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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游击 表哥的故事（第1页）

一

母亲在世时，曾经跟我说过，她在云南有个堂兄。

母亲堂兄的儿子，我们叫作表哥。大姐见过其中的二表哥，经常给我说起。说是在云南，已经是港商，但常住在昆明。我往来于滇西北道上多年，穷在深山，生怕去叨扰富贵的远亲，因而一直未去拜见。

后来昆明的一家媒体偶然访谈了我，发表出来被表哥看见，他知道我在大理，便要我借道昆明时，一定去家里小酌。我先是抱着礼节性拜望的意思去的，两手空空，在大街上见到了我素昧平生的二表哥。但见六十岁的他，一身休闲装，大大咧咧，腰圆膀粗，步履生风，完全看不出一点老态。他把我带进他的私立艺术学校，不卑不亢地落座，一杯清茶，两弟兄完全不像是平生的初见——直接就开聊了……

他的父亲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儿。我外祖父抗战期间驻守昆明时，他父亲是副官。他的外祖母是湖北天门的华侨，二战时，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随着英军撤侨的军舰，从非洲穿过亚丁湾来到印度，后来经缅甸回国。就是在昆明的湖北同乡会上，我外祖父将我表哥的父亲介绍给了他的母亲，才有了他们一家几姊妹的诞生。

表哥行二，上有一兄，下有俩妹。我坐牢时，他和其父去见过我的父母，但我现在已经见不到他的父母了。我们两家各自在这个时代的遭遇，也可谓异曲同工，各有各的悲辛艰难。那一夜我们哥俩由茶到酒的长谈，至今想来，仍觉心底的哀婉悱恻。而我和他，则似乎是这个庞大家族中，最为相似的两个后人。我们各自的野蛮成长、惊心动魄的青春游历，竟然也是那样的令人血脉贲张……

二

抗战胜利凯旋之日，我的外祖父作为邱清泉的黄埔同学兼参谋长，并未跟随邱部转赴东北内战。他接管武汉警备之后，表哥的父亲（我应该叫大舅父）也随之留在了武昌法院，那时，他的家人仍旧还在昆明。武汉易帜前夕，我外祖毙命于鄂西道上。表哥的父亲一看大势不好，也急忙卸甲赶回了昆明。

表哥的母系，是一个很庞大的华侨世家。他的外婆育有众多子女，分别在南非、欧洲、印度、香港、越南和缅甸经商。龙云在昆明起义前夕，表哥的母亲和外婆，就动员他的父亲带着全家逃亡。他们完全可以经由越南到香港，他母系这一支人是见多识广的商人，也习惯了这种乱离生涯。但是，他父亲却觉得共产党不至于为难他们，遂阻止了大家的再度迁徙。

新政权初夺天下，各地都会马上招募识文断字的人为其服务。表哥的父亲进入了供销社，短暂学习之后，分配到曲靖乡下。昆明是和平解放，前国军人员最初并未立马清算，因此他躲过了1951年的镇反运动。但天下底定之后，众多的国民党官员未能撤往台湾，很多进入了新政府任职，其中也不乏潜伏分子。于是在1954年，又开始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内部审干和肃反运动。

这一次，我这位大舅在劫难逃，被捕入狱。经过一年多的严审，最终发现他只是文员，并无血债，于是放出来继续就业。但是，随着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兼并开始，社会出现了颇多怨言和对立情绪。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

同年4月，公安部报告说，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暴动；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于是，中央指出，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

于是，史称“第二次镇反”的运动又开始，表哥的父亲再也难逃天罗。所幸，老实巴交的他只是被捕判刑，没有绑赴刑场。

三

那时，表哥和他的哥哥跟着父亲在乡下生活，他母亲则带着两个妹妹在昆明求生。两个屁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父亲，更不懂得如何去找母亲联系，几乎在乡下饿死。他哥哥不得不学着偷鸡摸狗，勉强和弟弟饥寒相依。等到他们的母亲得到传言前来接他们回城时，两个孩子已经浑如乞丐，浑身爬满了虱子跳蚤，饿得几乎气息奄奄了。

表哥的外婆和母亲，原本是牙医世家，且是华侨身份；虽然新中国不让他们个体执业了，但是最初好歹没算太受迫害，安排她们进了公私合营的服装厂工作。他的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儿女，靠着过去的积蓄，勉强支撑着这个濒危的家。但是她开始深深地怨恨丈夫——他们本来可以出国尊严生存的。为了孩子们不受歧视和牵连，她选择了和狱中的丈夫离异。

