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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第1页）

那个7月以后我在科尔曼还活着时只再见过他一面。他自己从没有告诉过我他上学院以及后来在学生联合会给他儿子杰夫打电话的事。我得知他那天在校园里，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他——无意间地通过一间办公室的窗口。那人是他过去的同仁，赫伯特·基布尔，当基布尔在葬礼上的致辞即将结束时，暗暗提到曾见过科尔曼缩回到北大楼背阴的墙壁后，明显地是为了某种基布尔不得而知的原因，将自己躲藏起来。我得知电话的事，是因为杰夫·西尔克，他在葬礼结束以后跟我说话时提了一下，但足以使我明白电话的内容根本不在科尔曼的控制之中。我是直接从纳尔逊·普赖姆斯口里得知科尔曼曾在给杰夫打电话当天早些时候造访过律师事务所，而那次访谈，和电话一样，以科尔曼厌恶地大发雷霆结束。在那以后，普赖姆斯和杰夫·西尔克都再也没有和科尔曼说过话。科尔曼不回他们的电话，也不回我的电话——原来他什么人的电话都不回——以后似乎还关闭了答录机，因为过不多久当我试图与他联络时，铃声只顾一个劲地响个不停。

然而，他正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并没出走。我知道他在，因为在两个多星期里打电话一直不见回音后，8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天黑后驱车过去查看过。只有一两盏灯亮着，但，果不其然，当我绕过科尔曼家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时，车熄了火，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面——车停靠在起伏不平的草坪尽头的黑色路面上，从装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木板房开着的窗户里飘出阵阵舞曲——那将他带回斯蒂娜·帕森身边和战后萨利文街地下室的调频台周六晚间的节目。他在里面，正和福妮雅一起，相互保护着对方，不受任何外人的侵扰——彼此，对对方而言，构成了整个世界。他们在里面跳舞，很可能光着身子，超越人世的苦难，置身于一个植根于世俗欲望的非凡的天堂里，在那里他们的结合是一出他们倾注生命中所有的愤怒与失望的戏剧。我记得他告诉我福妮雅曾在他们共度的一个晚间的余晖中对他说的话，尽管那时他们之间已经交换过无数的话。当时他对她说：“这不仅是性。”可她却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不对。你都把性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性。别假装是别的什么把它搅混了。”

他们现在是谁?他们是自身可能的最单纯的版本。个体的精粹。凝聚成激情的一切痛苦。他们也许都不再为事态发展成这样而感到后悔。他们安全地置身于厌恶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他们已冲出曾经堆积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生活中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们，生活中没有东西令他们激动，生活中没有东西犹如此刻的亲热那样消减他们对生活的恨。这两个根本不相似的如此不协调地在七十一岁和三十四岁上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谁?他们是与之联手的灾难。和着汤米·多西的乐队和年轻的西纳特拉温柔的低吟，他们两人一丝不挂地直接舞入一场狂烈的死亡。世上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画上句号：这就是他们的做法。现在已没有办法让他们及时停下脚步去做个了结了。

倾听着从路那边飘来的音乐，我并不孤单。

当我的电话得不到回应时，我自以为是科尔曼希望和我断交。出了什么差错了，我想，友谊突然中断时，人人都会这么想——特别是一个崭新的友谊——我应当负责，倘若不光是为了说过什么不谨慎的话或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深深地惹恼或得罪了他，那么就是因为我本身以及我的职业的缘故了。记住，是科尔曼先来找我的，因为他不现实地希望说服我写那本说明学院如何杀死他妻子的书，允许同一位作者窥探他的私生活恐怕是他现在最不想要的事了。我不知道除了下列的结论，我还能做何解释：他对我隐瞒他和福妮雅生活中的细节，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让他感到比他继续对我吐露心声要明智得多。

当然，当时我并不了解他身世的真相——这，我是在葬礼上明确得知的，所以我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猜想我们在艾丽斯生前的若干年里从未谋面，他不希望与我交接，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离东奥兰治不过几英里的地方长大的，是因为我对那地区不止是一般的熟悉，可能非常了解，或非常好奇，以至于动手细究他在泽西的根系。倘若我原来曾经是奇斯纳医生业余拳击班上的纽瓦克犹太孩子中的一个，事实上我的确是，不过那是四十六和四十七年前的事，当时西尔基已不再协助医生教授像我这样的孩子正确的站姿、步伐和挥拳，而是拿军人补助金上了纽约大学。

