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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入冀州。袁绍到冀州后，在一次冲突中斩杀了与自己作对的耿武等人，任自己部属田丰、沮授等人分掌州事，尽夺韩馥之权。韩馥被逼出逃，袁绍终占冀州。

磐　河　之　战袁绍本想占取冀州，大概是患于兵马粮草之乏，难于强攻，转而采纳了智取的方式。针对当时诸侯割据、混战不休的局势和韩馥懦弱无谋的特点，他一方面策动公孙瓒同攻冀州，另一方面向韩馥密告“公孙之谋”，玩弄这两手，他挑起了韩馥与公孙瓒的矛盾，自己又在韩馥处佯做好人，骗取韩馥的信任，诱使其作出“引虎入羊群”的蠢事。袁绍未动刀枪，即占有了富饶的冀州之地。

上述策划使袁绍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极大的利益，但也产生了两种消极后果：　一是公孙瓒求分冀州不得，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被人愚弄的感觉，他率军与袁绍战于磐河之上，兵连不解，虽然最终被朝廷说和，但也使袁绍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二是袁绍见利忘义，对韩馥恩将仇报，较大地损伤了自己的政治信誉。曹操煮酒论英雄时，评说袁绍是“见小利而忘命”（第二十一回），信有其据。然而，在军阀混战、恃武逞强的东汉末年，袁绍智赚冀州的不义之举当为常见之事，其政治谋划中的利益所得还足以抵偿其所失。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一部分》

无断

袁绍为十八路诸侯盟主时，是他领导才能的大亮相，但袁绍在做盟主时并无多大作为。当鲍信与孙坚被董卓手下华雄战败时，袁绍便向诸侯问计，自己没有了主意。他的弟弟袁术对先锋孙坚不发粮草，坑害孙坚，他听而不闻。董卓劫持皇帝，从洛阳迁都长安，曹操建议乘势追袭，袁绍却担心“诸兵疲困，进恐无益”。后曹操追袭董卓而回，当面责备袁绍说：　“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第六回）讨伐董卓没取得任何结果，他就与孙坚为争夺传国玉玺而闹起了矛盾，带头搞内部纷争，致使讨卓联盟解体。

曹操曾和刘备议论天下人物，刘备佯称袁绍为英雄，指出了他的突出优势：　“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谓英雄。”曹操尖锐地指出：　“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第二十一回）其实，刘备和曹操分别指出的是袁绍的不同方面，曹操坚持从个人品格上考察人物，他对袁绍的评价是中肯的。袁绍出身高贵，社会交往极广，地理位置优越，手下人才济济，这都是事实，但袁绍表面厉害实则没有胆略，多于筹谋却无所决断，而且，他不能吸引自己的部下为实现远大的目标而努力，而喜欢为区区小事斤斤计较，外在的优势与内在的劣势相比较，后者终归是长久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这决定了袁绍集团必然是没有前途的。

袁绍开始进攻曹操时，声势浩大，但兵至黎阳，就驻扎不前，正如曹操所料：　“陈琳文章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第二十二回）操见绍兵不图进取，＇奇‘书‘网‘整。理提。供＇于是挥师进攻刘备，备求救于绍，让其夹攻曹操，谋士田丰也建议乘操东征刘备、许昌空虚之机，直捣曹操老巢，这确是千载难逢的战机，但袁绍却因幼子患疥疮的原因，不肯发兵。儿子生病能成为放弃战机的原因么？如果有人以“色厉胆薄”来解释这次不肯发兵的真正原因，认为袁绍内心深处畏惧曹操，不愿决战，而以儿子生病作为推托的理由，这种解释恐怕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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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

袁绍在做诸侯盟主时，向大家宣告纪律说：　“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第五回）他一开始就让弟弟袁术总督粮草，这大概是有点“内举不避亲”的精神吧！但袁术出于私心，在军粮上坑害孙坚，二人闹了矛盾，这时袁绍却没有站出来说话，“有罪必罚”成了一句空话。袁绍初见刘备，听公孙瓒介绍了刘备的功劳与出身，即命刘备就坐，对刘备说：　“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第五回）华雄搦战，无人可敌，关羽阶下请战，他一开口就问关羽身居何职，知道关羽是县令手下的马弓手，他却在考虑“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及等关羽温酒斩华雄后，他的弟弟袁术反要将关羽、张飞这些“县令手下小卒”赶出帐去，他一言不发。还是曹操暗中使人抚慰，而“有功必赏”的宣言被袁绍本人忘得一干二净。看来，袁绍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官爵显赫，因此他对人所看重的方面，也是其出身和官职，人的功过在他眼中是不足道的。

