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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 从肉体到精神（第1页）

人类对待人类的残暴造成了数千次的哀悼。

——〔苏格兰〕罗伯特·彭斯

如果把酷刑的使用纳入人类文明史进行叙述，我们总该会觉得有点难为情。其实，刑具的发明和刑罚手段的设计，都有着人类高度智慧的参与，是对于人类文明产物的一种特殊利用。酷刑既与文明相悖，但无疑地又是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同步进化；类型的多样，精致，合符科学，实在可以令人叫绝。布瑞安·伊恩斯的《人类酷刑史》，为健忘的人类提供了一组按时间序列组合的有关酷刑的图景，留下了众多凶残的面影和罪恶的脚印；让我们记住了：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代里，关于如何对付同类，彼此之间曾经有过如此相同的地方。

什么样的刑罚才叫作酷刑呢？

作者写道：“酷刑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可耻而邪恶的践踏，是违反人类本性的罪孽。”这里对所谓的人类本性的设定太理想化，缺乏实际的根据；从达尔文到弗洛伊德，许多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确认人类保持了动物的攻击、侵犯、破坏的本能。人类在最根本的方面，如社会伦理方面，至今也很难说已经进化到哪里去，倘使读过《裸猿》、《人类动物园》一类书籍，想必会觉得，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未免太自负了。

人类的残酷行为，诸如战争，政变，集体枪杀等等，书中都不见记述。作者大约依从了“特赦国际”宣言中的定义，把酷刑仅仅局限于法律许可的范围；这样一来，势必减少了许多内容。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教人看得惊心动魄。人类怎么可能把折磨同类的计划设想得那么周全呢？譬如刑具，拷刑架、拇指夹、刑靴等等，其残酷可怕固不待言；而铜牛，“清道犬的女儿”，“铁姑娘”一类设置，更是精巧绝伦。用刑恶辣之处，书中多配有插图，令人惨不忍睹。其中，如描述十六世纪晚期，荷兰天主教烧炙酷刑的情形：受刑者仰面躺着，有一个大盘子装着几只睡鼠，扣在他的肚皮上；继而在盘子上点火，睡鼠一受热，便拼命在他的肚子上挖洞，然后钻进去。据说，电的使用是二十世纪对酷刑的杰出贡献。作为现代的行刑工具，电击警棍是最普通的了；这种东西只要稍一接触，顷刻间就会给受刑者带来数倍于古典刑具的痛苦，目击者却往往不觉其酷。酷刑的进步，或许正在于施虐的潜隐化。

中世纪是明火执仗的。火刑的使用，除了收到其他肉刑所不及的惨烈的效果之外，恐怕还因为其势焰威猛，可以作为盛大的象征，为宣传家所利用。总之，死于火刑的人数相当可观。书中介绍说，曾作过多年宗教裁判所书记的罗伦特估计，在1481至1571年间，至少有一万三千人被烧死，八千七百人的塑像被焚（犯人此前在狱中已被勒死）。在中世纪，迫害女巫尤甚。二百年间，有十万人在德国被当作女巫烧死。1589年在萨克松尼的库德林堡，仅一天就有一百三十三名女巫被烧死。1590年，有一位编年史家写到这一情景时描述说：“行刑的地方，火刑柱数量众多，看上去就像一个小树林。”

伊恩斯划出一个专章叙述东方的酷刑，其中涉及中国的文字不多，大概这同我们所说的“欧洲中心论”有关，事情无论好坏都以欧洲为主。不过，他的判断很不给我们面子，说是：“二十世纪前很久，中国有这样一个名声，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酷刑都离奇精妙的国家，在实践上则极其残酷。”事实是否如此呢？至少鲁迅是持类似的观点的。这个批判家总是说自己国家的坏话，关于酷刑，就有如下的话可以印证。他说：“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他多次写到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凶残，却又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在《病后杂谈》中，他列举施于男子的“宫刑”和用于女性的“幽闭”，曾慨叹说：“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他指出，中国的虐刑名目繁多，单是剥皮法就有种种，有“流贼”式，也有“官式”。而统治者的统治艺术，始终为他所看重；直至去世前在题作《写于深夜里》的文章中，还以被囚的青年艺术家的话实行抨击，说是“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

《人类酷刑史》没有多少史论色彩，史料倒也算丰富，尤其是肉刑部分；有关精神酷刑方面，则揭载不详。但是，作者毕竟把精神受虐问题提了出来，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酷刑的定义，也就是说，对于了解统治者的用心和策略，以及广大受迫害者的苦痛，是有意义的。