事实上，他撰写幽灵书稿期间与我交往，的确冒了很大的被揭露的风险，一个愚蠢的风险，在几乎六十多年以后，原来，在他以白人身份参加海军以前，是东奥兰治中学黑人学生第一名，来自默顿街男孩俱乐部的，在泽西周边参加业余拳击赛的有色人孩子。在仲夏时分将我甩掉无论如何是有道理的，即使我无法想象其中的原因。

好吧，谈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个8月的星期六，由于孤独，我驾车前往探戈伍德，去听次日音乐会节目的公开彩排。距离我将车停靠在他屋外的那一天已过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怀念科尔曼，怀念曾拥有一位密友的经历，于是我想加入那小小的星期六早晨的听众群。他们已经占据了为彩排搭建的音乐棚的四分之一坐席，其中有来度夏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系的访问学生，但多数是年长的观光客，戴着助听器的人，拿着望远镜的人，乘公车到伯克夏作一日游，翻阅着《纽约时报》的人。

或许是由于我竟然迈出门槛四下走动而产生的奇怪感觉——那种成为一名社会人（或装出有社交性的人）的瞬间经验，或许是由于我突发奇想，将听众中老年人当做起程者或被逐者，正济济一堂地等待乘着音乐的翅膀从老年过度实质性的圈地中飘逝，无论如何，在这个科尔曼生命中最后夏日的风和日丽的星期六，音乐棚的确使我不断联想起曾经一度伸进哈得逊河的多孔敞开式码头。犹如早在远洋轮还停靠在曼哈顿时的那种宽大的钢结构码头此刻似乎从水中被抬了出来，巨大无比的身躯向北延伸一百二十英里，毫发无损地安置在开阔的探戈伍德草坪上——一次在群山环绕的新英格兰的高大树木和辽阔草原之间的完美着陆。

当我走向一个我所瞟见的单人空位时——靠近舞台的寥寥无几的空位之一，尚未被人丢件运动衫或夹克以示预留——我继续思索着我们都正一道向着某个地方进发，并实际上已经抵达，而且已将一切都丢在了身后……突然之间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准备聆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排练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夫耶夫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已。音乐棚底下是夯实了的褐色泥土地面，再清楚不过地提醒你，你的椅子植根于结结实实的大地；在这所建筑的顶端歇息着鸟类，它们的鸣啭在乐队演奏间隙的沉重的静默中传入你的耳鼓，燕子和鹪鹩忙碌地从山脚下的树林里飞过来，然后又嗖的一声飞走，没有一只鸟胆敢如此飞出诺亚漂浮的方舟。我们距大西洋西岸约有三小时的车程，但我却不能摆脱那种双重感觉：既置身于我所在的地方，又已被推了出去，与其他的老年公民一起，驶往一个未知的神秘水域。

思考着这种起程时，在我脑海里盘旋的是否仅仅是死亡?死亡以及我自己?死亡以及科尔曼?或者是否是死亡以及一群人，一群尚能如同夏令营度假者似的在乘坐公共汽车来来去去之中觅得快乐，然而，作为肉体凡胎，又是一个由敏感的肌肉和温暖的红色鲜血构成的实体，只被一层最为稀薄、最为脆弱的生命与泯灭相隔离?

当我到那儿时，彩排前的节目刚刚结束。一位活泼的讲解员，穿着运动衬衫和咔叽布裤，站在空着的乐队椅子前，向观众介绍他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曲子。他用录音带为他们播放着小段拉赫玛尼诺夫，并且声情并茂地讲解着交响乐的“神秘、韵律的品格”。在他讲完以后，观众开始鼓掌，这时有人从两侧出来，揭开定音鼓，开始在乐谱架上摆放乐谱。远远地在舞台的一侧，又出现两名抬着竖琴的舞台工人，随后音乐家出场，他们一边三三两两地信步过来，一边相互交谈，个个都跟那位讲解员一样穿着休闲装——一组双簧管手穿着灰色带风帽的运动衫，两名大提琴手身着退色的莱维，小提琴手不分男女穿的都好像是由芭娜娜公司制作的外衣。指挥架上他的眼镜——客座指挥西尔久·康米西奥纳，一位年事已高的罗马尼亚人，身着圆翻领套头衫，一头白发，脚穿蓝色帆布登山鞋——孩子般懂礼貌的观众又一次鼓掌，这时我看到科尔曼和福妮雅沿通道走过来，寻找两个紧挨在一起的位子。

音乐家们，即将从一群似乎是无忧无虑的度假者转化为一台强大、流动的音乐机器，他们各自就座，开始调音，这时，这对情人——高挑、面孔瘦削、金发碧眼的女子和匀称、英俊、灰白头发、不如她高却比她老得多，但仍然以轻快的体操运动员的步伐行走的男子——正朝我前面三排远、右边离我二十英尺的两个空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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