谋士田丰曾评价袁绍说：　“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第二十一回）袁绍确是这样一位不念忠诚的领导人。刘备一度归顺他，合力攻操，但当刘备提议要去说服刘表联合攻曹时，他竟当众表态：　“若得刘表，胜刘备多矣。”（第二十八回）关羽曾为曹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文丑，颜、文二人跟随袁绍多年，屡建战功，是他身边的心腹爱将，二人阵亡，未见他有任何悲痛的表示。而当刘备提出为他招降关羽时，他竟高兴地表示：　“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第二十六回）至此，人们不禁要为这样的领导人而伤心：　作为领导人，如此地鄙视部下，鄙薄阵亡将士，难道忠诚的人在自己的心中没有一点地位？难道活着的部下会不因此而寒心？袁绍不念忠诚，不念功劳，公开鄙薄阵亡将士，与曹操对典韦的一再祭奠形成鲜明对照，这是造成他部下离心离德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官渡出兵前，沮授就把自己全宗族的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　“吾随军而去，胜则威无不加，败则一身不保矣！”（第二十五回）因之尽散家财，与家人诀别。在袁绍手下干事的人没有起码的安全感，他们多被袁绍所忌，落得个可悲的下场。这样的领导人指挥军队，不打败仗才是天大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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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智

袁绍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未能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用以将部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又不注意与部下的感情联络，致使本集团缺少以领导人为中心的向心力，而绍本人对人有内忌之心，且是非不明，故而使部下的相互陷害与袁绍的轻信谗言互相加深，结果本集团内讧不止，为敌所乘。

袁绍曾派颜良为先锋进攻白马，沮授向绍指出颜良的性格缺点，认为颜良不能独当一面，绍却回答：　“吾之上将，非汝等可料。”（第二十五回）这似乎是用人不疑，实际却是不知人而用之，尤其是他听到建议后不是去对颜良勉励告诫，而是责备沮授，似乎是沮授低估了颜良，这等于挑起颜良对沮授的不满。颜良出兵被关羽斩杀，时刘备为袁绍的座上客，绍听沮授之言，欲杀掉刘备，备以“天下同貌者不少”为理由，认为杀颜良者未必关羽，绍闻言指责沮授说：　“误听汝言，险杀好人。”（第二十六回）文丑被关羽斩杀后，绍听郭图、审配之言，又要杀掉刘备，备向绍指出了曹操的借刀杀人计，绍又指责郭、审二人说：　“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袁绍在对待刘备的态度上摇摆不定，这尚可以勉强谅解，但他在刘备面前指责谋士，实际上挑起了自己部下之间的不信任，制造了内部矛盾，可以想像，袁绍这种做法是导致他的部下互不团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渡之战前，袁绍集团的内部关系已相当复杂：　“将士各相妒忌，田丰尚囚狱中；沮授黜退不用；审配、郭图各自争权；袁绍多疑，主持不定。”（第二十七回）连袁绍待为上客、许诺为之报仇的刘备也谋求脱身上计，这样的战争还怎么个打法！后来，许攸、张郃、高览先后降曹，均是集团内部互相陷害、领导人又轻信谗言的结果。而袁绍身后子辈兄弟互相攻打，正是袁绍生前集团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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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败绩

官渡之战是袁绍领导能力的总表演，他的领导行为的诸种缺陷在此得到了集中体现。

第一，关于出兵时机。曹操东击刘备时许昌空虚，袁绍以幼子之病相推托不肯出兵。曹操一举击败刘备，回师京都，刘备投奔袁绍。这时，绍对备讲：　“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兴兵。”（第二十五回）出兵进攻敌人，所要选择的是战机，哪能舍掉战机单纯考虑季节冷暖？袁绍的决定受到田丰的反对，田丰主张等待战机再次出兵，袁绍答应考虑田丰的意见，官　渡　之　战

又去询问刘备，备回答说：　“曹操欺君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第二十五回）袁绍表示赞同，遂进军白马以攻曹。事实上，刘备对他所讲的只是出兵的理由问题，袁绍却用出兵理由代替出兵时机，且以“春暖”为出兵借口而不择战机，这就潜伏下了失败的祸根。

白马战役失利后，他退兵武阳，按兵不动，等听到曹操封孙权为将军，曹吴关系密切时，凭感情冲动就起兵七十万攻曹，发起官渡战役。官渡之战溃败后，他急于复仇，聚得二三十万人马，仓皇迎战，复有仓亭之败。实际上，曹操封孙权为大将军，用心是要拉拢孙权，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对抗袁绍。袁绍在敌方力量未壮大之前按兵不动，敌方力量一壮大，反倒出兵攻击，高明的领导人是绝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仓亭之役，兵势衰弱，士气不高，又准备不足，出兵的形势里就包含了可能失败的全部因素。郭嘉评价袁绍，说他“好为虚势，不知兵要”。看来其评价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战役中的用人。袁绍手下的谋士武将很多，连荀彧都能说出各人的特点，在一次与孔融的论辩时，他说：　“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可，可一战而禽（擒）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但袁绍本人根本没有想到对手下的人作一基本的估计，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白马之役分别派颜良、文丑单独领兵敌操，结果兵败身亡。在官渡之役的决战前夕，田丰被囚于狱中，许攸被逼投曹，沮授被锁禁军中……

