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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玄去投关羽，既不考虑黄忠是否领情，也不考虑孔明是否欢迎。随刘备入川时，他抱着体恤长者的好意愿替黄忠攻打敌军营寨，却不考虑黄忠的意愿以及他与黄忠的交情。随孔明伐魏，他在确定兵出祁山的方案时、在守护街亭和劫曹真之寨时，均向指挥员孔明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用计和用人的不同看法。

魏延既是一个普通人，又是一位军事将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直爽的性格无可厚非；作为一位军事将领，他的言行却要受到约束。但魏延本人仅仅把自己看做一个普通的人物，而忽视了自己高级将领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于是，直率的特点在军事领域自然地变成了他的缺点。当他的想法和领导人不相一致时，直率开朗、敢说敢干的性格就成了爱发牢骚、违犯军纪的祸根。在攻打冷苞和随张飞迎战马超的战斗中，他两次违犯军纪，擅自行动，打乱了作战计划。孔明临死前安排大军撤退，让他断后，他拒不执行这一安排，想要自己领兵继续伐魏。魏延对孔明否定自己兵出子午谷的方案一事很不服气，因而常常牢骚满腹。有一次，他在前线当着几位将官的面讲：　“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第一百回）孔明死后不久，魏延在前线向尚书费祎发泄道：　“丞相当时若依我计，取长安久矣！”（第一百四回）

魏延和顶头上司孔明互有意见，这时魏延不是主动地谋求谅解与和好，而是滥发牢骚，有时甚至对孔明的领导消极对抗，制造为难。一次，孔明派魏延、张嶷、陈式、杜琼四将从箕谷进兵，后来又想到司马懿可能会在箕谷设有埋伏，就派参谋邓芝前去军中通知停兵。陈式坚持要继续进兵，并嘲笑孔明失街亭之误，这时魏延火上泼油道：　“既令进兵，今又教休进，何其号令不明！”（第一百回）由于魏延的鼓动，陈式领兵前行，结果中了埋伏。又一次，孔明欲诱司马懿、张郃出战，准备假装撤兵。等追兵来时伏兵截击其后，但他料定追兵受到前后夹攻后，敌人营寨里的军马会赶来救应，并夹攻蜀兵截击部队。因此提出要选智勇之将率领截击部队。说完选将条件后，诸葛亮目视魏延，大概是希望魏延能挺身而出。但魏延这次低头不语，却是王平愿去。孔明感叹说：　“王平肯舍身亲冒矢石，真忠臣也！”（第九十九回）这里，魏延绝不是贪生怕死，他知道孔明暗示要自己出战，但由于对孔明的领导有意见，这里是想给他制造些为难，或者，他是想让孔明当着众将的面指出：　这个需智勇之将担当的艰巨任务非魏延不可！他希望领导对他的工作能力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孔明不屑于赐给魏延以能力赞赏的言辞。从孔明对王平的赞叹看，魏延的行为已造成上司对他的忠诚之心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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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个性怎能不遭非议

在三国人物中，魏延有主见，有性格，思想解放，想到做到，是一个对社会时尚无所顾忌、具有反叛精神的战将。当时，许多人一旦跟定某个领导后，无论这个领导多么昏庸无能，自己受的委屈多么大，也抱定“忠臣不事二主”态度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例如，赵云早年看到自己的上司公孙瓒为无能之辈，又非常喜欢刘备，也只能等到公孙瓒死后才投奔刘备；黄忠为韩玄保守长沙，在韩玄要杀掉他时只喊了一声“无罪”就准备引颈就戮。而魏延不是这样，他胸无所藏，想到做到，传统礼教在他心中没有多大地位，他对自己憎恶的东西，敢于挺身反对；对自己向往的东西，就勇敢地追求。

但是，魏延绝不是吕布那种没有理想、见利忘义的小人，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环境中，他有自己的理想目标。就选定领导人一事看，魏延自少年时代就看中刘备，辗转投奔，对刘备及其蜀国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在襄阳砍死守门将士，是为了让刘备入城，当时曹操已夺取了荆襄，声势浩大，而刘备正率军败退，处在危难之中。但他反投刘备，说明他追求的目标是坚定明确的。直到在长沙杀了韩玄，他才实现了追随刘备的夙愿。

在刘备手下作战，他总是争先恐后。汉中斜谷界口和曹操相遇时，操招降魏延，延大骂拒绝，并设计射伤曹操。魏延的武艺、谋略及其勇敢精神，使他在蜀将中崭露头角，成为刘备集团的后起之秀，加上他对刘备的忠诚，因而深得刘备的器重。应该指出，刘备对待魏延的态度和孔明迥然不同。还在魏延杀了韩玄初来投降时，孔明认为魏延杀掉上司是不忠不义之举，要将他杀掉，刘备则认为“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第五十三回）。虽然孔明又讲了一大堆理由，但刘备始终没有承认魏延有可杀之罪，坚决主张不杀。刘备自从请孔明出茅庐以后，拂逆孔明意愿的时候不多，除过伐吴这是否定孔明意见比较坚决的一次。而对此事，刘备在临终前向孔明表示了歉意，但他对保用魏延一事，至死无悔。

