爱，但大家好像都没动静，谈恋爱的人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只是在这群日夜厮守的年轻人之间，爱情就像春天里的野草般，只要有阳光就会发芽生长，我的第一次爱情也在懵懂中不经意地来临。

那时候农场远离市区，但我们连队的光荣事迹却经常会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这主要得益于我们连队拥有一位叫王安石的“战友”，他是星火农场五七连队的大牌笔杆子，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我跟他是同一天、同一辆车从上海人民广场到达农场的，但我们相识，是因为连队组织文艺小分队，他是团长，我被邀请参加，他便经常到我们排来叫我去排练演出，惹得我们当时一排的男生都不喜欢他。那时的爱情朦朦胧胧，在连队工作中，我经常会跟王安石在一起，到很晚我才知道那叫爱情。

记得1971年，春节我留在农场值班，睡在连部办公室。一天深夜两点，我突然被值班的铃声吵醒，拿起电话我听到了那头哭泣的声音—是我们副连长爱人的哭泣声，她说吴副连长死了，让我快过去处理一下。吴副连长是一位40岁、很有生产和领导经验的转业军队干部，他精明能干，在我们知青中很有威信。当时他不幸得了肝癌，住院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会挺过春节，没想到大部队一放假他也跟着走了。

听到他病逝的消息，我还来不及悲伤，便准备马上赶去处理。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剩我孤身一个20岁的女孩子，实在有些恐怖。我浑身发抖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我想起副连长王安石为赶一篇稿子好像还在连队，便赶去使劲儿敲开了他宿舍的门，请他和我一起去场部医院。他一边安慰我不要急，一边披上衣服陪着我直奔场部医院。在阴森冰冷的医院里，吴副连长的太太正在副连长的尸体旁凄凉地痛哭，我手足无措，陪着她一起哭，此时的王安石很老练地安慰她，待她情绪稳定后，又去和医院里联系处理后事，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所有事情。全部事情处理完后，我们才回连队。从场部医院到连队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漆黑的夜里，王安石陪着我行走，我心底感到特别踏实。回到连队，他主动说，你先睡下，我到你办公室来写稿子。我睡下后不久他就到我的办公室，还充了热水袋焐在我的脚下。这一夜他伏案挥笔一直写到天亮，等我醒来时他已锁上门悄然离去。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给连队的班子成员打电话，通报副连长的死讯，安排追悼会，他依然默默地帮着我处理完了所有事情。

经过这一事件后，我们的感情慢慢增进了，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休假时间—尽量创造我们同行和到上海后的见面机会。有一次我不小心砸坏了大脚趾，在上海家中休假，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在文化广场上演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的票，在那个年代这是多紧俏的票啊，我高兴得不顾脚痛，也不顾爸妈的担心匆匆赴约。到了剧场门口我才知道，其实他只有一张票，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人进去看戏。这时他把我送进了剧场，告诉我放心看戏，他会在门口等我。《卖花姑娘》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整个剧场的场面也热烈而宏伟，加上心存对王安石的感激，那天我流了很多眼泪。等到戏散场，王安石果然还等在门口，他默默把我送回家后，才独自回家。在此之后，王安石每次往返上海都会带一些我爱吃的东西给我……如此绵绵长长的关心，我已经能感受到王安石的那份爱慕之情了。

1973年冬天，一场围海造田的大战役打响了，我们整个农场组成千军万马，去和大潮抢时间争速度。由于工作的作业面全部在冰水和淤泥中，我们连队决定派全部男生上去。虽然我是女生，但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因此我还是坚持领队上一线。那天早晨，我第一个赤脚走下海滩，刺骨钻心的寒冷刺得我站都站不住，一整天劳动下来，我感冒了，还发起高烧，王安石看在眼里，晚上到办公室给我送药送水。他的丝丝关怀帮助我支撑着完成了整个战役的工作。

王安石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他写的一手好文章，让当时的《解放日报》和一些出版社都到农场来要他，可由于农场领导不肯放，他始终没能有机会跳出农场。后来我接到了他的求爱信，尽管此前我已有准备，但当朦胧的状态终于打破后，我还是不知所措，便习惯性地问父母该怎么办。我父母见过他，也觉得他人不错，但他们看到我有回上海的机会，还是想着我能回上海，便劝我在回上海大局不定的情况下不要轻易谈恋爱。我是个听话的乖女儿，父母的意见是为我好，便认真给王安石回了一封信，说明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收到信对他是个打击，但是我也把未来的希望留给了我们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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