曹操在战前曾派兵劫袁绍之粮，这已引起了袁绍对屯粮重地乌巢的注意，他派大将淳于琼等领兵驻守乌巢。淳于琼性刚好酒，到了乌巢，整天与诸将聚饮，操兵攻陷乌巢时，他正醉卧帐中，不及御敌，结果粮草被操军尽行烧绝。看来，袁绍对自己部将的性格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避人之短是调兵遣将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

第三，军事上消极防御，受敌调遣。在战役的关键时刻，许攸捕获了曹操的催粮信使，知操粮草已尽，建议袁绍分兵袭击许昌，乘操回兵救应时两路首尾相攻，击溃操军，这真是主动出击、出奇制胜的妙计，但袁绍却认为书信所言是操的诱敌之计，拒绝主动出击，这样，袁绍把自己的军队放在了消极被动的地位。

乌巢粮草被烧时，袁绍召集文武各官商议救援，张郃主张立即援救乌巢，郭图主张乘虚劫曹操军营。这时，袁绍派张郃领兵五千劫营，派蒋奇领兵一万往救乌巢。他这一军事步骤不能出奇制胜，又有诸多失误：　其一是两个拳头打人，不能集中使用兵力；其二是两路军马甚少，无异以卵击石；其三是力主援救乌巢的张郃却被派往劫营，这样，劫营主将的信心必然不足。结果，袁绍两路军马失利，军心动摇，加之乌巢粮草被烧，败局已几乎不可挽回。

曹兵得胜后，故意扬言要分兵两路攻邺郡、黎恫，切断袁兵归路，袁绍急忙各派兵五万救应两地，曹操乘袁绍兵动时分大军八路齐出，袁军四散奔走，不可收拾，彻底溃败。这里，袁绍判断失误，被敌人所调遣，迅速失败已在所难免。

第四，是非不分，逼反部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是军事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但袁绍却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轻信挑拨，猜忌部下，把自己的部下逼到敌人一边去，削弱自己，壮大敌人。许攸向袁绍献计未被采纳，这时去后方催粮的审配来信反映许攸过去在冀州的“经济问题”，并汇报许攸之子侄已被收监。袁绍见信后大骂许：　“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第三十回）许攸觉得自己子侄被害，无颜复回冀州，准备拔剑自杀，被身边人劝住，投奔了曹操，向曹操献了乌巢断粮之计，后又献了决漳河灌冀州之计，均获成功。张郃、高览二将曾被袁绍派去劫曹军营寨，因为对方早有准备而失败。出兵前与张郃有意见分歧的郭图怕张郃回军后追究是非，就在袁绍面前诬陷说：　张郃、高览见主公兵败，心中必喜。原因是“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击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损折士卒”（第三十回）。袁绍即派人召二人回来问罪，而郭图却先让人告知二将说，回来将被袁绍杀头。二人只好去投曹操。袁绍兵败回冀州途中，对他出兵时未听田丰之谏表示后悔，而前来接应袁绍的谋士逢纪却诬陷说：　“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　‘果不出吾之料！’”（第三十一回）袁绍竟信以为真，派人持剑先往冀州狱中杀掉田丰。

袁绍作为最高领导人，在这些事情上的直接失误，一是没有调查研究，听信一面之词，甚至不给被诬陷者以申辩的机会，二是对部下追究责任不选择适当的时机，因为即使是许攸果有经济问题，张郃卖阵为真，也应在战役结束后再作处理，绝不该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自己不能控制张郃的时候就要给予处理。袁绍对这些事件的间接责任，一是他平时不能用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部下的思想，致使他们各怀私心，互相拆台和诬陷，二是他对部下没有基本的信任。

官渡之战集中暴露了袁绍低劣的领导水平。然而，袁绍一生的重大失误并非到此为止。他败退冀州后，准备选定接班人，由于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几个谋士各为其主，因而他对此事一直踌躇不决，下不了决心。他既不愿按照传统的接班方法立长子袁谭为接班人，又不能在对三子袁尚有所心许的情况下逐步收缴袁谭的兵权，保证袁尚地位的稳固性，结果在他死后，两个儿子鏖兵相争，先前的派系斗争公开化，袁谭甚至勾结曹操为外援。这种内部纷争被曹操所利用，导致袁绍集团彻底覆灭。

袁绍性格的一个最大弱点是对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有时候似乎是下了决心，但行动起来又摇摆不定，这实际上还是信心不足，决心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当年在朝廷为司隶校尉，在何进手下干事时，却是表现得非常果断。灵帝死后，宦官准备作乱，他挺身而出，点御林兵五千斩关入宫，引大臣入内，扶立少帝。他曾向何进建议对宦官斩草除根，一再劝告何进乘军权在手时下手，认为“此天赞之时，不可失也”。（第二回）他为诛宦官也曾提出过召外兵入京的错误建议，但并未显出动摇不定的性格。当谋杀宦官的事情败露后，他劝何进不要冒险入宫，何进不听劝阻，决意入宫，他与曹操带剑护送。何进被杀后，他即时诛杀宦官，平定叛乱。董卓谋废少帝，大臣无人敢于反对，惟袁绍挺身抗争，拔剑相对。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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