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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台湾发现我（第1页）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

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

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

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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