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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

“能够会合吗？”

“鬼才知道。”

“唉！”那个江西口音的叹息了一声，“前四次反‘围剿’打得多痛快，一次就消灭他好几个师，俘虏是成千地捉，光师长就抓了好几个；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搞糟了，连苏区也丢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那些‘洋房子先生’搞的！”“我看也是。”江西口音的说。“莫斯科的‘洋房子’又加上上海的‘洋房子’……”说过，哈哈大笑。

“还有‘独立房子’！”福建口音的也哈哈大笑。

“你常见‘独立房子’吗？”江西口音的停住笑问。

“怎么不常见，可是我怕见他。”

“也不过鼻子高一点儿，有什么可害怕的！”

“咦，那人长着一对猫眼，黄眼珠，一瞪可真吓人！”

“你少见他一点就是了。”

“我们这搞事务工作的，少见也不行。他三天两头叫去训我。难伺候呵！他挑警卫员要一般般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备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点灰，就要骂人。有一次，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为什么？”

“那一次，我骑着马去给一位首长送信，离他的门还有好远，就被他叫下来，大骂了一顿，问我懂不懂红军的规矩，你猜是为什么？原来是我过他的门前没有下马。”

“听说，‘独立房子’一天吃一只鸡？”

“鸡？还得有咖啡呢！”

“听说，他烟抽得也凶？”

“对，美丽牌的罐头烟，一天一筒。你看前边还给他担着整整一挑子呢！”

“这也太过分了！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吃筲子饭，一人一份，一点不能多吃，吃点南瓜豆腐菜，剩点菜汤加点开水一喝就完了，‘独立房子’怎么这样？总书记就不说说他！”江西口音的有点气愤了。

“唉，说他？言听计从噢！什么事都是‘独立房子’说了算！”

“哼，要不然他也许还不这样呢！”

说到这里，谈话停下来。好象彼此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阵子，只听江西口音的又问：“毛主席呢？”

“他不管什么事了，出发前听说住在一个山上。”

“现在呢？”

“听说他跟着中央纵队走，身体坏得厉害，现在不知道过来了没有。”

“唉，什么时候……”

话声停下来，好象彼此都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担架走出了树林。路上又是人流滚滚，尘土飞扬。王稼祥从担架上侧起头来，望了望那两个说话的人，一个是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另一个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小参谋肖明。这两个参谋今天公然议论“朝政”，而且语多不敬，要搁平时，至少要受到特派员的注意和查问，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毛泽东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毛泽东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地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哦！”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唯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的谈话，又一次勾动了他心之深处的情愫，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唉哟！”只听担架上叫了一声。原来一头驮炮的骡子挤上来，几乎把担架撞翻，担架员打了好几个趔趄，才站定了脚步。

“你们长眼睛了吗？”几个担架员瞪着炮兵狠狠地骂道。

年轻的医生小彭和几个警卫员，也纷纷赶过来责问：“把首长碰坏，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算了，算了，”王稼祥摆摆手。“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担架停在路边，等炮兵过完，才继续上路。

路上又歇了几次，才爬上三千界的山垭口。王稼祥向西一望，紫蒙蒙的云气一片迷茫，在那层层叠叠的山海上，停着一轮血红的落日。

“咱们歇歇吧，同志们也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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