据《三国志》，刘备在夺取汉中后，众将以为关羽驻守荆州，汉中一定会让张飞镇守，张飞也私下认为汉中守将非自己莫属。但出乎意料，刘备提拔青年将领魏延为汉中太守，却让张飞兼任阆中牧，这表明了刘备对魏延的器重。刘备领益州牧时，对他手下武将的名次排列是：　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参见第六十五回），魏延位在马超之前。后来，魏延因资历浅薄，未被列入五虎大将之列，但他总督汉中军马，地位不能算低。刘备伐吴前，派身为五虎大将之一的马超协助魏延守汉中。刘备的安排是有所考虑的，汉中远离成都，是荆州之外第二个独立性较大的地方，又是北抵曹魏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重要又不便直接指挥，必须要一名有谋略、武艺强，又十分忠诚的人来镇守，而魏延正是这样的人才。马超虽然武艺高强，身为五虎大将之一，但他有勇无谋，不能独当一面，只能充当魏延的助手。魏延果然不负重托，成功地保守了汉中。

刘备死后，孔明实际主持国事，魏延的命运立刻发生了变化。他由汉中太守被调往南方边远地区抵挡孟马岱像获。孔明在魏延来降之时就认定他是“不忠”、“不义”之人，这种成见至死未变。孔明对魏延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对魏延提出的建议不屑一顾。如魏延提出兵出子午谷，而孔明则不相信魏延还能提出一个比自己高明的作战方案，不认为由魏延提出的方案还能是可行的。孔明对魏延的第二种态度是平时对他另眼相看，作战中常把他安排在次要位置或需要诈败的场合，如安排守街亭时他让魏延去城后屯扎；火烧藤甲兵时，对魏延下令“限半个月内须要连输十五阵，弃七个寨栅。若输十四阵，也休来见我”（第九十回）。魏延自然是老大不高兴，怏怏而去，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孔明定计击杀张郃时，又是魏延出面与张郃交战，他败退几十里，最后弃尽衣甲和头盔、马匹引败兵往指定地点而逃，引诱张郃上钩。孔明火烧司马父子时，还是让魏延出面诱敌，命令他“不可取胜，只可诈败”（第一百三回）。魏延自然依令而行。当然，战场上需要诈败，指挥员派哪一个将领都是应该的，但孔明碰到这些场合，总是派魏延出面。联系对魏延的一贯态度，他这种安排的意图就是很清楚的了。曾经在老年赵云提出愿随军伐魏时，孔明顾虑说：　“今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第九十一回）孔明的这种考虑无疑是对的，赵云应该保持常胜英名，但孔明对魏延却不屑于做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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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斩魏延

魏延对孔明的领导是有意见的，倔强的性格使他常常以好发牢骚、消极对抗的形式发泄对孔明的不满，而这又加深了孔明对他的内心嫉恨。魏延唆使陈式违犯军纪后，孔明处斩了陈式，没有对魏延追究责任，但他背过魏延对身边的人说：　“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怜其勇而用之——久后必生患害。”（第一百回）正因为孔明对魏延抱着“怜其勇而用之”的态度，所以他有时听见魏延发牢骚之言，也装作不知。一次，魏兵用大批仿制的木牛流马搬运粮草，孔明设计抢夺，安排魏延为接应部队，让廖化等率兵切断司马懿归路。这次战斗中，廖化追赶司马懿，获其金盔，被录为头功。魏延为自己被安排不当而心中不悦，口出怨言，孔明装作没有听到。这表明孔明已对魏延暗含杀机，他们的关系已到了不能言明的地步。但魏延对自己处境的危险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把自己与孔明的矛盾仅仅看做是一般的意见分歧，因而对自己的言行未能稍有收敛。他随孔明南征北战几十年，最终被孔明杀害。

看来，魏延是刘备集团内部争议很大的人物，他深得刘备的器重，又深为孔明所嫉恨。刘备看到的，是一个有主见、有谋略、勇猛好胜的忠诚将领。而孔明看到的，是一个爱出风头、爱发牢骚、具有反叛精神的危险分子。应该看到，孔明的看法代表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和人才观念。例如，魏延在长沙时，韩玄就“怪其傲慢少礼，不肯重用”（第五十三回）。吴主孙权亦曾当着孔明使者费祎的面评价魏延说：　“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若一朝无孔明，彼必为祸。”（第一百二回）孔明死后，魏延与杨仪在前线武力相争，两人同时向后主表奏对方的反情，朝廷一时真假难辨，但蒋琬、董允等高级官员却一致认定魏延反叛。看来，不管魏延自己如何，社会对他没有多少好的评价，因为他的人格与民族意识相忤逆，为社会所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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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1）