就这样，表哥一家颤颤巍巍地熬到了“文革”爆发。当昆明开始出现大规模打家劫舍般的查抄运动时，他母亲把他外婆和多年珍藏的细软，一起送到了乡下他的小舅舅家里。有一天，十几岁的表哥独自去乡下看望外婆，忽然发现舅舅家遍地狼藉。他顺着邻人的指引来到操场，看见人群正在批斗他的外婆，而舅舅则被捆绑着吊在篮球架上。他看见从舅舅家抄出来的所谓珍宝，竟然更多的是他们家在民国抗战时，响应政府号召，在海外购买的爱国公债。这是他们华侨世家的拳拳之心，摞起来高达两尺的债券啊，民国没了，无人偿债，但是他们终究也舍不得扔下的这些象征性的财富，现在竟成了他们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罪证。

年少气盛的表哥，实在不忍看外婆和舅舅的惨状。他号叫着冲进人群，强行解开舅舅的绳索，和前来干预的红卫兵对打起来。人群大乱，乡下的红卫兵对这个省城口音且来路不明的青年略存畏惧，而乡民们则颇多同情他们一家好人，两厢拉扯起来，舅舅便带着外婆逃离了混乱的现场。

他拼命冲出重围，引着追兵往铁路上跑。他不知道乡村乱象的出路何在，只知道沿着铁路，他还能跑回省城，跑回那个在革命时代风雨飘摇的家。

四

其实，乱世中的家，皆如危巢。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初中即将毕业的表哥，已经被编入上山下乡的名册。外婆和舅舅，实在无法再在那个小城苟安，这时也逃来了昆明。看着各地遣返逃亡“五类分子”，合家商议，只有把外婆偷渡送往缅甸的姨妈家，才可能逃过这一劫难。

可是从昆明到缅甸，必须要经由边城瑞丽。而那个年代，此行一千几百公里，坐车也得五天，更不要说进入边境必须经过几道边关，没有合法证件根本难以成行。表哥决定自己去探路，而这是他也从未踏上过的冒险之旅。

在过去子女多的家庭，往往总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许是艰危岁月的玉汝其成，我这位二表哥十几岁开始，就已然胆大妄为敢想敢干了。他独自跑到知青安置办死缠滥打，坚决不肯去原本安排的版纳方向，而要去更为艰苦的瑞丽县。安置办被他搅得无法安宁，只好改派他去这个边境小县。他拿着户口和一百元的安置费，直奔百货市场。他异想天开地买了几十双解放鞋，包在一个被子里就上路了。

楚雄、大理、宝山、瑞丽，百二河山昼出夜伏，他抵达那个非常小的边城时，几乎身无分文。他没有去当地的知青办报到，而直接去了边境线上的一个乡镇赶集。那个年代，边民们赶圩都是随时可以跨越国境的，而缅甸的山民则多要到中方来购买各种日用品。表哥的解放鞋正是当年缅胞的时尚，很快就以两倍多的价钱一扫而空。一百元变成三百元，在那个年代，他顿时俨然腰缠万贯。

他去知青办寻求安置，该主任按规定，要把他分到一个知青部落。而他的目的是要帮外婆偷渡，当然继续坚持要求去边境线上的一个寨子落户。主任坚决不允，他反正死活不去，每天到知青办闲坐扯皮。实在无法，某日他跟踪主任的孩子放学回家，然后一脸坏笑地对主任说：我也不下乡了，以后就负责接送你家的孩子。主任实在担心这些省城来的坏小子无恶不作，只好妥协，将他分配到了他想去的那个山寨。

那时的多数日用品，都是要凭票供应的。知青安家，可以去知青办领票购置。他几乎一天劳动没干，就成天往知青办跑。今天要一点烟酒票，明天要一些布票肥皂票，拿着这些票证就去购物，转手就去集市上倒卖。这个华侨后裔，似乎天生财商超人，十七八岁就精明多智，精打细算着自己好逸恶劳的青春生活。

五

完成越境的踩点之后，他给缅甸的亲戚去信联系接应。他转道昆明，带着外婆和小舅舅，一路晓行夜宿穿州过府，终于绕过多道边防军的关卡，顺利进入缅甸，将外婆交给了那边的亲戚。

但是那时正是缅甸排华风潮严重之时，那边的亲人也无法提供生存的机会给他们两个男人。想到在国内所受的迫害和歧视，回去也毫无前途，于是他们干脆就在边境线上的佤邦，参加了缅共游击队。

关于缅共反政府游击队的来历，而今很多人已经迷糊。实际情况是1948年缅甸宣告独立，但缅甸共产党力量微弱，被仰光政府打压驱逐。缅共内部矛盾斗争加剧，分成了红白两派。红派学习苏联，日渐衰败，到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而白派领袖德钦丹东学习中国，在缅甸南部建立了武装力量。50年代后期，由于不抵政府的军事打击，这支队伍退入中国，被中国政府安置在了川黔两省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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