可以说，精神刑罚是肉体刑罚的一种补充或延长。对于一些犯人的处决，例如中国著名的凌迟，之所以不是立即处死，都是为了使犯人感受折磨的痛苦。在生命内部，精神与肉体的痛苦反应是互相影响的，因此，精神酷刑必然地以肉体酷刑为背景，由肉体痛苦转化为精神压力，用我们的辩证法的话来说，即所谓“物质变精神”。有一个叫比曼的英国法官说：“我认为，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一些重罪……所有其他招供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实际上没有动用酷刑的时候，却将要对你动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给你，使你害怕受刑而在没有动刑之前就招供了，否则不会交代。”透露酷刑的信息，其实就是制造恐怖。制造恐怖的手段颇不少，例如戴“帽子”，改变身份等等，看起来“文明”许多，但是最终仍然是通往肉体受苦，甚或毁灭的。要想在周围社会制造出一种恐怖气氛，把众多的人们普遍当成嫌疑犯，除了统治者，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是难以做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酷刑很适合专制的国家，在那里，一切能引起恐惧的都是政府最合适的动机。”作者伊恩斯同样把酷刑看作是官方的，一切酷刑都是政府行为，应当由政府负责，尤其是精神酷刑。

“感受不自由是莫大的痛苦”。精神酷刑，就是要使每一个受刑者感受到个人的思想、言论、著作以及其他行动所受到的严密控制，从而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放弃反抗。这叫心的征服。这种以瓦解个人的意志和人格为目的的刑罚，在中世纪是为了对付异端，以维护基督教的统一；在近世民族国家，则主要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维护意识形态的统一。统一是根本的。中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是，不存在从宗教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从秦皇朝开始，就已经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故又另当别论。

统治者从治世的经验出发，当杀不胜杀之际，大约觉察出了肉刑的缺陷，于是大量使用精神酷刑。“在二十世纪，这种精神酷刑被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这就是《人类酷刑史》的结论。书中把精神酷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制造恐惧，另一种是令人失去知觉。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譬如后一种，轮流拷问，剥夺睡眠，固然可以使人崩溃，相反使用催眠药物引导睡眠，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在催眠状态下，人们是不可能做出违反意志的事情的。扩而广之，即普遍的催眠，也就有了“精神鸦片”，愚民政策。对于二十世纪的精神酷刑，书中有介绍说：

与这些手段相关的其他精神酷刑技术有“思想改造”，口语叫“洗脑”。这种“洗脑”已经以各种形式，在数世纪中被宗教裁判所、沙皇主义者，特别是苏联政府所使用。

洗脑是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而出现的，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那些没有在正确的理论中接受过教育的人，必然有不正确的世界观，所以必须接受“再教育”。这种“再教育”适用于一切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不仅是知识分子，也包括各阶层的人。

这种手法是通过外界的压力、侮辱和制造一种负罪感而摧毁人的自我形象；然后再在编制紧密的组织里重新建立起这个自我形象。

这种情形，对于经历了数十年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应当并不陌生。

在介绍二十世纪的酷刑时，书中多列举德国大屠杀，苏联肃反，以及拉丁美洲军事独裁的案例，但是，却忽略了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叙事空白是不应当出现的。十年文革不但是中国的一场“民族酷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全人类的良心、理性和尊严，也是一次严重的挑战。这场动员了整个国家的疯狂的政治行动，在短暂的“大民主’’期间，混乱不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思想行动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这场酷刑显然是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一方面是肉体酷刑：批斗会，牛棚，干校，“文攻武卫”，冤狱遍于国中，杀人如草；尤其是“黑七类”，完全被剥夺了生存权，随时可以致死。另一方面是同时进行的精神酷刑：所谓“斗私，批修”，大字报，学习班，检举信，检讨书，无穷的“思想汇报”……几亿副大脑只容许储存同一个思想。只要被认定不合乎这个思想，只需一个观点，一篇文章，一句话，就足够可以坐牢，甚至杀头。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就是后来有数的几个有幸被公开的例子。单说张志新，死前被折磨致疯，死时复遭轮奸，且被割去喉管！在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西西里爱国者的朋友或亲属在受刑时，为避免因使用拇指夹这种刑具而痛苦喊叫，也不过给戴上一种皮口套而已！至于她的两个儿女，大的不满十八岁，小的十岁，居然懂得表态说同反革命母亲“划清界限”！甚至还说：“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肉体刑罚之于一个柔弱的女性，精神惩治之于一对稚嫩的少年，哪一种更残酷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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