无视本分亡于“超前意识”——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魏延人格的悲剧所在。魏延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又富有谋略，他是三国时期难得的人才。一员大将未死于敌人的刀枪下，却屈死于已故上司的残害，实在是一种悲剧。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祖先曾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制定了尽善尽美的规章法典，每一层人都有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这样的社会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未来的千秋子孙要想保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只要去在已严密成型的规范系统中找寻适于自己身份的部分，努力循规蹈矩就足够了。那些想凭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人，必然是对规范系统的挑战，是对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因而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在这个民族里，人们少想问题、少思考、安守本分，就能保证过上太平、舒服的日子，那些爱提意见、喜欢吵吵嚷嚷的人，实在是人心难测！

社会存在不同的集团，但人们要参加哪一集团，应该只作一次性选择，否则，今天属这家，明天投那家，这岂不反复无常吗？“忠臣不事二主”，由此推来，事二主的不是忠臣。比如魏延，昨天从蔡瑁手下投了韩玄，今天杀了韩玄来投刘备，敢保你明天不杀了我孔明去投曹操？本来，人们应该办事稳妥，“事需三思而后行”，但魏延办事无所顾忌，他雷厉风行，想到做到，这种风格实在有悖民族精神，包含有危险的因素。一个勇猛的武将，不能有独立人格，不能雷厉风行，否则，他就是没准的“定时炸弹”，将其迅速排除，是领导人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保险、稳妥是干事业和做人的首要准则，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准则。

社会集团内部分为为君的人和为臣的人，他们之间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为君的可以对为臣的随心所欲，掌握其生杀予夺之权；而为臣的人在领导的意志面前，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他应该按照领导人的所想去行动，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规范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永恒和谐，避免了双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是非纠纷，解决了社会关系的一大难题，足显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根据这一独到的意识观念，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说：　“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可以对身边的人没有根据地散布魏延“久后必反”、“素有反相”等坏话，甚至可以当着魏延的面说他“脑后有反骨”，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尽管这样，但孔明的言辞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这是领导应该享有的权力。魏延是为臣的人，他本应该尊重领导人的上述权力，平时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谦之心，示俯首听令之意。但他对孔明的指挥不是怏怏不乐，就是满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领导人还要高明。他越出为臣的本分，对上司提意见、消极对抗，这不是一种反叛情绪么？炎黄子孙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热血！维护祖宗血脉的纯洁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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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2）

魏延在前线听知孔明已死、大军将由杨仪率领撤退回国的安排后，对尚书费祎说：　“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我自率大军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第一百四回）他认为应当由杨仪扶孔明灵柩回川安葬，大军由他率领继续伐魏。魏延竟想把丞相和国家分开看待，似乎丞相死了，国家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他毛遂自荐，情愿自掌兵权，大概想改弦更张，大显身手，完成领导人的未竟事业。他的观念非但没有古老的民族精神为基础，反倒与这种精神相抵触。两种观念的碰撞，胜利的一方必然要求对方付出人身代价，以此向社会和历史昭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

孔明要公开杀掉魏延，魏延应该伸首就刃才皆大欢喜。魏延即使不是一个俯首就命的人，那也无碍于事。尽管魏延智勇兼备，以一个死孔明对付一个活魏延还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孔明是领导人，在他们生存的这片古老的山河上，身后影响深远。

第一，是非判定的权威性。比如，当魏延从前线表奏杨仪造反时，朝中吴太后就断言：　“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领导人的是非观念已造成了众人的思维定势，孔明常向众人说魏延的坏话，到危急关头，谁还能相信魏延呢？

第二，“临终嘱咐”的神圣性。杨仪在向后主的奏表中写道：　“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依照旧制，不敢变更”，“今魏延不尊丞相遗语，……”杨仪的表奏在朝廷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因为他声明自己是在谨守丞相的“临终嘱咐”去行事。同时，马岱已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假装支持魏延，潜伏于其身旁，准备等待时机，斩杀魏延。在与杨仪的较量中，魏延在客观形势上已处于明显的下风。

第三，指定接班人的正统性。杨仪表奏一到，蒋琬就认为，杨仪“为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非背反之人”。董允亦认为，杨仪“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均见第一百五回）魏延在前线曾向费祎提出要替代杨仪掌握兵权，率军继续伐魏，这公开违背领导人生前的人事安排。费祎一回朝廷就向后主面奏了魏延的反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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